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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某一学科核心概念的建构往往有着不容忽略的意义，从积极层面看，真正有创造力和包容性的概念不仅仅可以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而且可以诱发许多问题意识（problematics），或者至少如人所言，“问题的初步整理才能使新的研究前景真正从‘迷雾’中显现出来。”① 而实际上，这样的论断也不乏实践先例。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然也有其简单化等缺陷，但其独特的贯穿性意识和“有机整体”切入点的确让后继的文学史写作呈现出一种另类又鲜明的书写景观，尽管较多史著对“有机整体”的拿捏操作仍然比较粗糙。比如，尽管将台港澳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大范畴内，但内在的关联、互动、补充等意义仍未充分得到彰显；或者，在百年文学史的大帽子下，并未找到合适的主线贯穿，而让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更多流于历时性材料堆积等等。 回到世华文学或者区域华文文学研究上来，有关命名也引人注目。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框架下，以板块切割似乎成为一种逼不得已却又自然而然相当流行的趋势。比如北美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欧华文学等等。但令人担忧的是，在这种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的背后，是否也隐藏了某些权力因素？ 而在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看来，“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2}但惟其如此，对某些概念的命名确实有认真清理的必要，否则流弊也可能演化成“规律”，后患无穷。 本文则聚焦于东南亚华文/华人文学概念。世华/区域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学科，本文的目的显然不是在于梳理其流变史，而是关注其指涉的合法性/合理性及背后的权力话语/逻辑。为此，本文主要分两个部分：1、从概念内部看回归文学自身的吊诡；2、后殖民视角批判：命名的权力吊诡（以詹明信为例）。 一 迷思与吊诡：以文学的名义？ 如果对“文学”字眼儿展开进一步的限定，在限定词与“文学”之间可能存在如下两种关系：1、相辅相成；2、对立统一。但不管怎样，如果让一个术语发挥应有的效用，在限定词与“文学”之间必须实现内在的整合，其中心仍然指向文学。 １、如何“东南亚”？ 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作为限定词的“东南亚”指涉了什么？当它和“文学”结合后，又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1）政治内涵。东南亚，从政治层面进行论述，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创立于1967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亚细安）。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东南亚地区国际组织，也称为东南亚国家协会，简称东盟，它是该组织英文名称“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直译；新、马通行把其英语缩写ASEAN音译为“亚细安”（或“亚世安”），该组织由下列10个成员国组成：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当然，更加详细的介绍可以参照其秘书处的官方网站http://www.aseansec.org/。 该组织致力于东南亚本区域的各个层面的团结协作、互利互惠。政治上，为维护区域团体利益经常进行密切的磋商。而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区域内部的互助则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亚细安在经济层面的整合比较明显，比如在旅游方面，新加坡在自己的旅游特色介绍之外，还非常清楚地顺带提及了整个亚细安的旅游状况，{3}显而易见，在亚细安成员国的心中往往包含了区域整体的概念。 （2）历史观照中的地理/地域或概念。东南亚作为一个地理所指，可能在本土人心中拥有比较长的历史，所谓东南亚，就是今天的东盟十国所连缀的地理区划。但是，在研究层面，尤其是有关东南亚整体历史的撰写则显得相对较迟，或许要首推霍尔（DGE Hall）的《东南亚史》。{4}自此以后相关整体论述的著述逐渐增多。 因此，在《剑桥东南亚史》看来，“东南亚”这个概念当然是现代的和外来的。东南亚人虽然也知道他们在地区、种族和文化方面的一致性，但他们一直到了近期（二战以后，朱按）才获得东南亚认同。{5} 在今天的语境内，作为东南亚的地理名词则当然指向了亚细安十国所并成的地域意涵。但是，政治认同固然相对容易培养，而真正的、实现了整合的文化认同之形成则相对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宗教、种族等各方面的差异和冲突从未间断。 （3）文学研究实践。整体上看来，迄今所言的东南亚华文/华人文学中的东南亚，大多呈现出地理概念。我们不妨举例论之。如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就指出，东南亚华文文学就是指新、马、泰、印尼、菲律宾、老挝、越南、文莱、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华文文学，“从广义上看，也涵盖了日本、朝鲜华文文学。”{6} 刘俊的处理手法稍微不同，他基本上是以不同国别的华文文学累加成东南亚华文文学。即：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华文学+马华文学+泰华文学+菲华文学+印华文学+老挝华文文学+越华文学+缅甸华文文学+柬埔寨华文文学+文莱华文文学。{7}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部分考虑到了个体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如果不是文字游戏的话。 而到了后继的论著中，有关限定也就更加清晰可辨。如王列耀在他著述的《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中就将此概念推进了一大步。 首先，他以东南亚华人文学取代了东南亚华文文学，虽然此种做法同样有不足之处，{8}但是，好处是大大拓宽了原定义未能指涉的他度语言个案/群体文学。 其次，他将此概念分为广义（指涉整体）、狭义（部分）两层。广义的概念包括了“东南亚华侨文学”、狭义的“东南亚华人文学”和“东南亚华裔文学”以及土生华人文学等等，其评判标准恰恰围绕宽泛的华人概念（或血缘、或文化认同等等）；狭义主要指向了生成于20世纪50-70年代前后的东南亚华人文学，它们分属于所在国文学，不再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支流。{9} 当然，如果从东南亚本土华人的立场来看，一些文学活动也会以“亚细安”的名义开展。如亚细安各国在文艺方面的合作，就表现为：连续出版了“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丛书”（如陈博文编《亚细安散文集·泰国卷》，曼谷：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编委会，1994）；举办“亚细安文学奖”（如骆明主编《亚细安文学奖1996作品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8）；编选亚细安散文（骆明 骆宾路编《亚细安散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1996）、小说（如黄孟文主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3）、译丛（如依沙拉·阿曼达军等著，沈逸文译《大地儿女》，新加坡：新雅出版，1979）等等。但是，如果考察这些活动中的内在区域特质关联，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更多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文学表述、联欢活动，而并未真正实现区域华文文学的特质融会。毋庸讳言，东南亚华文/华人文学在指向某区域华文文学的代称时，可以作为一种合法的权宜。这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在“名”与“实”之间，必须存在一种隐然又井然的秩序对应，否则就是名不副实。我们实在有必要探究在“东南亚”与“文学”结合后指向的终极点与合法性问题。 2、“文学东南亚”？ 文学东南亚的命名虽然不至于像“纪实小说”此类命名如此吊诡重重、张力十足，但是，一旦将权宜强行升格为必然/本质后，其内在的吊诡也同样无法遏抑。 （1）命名谬误。 正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文学东南亚的命名的确彰显出一种“意图谬误”，尤其当我们考虑到以东南亚作为文学区域特质进行论述的实践单位时，这种谬误更加显而易见。 一般而言，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区域特质的整体描述称得上正确的，往往是一些安全的废话或曰陈词滥调。比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其文学发展和政治的变幻（比如排华浪潮）密切相关等等。显而易见，这些所谓“特质”往往是不证自明的。如果回到其他特质描述时，往往有许多值得仔细品鉴之处，有些甚至自相矛盾。比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经历了“侨民文学”到所在国文学的演变一说。大致而言，这句话没有大问题；但仔细推敲起来，也要注意其中的细致/微妙。如马华文学固然经历了上述演变，但和新华文学（华、英、巫、淡米尔语的文学书写都属国家文学）不同的是，它并非国家文学（马来文学一枝独大），而只是（或不得不是）一种族群文学和语种文学。 同样，类似的宣称东南亚华人文学形成了鲜明而又独特的区域华文文学色彩{10}，也值得商榷和仔细考究。如果本土性/本土特质仅仅指向了咖喱鱼头、椰浆饭等物质性书写，这固然是拥有了浅层的本土色彩，但如何鲜明与独特？换句话说，如何书写与海南岛不同的椰林？ 但是，如果将本土性进行分层，包含了本土色彩、本土话语和本土视维{11}的话，那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有很大比例国家中的华文文学书写根本就谈不上具有中层的本土性。比如文莱、印尼、柬埔寨、老挝等国中的华文文学是否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本土特质实在令人疑窦丛生；而且，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对他们的华文文学书写知之甚少。 同样，此类术语命名由于内在连贯性的断裂，也可能导致更多问题并发：如分期的尴尬、本土话语形成的差异、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生产影响的内在程度不同等往往遭到漠视乃至忽略。比如，当我们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框架下进行文学分期时，自然就显得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公仲的《概要》中将此文学分为三个时期：1、19世纪以前的移民时期文学；2、1903-1955初创时期的侨民文学；3、1956年至今的当代移民华文文学。{12}这样的划分和论述都可谓问题不断：比如为何是1956年？1957年马来西亚立国，1965年新加坡建国，新马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区域中最强劲的文学创作场域/集体，在文学史分期中为何没有得到呈现？ 第3个时期中所谓的当代移民文学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只占极小的份额，而本土的文学传统、留台/旅台文学等等才是主流，如此说来，这样的分期和命名又有何意义？易言之，当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大框架下，各个国别的华文文学差异性远远大于共性时，我们有何理由死守“文学东南亚”的不堪一击的权宜堡垒？反过来，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整体时，一旦从特质层面切入，其合法性何在？ （2）并置的尴尬。某种层面上说，王列耀的《隔海之望》作为后起的论著有其优越性，它能够部分避免前述论述的吊诡。比如，它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区域文学本土性的逐步形成与发展。但问题在于，在文学东南亚的大前提下，它仍然无法避免另一种吊诡———并置的尴尬。这尤其体现在该书第三章“故乡 实体性与精神性的两个家园书写”里。 哪怕是在本土/原乡的相对统一的张力关系论述标准下，东南亚华人文学的区域特质在实际上也是散乱的、分裂的（如果从某一角度看，我们承认有的话），所以王的处理方式是分节并列：第一节菲律宾；第二节马来西亚；第三节新加坡；第四节印尼。而即使在每一节中，对资料的占有和分配也有其巨大的限制，尤其是在新马华文文学中，所引用的资料相对寥寥可数，其代表性也因此大打折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逼不得已的并置本身就指出了宏大命名中内在整合的破产。 当然，如果我们探究这种吊诡的背后要因，对具体的本土文学缺乏了解是致命的。{13}所谓“无知者无畏”，当对所研究对象缺乏基本的具体可感的认知和理性沉淀时，宏大叙事作为对内在虚弱的遮蔽和理论可能的支撑就被摆上了台面。比如类似的论文可谓比比皆是（以2003年的某些期刊论文为例）：《世界性、本土性与中国性———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冲突》（《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东南亚华文生态中的女性写作》（《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华族身份意识的转型》（《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等等。在表面的宏大叙事下，我们往往可以找到相关论断的粗糙和武断之处。由于缺乏充分的第一手资料根基，相关结论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更多流于论者立足中国而对“东南亚”进行自我想象。问题的更深层意味或许不止于此，如果从后殖民视角进行思考的话，这种话语中却又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关系。 二 命名的权力吊诡 如果我们从后殖民视角进行观照，并将此问题深化的话，我们不妨首先展开对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詹姆逊）一篇重要论文《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14}的重读。 1、詹明信批判：权力吊诡。 在詹氏这篇宏文中，最为著名的观点则是他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观点，即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它们应当被当作民族寓言进行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关于个人（pri?鄄vate）和带有正当的力比多趋力（libidinal dynamic）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维度：关于个体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5}悖论的是，在詹明信这个论断中，却也充斥了类似的权力吊诡。 一方面，这篇论文首先批判了“第一世界”中的美国人对自我中心以外的文本阅读的人文素养的贫困，因为他们对非现代（unmodern）的第三世界文本缺乏同情心。同时，他也以“了解之同情”的姿态比较了不同级别的世界文化性质的差异，并号召人民以宽容和理解的姿态认识不熟悉的“寓言视野”（allegorical vision）。 但发人深省的在于问题的另一面。在詹明信的术语描述中可谓吊诡重重。如“第三世界文学”概念，尽管他宣称这个概念是临时性的（provision?鄄al），但其界定却也同样限定了不同国家文学的差异性，使不同文学发展的历史被吊诡地“非历史化”。同时，这种提法也或多或少打上或强化了二元对立的烙印。 詹明信还指出，他是在“本质的描述意义上”（in an essentially descriptive sense）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的，但它同样也忽略了描述动作背后可能的权力机制运作和话语网络。如人所论，“‘描述’在殖民话语(colonial discourse)中一直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它通过组装起一种庞大怪异的描写机制，在种族学、小说、摄影、语言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描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住所、我们的冲突和欲望、我们的政治、社交和性。”{16}而将问题说开去，20世纪法国思想大师福柯恰恰是在他《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非常细致入微地考辨了对临床医学演变中“描述”背后的知识配置变化的过程。{17} 同时，詹明信在其中所提及的非经典文学（Non-Canonical）概念也隐含了可能的身份认同以及权力话语。对目标读者（target reader）主要是美国人的詹明信来说，“非经典”可能是意味着阅读习惯和判断的差异，但在更幽深的思考暗影中却又彰显出詹明信第一世界思考模式的优越感。 综上所述，詹明信有关第三世界文学/文本是民族寓言的理论一方面彰显出他放眼世界、积极为他者（The other）发声的良好初衷和实践；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不具备充分合法性的第三世界文本代表者，他同时也部分压抑了他者，微妙地暴露出第一世界立场的优越感和盲视。 2、反省区域华文文学研究：回归文学自身。对詹明信术语进行后殖民视角批判的意义不是孤立的，它同样要求我们要深刻反思自身对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研究的姿态、实践和意识。不容否认，在我们论述世华/区域华文文学的实践中，廉价表扬美学和信口开河编造等恶性惯习往往暴露了我们的既居高临下又曲意谋生策略。 首先，为杜绝此类恶习，要尽可能将自我本土化，努力剔除此研究领域中的大中原心态（Sino—centrism）。不仅在文本解读上灌注更多了解之同情，而且更要对相关文学自身及其社会语境的各自发展与内在关联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能够以精当术语进行概括，自然才显得水到渠成。反之，单纯为术语而术语，将术语阐明为产生理论知识的基础，宣称它具有建构知识对象的活力，那么，这不仅仅是对术语本身的误解（misconstrue），也同样误解了它所指涉的世界。{18}从此意义上说，大陆学者对区域华文文学本土的有意/无意误读和詹明信的论述一样存在着后殖民意义上的权力抒发、心态和张扬/压抑吊诡。 其次，要发掘独特而深刻的问题意识。目前中国大陆相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论著/论文大都缺乏良好的问题意识，对国内外的文献掌握和综述缺乏必要的展开，所以宏大叙事成为一种主流恶俗学风。而实际上，这样的知识生产更多是制造文字垃圾。死死抱住东南亚华文/华人文学的概念而不深入广泛地开展文本细读和批评，由此导出的区域特质结论往往变成两类垃圾话语/论断：1、无关痛痒、正确无比的废话组合，实际上这些论断基本上是区域华文文学研究的常识和入门结论；2、 经不起推敲、漏洞百出的空话，因为随便几个相反的个案就可以推翻类似结论。在我看来，相关研究必须是扎扎实实立足于丰富文本、仔细探寻个中内在关联，从而书写出掷地有声的论文。 不难看出，“文学东南亚”类似的命名当真正进入到区域华文文学特质层面时，往往显示出合法性不充分/甚至匮乏的态势。同时，在这种腔调的背后也隐喻了文学研究政治中权力关系和霸权/中心心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对吊诡的相关策略的缺席或狼狈失位。针对上述吊诡，笔者以为，以国别为基础进行的命名可资借鉴。有论者曾经指出新马华文文学的区别/界限———政治的版图如何成为文学的版图。“关于新马文学的分家，当然我并不是说从1965年8月9日那一天开始，不能说从那一刻起，大家的情感就立刻分家，只是说从那一天开始，大家都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政治的版图其实也是文学的版图。”{19}当然，其中需要处理的细节是，1965年以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并不分家，论者一般统称为马华文学，它并不能完全以政治切割作为文学的判断标准。 同时，考虑到术语的严谨性，笔者建议，以国别为基础之上，同时也要利用“华”（Chinese）的歧义性（华，既指华文，又指华人），所以相关区域文学就变成了“X华文学”，如马华文学，新华文学、泰华文学等。这里自然包含了华人文学和华文文学的双重指涉，避免了单一的片面性。 ______________ ① 钱理群 黄子平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②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③ 在新加坡有关旅游的网站上，它同时指出，“亚细安各国虽都位于同一个区域，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秀丽景观。亚细安各国深受游客欢迎，您何不前来体验这里绝然不同、富刺激性的事与物？”而且给出了相应链接：http://www.asean-tourism.com 。具体可参“非常新加坡”的网站：http://www.visitsingapore.com/pub?鄄lish/stbportal/zh/home/getting_around/touring_the_region/asean_tourism_-_unlimited.html。 ④ DG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55). ⑤ Nicholas Tarling（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中文译本可参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１页。 ⑥公仲《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55页。但实际上，《概要》的广义定义实在令人莫名其妙，日本、朝鲜的华文文学从地理上划分也应该是东亚文学，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划入东南亚；而且，本土华人也很难认同这一点。 ⑦ 刘俊：《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风貌和区域特质》，见氏著《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107-122页。 ⑧ 黄锦树早就坚持并主张类似观点，但这种定义同样也忽略了其他族群（尤其是异族）以华文书写的创作，或者至少是可能性。具体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唐山出版社，2004）辑三中国性与本土性。 ⑨ 王列耀：《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10} 刘俊：《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风貌和区域特质》，第115-116页。 {11} 此种提法具体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第3-21页。 {12} 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第456页。 {13} 不要说是由于出版发行原因很难看到新马华文文学读本，单纯就我们对马来西亚的大致状况都缺乏应有的常识性认知。比如在2005年出版的《隔海之望》第178页中，对马来西亚人口的数据统计至少是5年前的。如今的马来西亚总人口已经突破2600万（依据2005-09-08《星洲日报》，而非该书所言的1900万），华裔人口只占到大约24%，而非34%。 {14}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鄄tional Capitalism”, see Social Text, No 15, Autumn 1986, p.65， ｐ．88. 中译本可参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516-546页。本文则以英文版本为准，部分参考中译本。 {15}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鄄tional Capitalism”, p.69. {16} Aijaz Ahmad，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ee Social Text，Ｎｏ 17，（198８), p.3，ｐ．25.引文见第6页。中译本可参艾贾兹·阿赫莫德《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见罗钢主编赛义德等著，陈永国等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355页。引文见第337-338页。 {17} 具体可参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8} Aijaz Ahmad.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p. 4. {19} 吴耀宗语，吴耀宗/许维贤《与吴耀宗对谈：微型叙事：吴耀宗的文学野心表演兼其他》，见《蕉风》第490期，2003年6月，第67-72页。引文见第72页。 原载：《学海》2006/03 原载：《学海》2006/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