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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写文化”运动。这场与后现代主义有不解之缘的运动，不仅逐渐瓦解了人类学与文学先前的坚实的整体论，同时也使人类学与文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宪比较简明地概括了文学领域中的后现代表现，“他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1、事物本质永恒不变的观念受到怀疑。2、价值中立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突破显出来。3、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塑造我们关于世界、文学、文本和我们自身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语言的自然属性遮盖了其中包含的差异、阶级性。4、由于真理总是相对的，很多理论家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存在明确的人人认可的意义，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语境。5、相对主义观念的兴起。宏大叙事衰落，小叙事兴起。”① 台湾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它全力地感应着后现代，但在融合过程中也不忘把自身的特点悄然吸纳，自成一派风景。 一、游移的族群认同——回望的虚幻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区域。由于历史原因，它几次三番存于别国手中，形成一个移民社会。族群问题也一直是台湾文学中挥别不去的问题，可以说是一贯的母题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族群问题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书写形态。从日据时期的作品到国民党来台后统治的几十年间及国民党丢失政权后，族群问题的写作开始逐渐位移，也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微妙化。作者本身的身份也开始去单一化。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大批大陆居民迁往台湾，并掌握主要的政治权力，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地位，形成所谓外省人这一族群。外省人来台后使台湾的族群问题逐渐突显。在现今的台湾有四个族群：原住民、台湾客家人、台湾闽南人、外省人。在人类学中，族群一般被定义为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的一群人：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边界一旦划定，不同族群便在各自的阵营里观望对方、审视自我。游移的族群意识在书写族群这类主题时，主要表现是外省人对彼岸的怀想和思乡的愁绪以及在融入台湾后的种种离散情绪，还有本省人书写与外省人沟融过程中的冲撞。 (一)外省人书写：书写父辈和书写自身 从书写自身这个角度切入族群这个问题的作品不多，其中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弟兄们》为代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让从“眷村”走出的第二代重新拾起回忆，重新感受种种曾有过的忙乱与猜测，让对“眷村”有误读的人们看到一幅幅“眷村”生活画卷，对第二代“眷村人”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不啻是一则外省第二代成长后对于族群关系迷离的一种新辨析和呼告书。对族群问题的切入更多地是从书写父辈经历入手。早期的白先勇《台北人》中便是这样，他的作品中多个人物交织成回望主题，暂时性地居住的想望，时时回望彼时生活，将去台的第一代内地人似植物嫁接般最初的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描绘。世纪末这种情愫早已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嫁接状已经变成镶嵌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书写主体也发生变化：外省第二代已经逐渐成为这个领域主要写手。他们开始通过对父辈夹杂着乡愁、夹杂着青年梦的破碎而不能实现、根的遗失进行重新阐释，并在惘惘中有了新的自我对于外省人的认同或认识。①他们不仅书写着自己对于外省人身份构建的迷思与困扰，也开始构拟父辈们的曾经，期盼能从点滴的“蛛丝马迹”中获取恒久的坚定，再连接上自己存在的部分，找寻一种持续的脉络，但一切却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如骆以军的《医院》和郝誉翔的《饿》等作品。 骆以军的《医院》从“他”去医院探望干爹开始，寥寥话语中穿插了他父亲、干爹及其朋友们来台后的生活画卷、各自不同的命运。因为父亲的关系，“他”生活在父亲以及他“建”字辈的兄弟们中间。他会惊讶于他们之间纠结与拧不断的情谊，也一度模仿以为获得过，比如“他”和赵叔叔的儿子家华。他和家华可以畅快地编织故事，甚至为着虚构的故事情节制造一场无妄的火灾。他们看起来默契十足仿若父辈般，但那只是时间凝固下的一个片段，不是绵延。多年后与家华的相遇也不过是陌生人。这一切并非无迹可寻。相对父亲们，也因为父亲们，他们又宛如亲兄弟一般。他们是第二代，这不是他们能够选择决定的。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走进父亲们几乎闭合、封存得很好的记忆世界，但他们拥有开启的、流动的记忆存储系统。他们可以抽身出来，观望。“他”作为外省的第二代一面迫切地想融进父辈们曾生活过的共有空间，一面又不断追索着与父辈们的相似之处，但临到最后，其实是很早就发现“他”与父辈们的人生是绝无共通之处，他们始终生活在另一端，操着不太一样的语言，怀揣不一样的回忆“像鬼魂一样地陌生与遥迢”②。他们适时地拨散着身份带来的困扰与困惑，所以他们会利用多种途径消解迷团，进而会去探望“干爹”，这一举动是一种对过去世界、对岸世界积极的填充，还是一种想尽力完成心理拼图的努力。 郝誉翔的《饿》以一种带着奇幻色彩的父子(女)对话方式开始——父亲在电视直播中边做饮食节目边与电视机前的“我“的对话将读者带入父亲们的那个看似闭合的世界中。而开启这一切的却是生理上的一种需要——饿。他的父亲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饕餮”之徒，他仿佛是随着饥饿在不断迁移。但生理上的饥饿其实伴随着沉重的心理饥饿。他以为一旦生理饥饿能消除，那心理上的饥饿也会随之消逝，但是他却陷入如大柳面面汤一样的乡愁里。做食物的每一道工序都像他曾经踏过的每一个地点，形成一个个烙印，引得他怅然。他的命运伴着无以名状的饥饿感，换乘着不同的火车最终来到台湾。垂垂老矣，在新加的、旧有的、繁复的饥饿中渴望有人能倾听。但那个倾听者说：“爸，可是你根本就不应该搭这班火车的，如果你不搭，就不会到台湾去，也就不会有了后来的我。”③父亲极力地拉扯着“我”乘上那列火车，希望“我”能陪他一起熬煮那碗叫乡愁的汤，但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不需要迁移的，所以父亲那满是乡愁的烹饪节目被淹没在一大堆台湾现代美食节目中。“我”和父亲面对的不同的时空，“我”理解父亲，但不理解他执拗的乡愁。“我”需要面对新的饿。饿在小说中其实象征着的变化力量——国家之饿翻滚这渺小的个体之饿。 (二)本省人书写外省人、本省人——多重身份的游移 外省人第二代作家回望的姿态中掺杂了对于自身身份归属的探询，本省人与外省人相互观望中会有怎样的有意味的冲突与融合？本省人陈映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台湾现代文坛中陈映真是不得不提及的名字，他时常被称作台湾作家中的一个“异数”，他的本省人身份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的小说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在“三城记”小说辑台北卷的第二、三辑的压卷之作均为陈的作品，分别是《归乡》和《忠孝公园》。 《归乡》和《忠孝公园》都聚焦于台湾籍老兵，并以之展开的伦理价值探讨。《归乡》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描述的是一个台湾老兵返回台湾老家的故事。一般人印象中返乡题材主要是内地老兵返回大陆探亲。而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却是一个原籍台湾宜兰的老兵。他上世纪40年代征召入伍，来到内地助国民党军队攻打共产党。国民党去台后，他留守大陆。一直未能返回家乡。终于可以一了心愿时，却物是人非。他的双重身份(台湾人/大陆人；杨斌/苏世坤)并未给他带来多重理解反而频添许多不必要的烦扰。符号的变化也带来了质疑，连亲情也要在接受金钱利益的拷问。他所想抱拥的亲情被功利的财产分割切断，不被认同，无奈而感伤。还有大陆的那个家也促使他再一次返回原地，不能落叶归根。在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其实是相当幸运的，不像其他的台湾士兵在政治的操弄下终成炮灰，埋葬在大陆，永远回不了家。陈在描述这类人时笔调感伤而沉重，所以给小说一个较为鲜亮的结局：历经沧桑的老兵杨斌憧憬着携妻儿再次来台。在文末作者以主人公的口吻喊出了心声：“我会。下回带你大伯母，带小虎来。”④多重身份的不可兼顾，必然要失却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身份。台湾老兵选择回归到内地人身份，经历了从主到客，又从客到主，最终回到客的身份转换。《忠孝公园》的主人公马正涛、林标，他们在忠孝公园相识，短暂的交集后故事便沿着两个人物并以两条线索进行下去，依旧是过去与现今的交织。《忠孝公园》中的马正涛的身份更为庞杂：汉奸、特务、中国人、台湾人。他为了求生在这些身份中转移着。晚年果决地抛却了汉奸、特务的身份，但却永远也逃不出在往种种身份交汇而成的梦魇中。罪与罚的纠结，实践着戕人到自戕的因果循环。而另一个主人公林标，他兼具着替日打仗的台湾籍老兵、父亲、外公的身份。他的政治身份极大地影响了家长身份的完满。他对日本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既然曾替日本作战，日本是不会抛弃他们的，但答案早在那场战争中便已相当明显：不过是炮灰，台湾兵。他本可以以另一种心态去要求赔偿，但是他却陷入了一种可笑、可悲、无奈的情境中。而他急于寻求的家庭倚靠(孝)也让他落空——儿子已经成为流浪汉，再没寻得。最终，他无法奢求忠孝。主人公们相见的忠孝公园构成一种隐喻：忠——马正涛，但马正涛是不可能忠诚的，他在不断地保全自我中效忠着不同的雇主所以活在无尽头的恐惧中。孝——林标，他也没有获得他的孝。他一直在找寻那个做流浪者的儿子，他有些病态地认为对于日本政府的忠能抵消一些那不健全的孝和心底的悲哀。到头来却两者皆不得。忠孝成为强烈的反讽。 (三)华裔书写台湾人：新的域界、质的类同 华裔书写台湾人提供更为广阔的族群边界。如李永平的《望乡》。李永平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婆罗洲，成年后便来到台北——他想象的中国。这一经历使得他的作品多了几分异域色彩。《望乡》讲述的是二战时期被强迫卖到南洋作妓女的台湾女子，思乡却无缘也无颜回家乡，最终客死他乡的悲惨故事。作者以此类比自身无法淹没的离别感伤。小说中有一个纵横的时空组合：现今的台湾/二战后古晋城；台北街头/台湾寮。作者在异国异地的街头(台北街头)展开的一幅离愁画卷，感悟“芒草是台湾生命力的象征！”⑤芒草的隐喻，对应着来到台湾的移民。移民遥想着家乡，遥想着过往，遥想着似近似远的台湾。 二、都市化进程中的奏鸣——当下的真实 台湾不大，却早早地向都市化迈进着。在这一进程中，后现代思潮的不断狂放撞击，终形成了一曲变奏。光怪陆离中，无奇不有。哐铛铛的世界。没有太多政治关涉，人们抛却政治。所谓族群被遗忘了，人人不过是大都市渺小得可怜的一只爬虫，或者是黏着在都市之网上的蜘蛛，编织着意义匮乏的网。渴望着被发现、被倾听。在嘈杂中盲打盲撞。在这类作品里，欲望的书写已不再藏匿，身体欲望、女性自我意识的体认似陈设柜上的酒一瓶瓶被打开。像朱国珍的《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中的亚维侬和伊将(一个原住民)的对话，她告诉伊将：“我从来不谈政治。我喜欢谈艺术品。”⑥同性恋与爱滋病等边缘性题材也会在这一类小说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女性自我意识、身体观再塑造——主体性互换 女性情欲书写、身体观书写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有一大批作品问世，而且绝大部分作者为女性，形成一股女性书写风潮。在人类学中，这种书写称为“阴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它指的是女性的象征性表述，并克服当前语言结构中的霸权，“这种霸权不仅是阳性的，而且是绝对男权主义和族长制的”⑦。女性对于话语权的掌握，一定程度上消磨了语言、科学、宗教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阳性特征，从而还原部分在谎言之网中消失的真实的阴性特征，打破从前简单的二元对立，获得主体性地位。回到台湾文学中，这类作品也并不鲜见。作者们带着狂喜，充分地享用着阴性书写并释放其魅力。言语辛辣、颇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意！ 李昂的《带贞操带的魔鬼》讲述的便是一个女性参与政治的被迫与限制，及欲望的抑制的故事。女性在政治中的角色，自古就是一种摆设，在小说中也不例外。小说女主人公原是一位国中音乐老师，过着和美的生活。但这一切都随着丈夫“大炮”的被捕而改变。她替夫出征，接替丈夫成为“国大代表”，遂而进入政治圈。她按照选民想象的样子、形态生活着，起先是哀伤而后便是不可摧毁的坚毅。她以为涉足政治能够早些将丈夫从狱中救出，但这只是美好的想望。她就像接演了一场遥遥无期的戏码的演员，不自觉地抽空了自己。没有人关心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也把细碎的欲望深埋在心底，恪守着传统伦理价值。她被塑造成一个圣女，没有欲望、没有期盼的圣女，不敢开口言说自己的欲望，她只是一个男性身份、主体性、价值体系的参照体系。政治需要女性，但不需要主动的、攻击性的女性。愈到最后，女性只不过是男性在政治角逐中的—个筹码。政治中女性较于男性是弱势的甚至是无望的。就像小说的标题暗示的那样，政治是魔鬼，它把男性变成魔鬼，把参与其中的女性变成带贞操带的魔鬼。 而朱国珍的《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描述世纪末年轻的台湾女性完全背离传统的生活之道，狂放而奢靡，摆弄性，摆弄男人，而再也不见丝毫的温柔。像是极至的女权主义，同时也似带着种种省略的问号一骨脑地钻进了非理性的地洞里，重新建构着新新女性形象。女子亚维侬并不将性视作何等不齿或何等高尚之事，那只是一种需要，被满足便好。男性在她眼中不过是伙伴，有时甚至什么也不是。她没有紧紧依附于男性的欲望，在谈论男性时带着不屑、不羁。在故作镇定的背后藏匿着追问生存意义的巨大问号。亚维侬最终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并能决定所有国家的灭亡。她如何成为商人的过程被省略，这样的安排不啻是对男权社会极富意味的挑衅，甚至颠覆。 成英姝的《三个女人对强暴犯的私刑》相对《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情节近乎荒诞，语言辛辣。在小旅馆里，一个刚被释放的强奸犯潜入一个女房客的房间准备犯案，但被女房客打晕。女房客便和房东太太及其表妹开始商量如何惩罚这个强奸犯，最终将强奸犯阉割。在商量的过程中，三个女人时而害怕，时而惊讶，时而愤怒，在黑暗中也曾被唤起过短暂的情欲。虽然表面上看是对于一个犯人的刑罚，实际上最大限度扩充着男性的被看性，并反转着常态中女性被看的角色。最终实施的阉割，是女性对男性的统领地位的惊诧夺取。 (二)消费时代被解构的人生——物质奴隶的生成 在上个世纪末，消费主义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人们不断消费金钱、器物，也不断被金钱、器物消费着。如朱天心《第凡内的早餐》中的“我”。“我”这样的人群被戏称为“花子族”，把收入都投入到物质世界中。虽然主人公是女性，但是并不特指女性的状态，包括生活在这个都市下的男男女女。在消费时代很多人都会在一种物上找到寄托，不再寻求别的途径来获得救赎，并带着恋物癖般的神经质记忆着历史、演变。女性与钻石，男性与汽车、豪宅。对庞大、显赫的器物的追求仿佛已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这不过是人们欲望的另一个投递处，而这也是个没有尽头的追逐游戏。小说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这种新的都市畸变产物。 (三)边缘、弱势人群的书写——异中求同 近年来，对于边缘、弱势人群的书写在台湾文学中也逐渐增多。人类学一直对边缘、弱势人群抱有浓厚兴趣，能为文化的多样性提供更多的明证。在都市人类学中，边缘、弱势人群作为他者是其中较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人类学的研究企图还原其真实生活的同时，也力求为其去污名化。在台湾文学中，对边缘、弱势人群的书写作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这种做法，因此作品在展现边缘、弱势群体异质性的同时也展现人类的普同性，异中求同。这些边缘、弱势人群包括爱滋病人、同志、新新人类等。 1、爱滋病人、同性情怀——不可多得的包容 爱滋病人一直被污名化，一些人常常带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去看待他们，使他们退避到更为狭小的生存空间里。纪大伟的《嚎叫》就写了关于爱滋、同性情怀的故事，笔触平实而没有故弄玄虚。作者没有随意放大或缩小爱滋病人的生活实况，也没有设置一个温情脉脉的世界，只是一个实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误解，也有猎奇，但这些情感随着一本金斯博格的《嚎叫》诗集的辗转而逐渐消解。小说透露着这样的讯息：爱滋病人也与普通人一样生活着，被病痛折磨，没有所谓的道德批判，体现了不可多得的包容。 而对同性恋的书写主要从同性爱情的缘起、发展入手，他们或她们也有爱的苦楚，承载着关于爱情负担——那似墙一样的社会压力无形横亘在他们中间。在现代都市中，个体看似自由地选择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被强制于生活方式周遭的外界因素中。这种不太被认可的爱情更为缺失爱情存在的空间，常常窒息而亡。所以这类小说总会伴随哀伤、死亡。这类作品语言相对较为隐晦，并不似同题材的影视作品那样直露地将同性情感化归为性关系，更多的是在狭促的社会生存空间下细化，咀嚼爱情。他们的爱情中也有源自本身的困苦：恋情中的常态、爱的不可得。如钟文音的《一天两个人》、曹丽娟的《童女之舞》等。钟文音的《一天两个人》便讲述了一个男同性恋的情感故事。主人公陈瑜刚是一家报纸的助理编辑，从高中时就一直暗恋着合组乐队的主唱阿戚。但多年来，他一直将这份情感藏匿于内心，静守着阿戚的发现。上班后与阿戚的维系见面是每59天的约会。可惜的是，一个开始了，而另一个还未开始。静默中阿戚没有明白陈的用心。在生命中最后的一个59天的约会，阿戚死于一场车祸。陈为了赴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陈结束自己的生命后，不过是为废墟般的都市增加了些谈资。小说一面在叙说着同性恋爱的不可得的故事，一面叹息着如同沙粒般的个体的消逝。 2、新新人类——在迷离与清醒之间的涣散游走 新新人类在速度与激情的掩饰下，其实回避不了一颗空洞、虚妄的心。他们是yyy一代，后现代的孩子，带着明显的都市化特征。他们被诸如手机、Email等资讯填充躯壳、信奉及时行乐、抗拒规则，是利奥塔所说：“我们只是生活在感觉里，我们绝对不会去尝试获得意义。”⑧但在追逐短暂的快感后新新人类还是回归实在的情感中。如同朱天文《E讯》的主人公车狂崔哈，他信奉赛车手麦拉仑的理念：“没人能设想未来，人生太过无常。”他们把自己放置在一片空无中，停止思考，似电子人一样生活着。但生命中不仅有快感还有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和回避不了的情感积淀。虽然他们有撂倒神的勇气，但没有完全弃绝回归的途径。他们用力地消耗着生命。生命被不断简化成一个个符号，包括他们的名字都似一个个戏谑的符号：车狂崔哈、夜游女、火星红、粉闪橘、水母蓝、都市雅灰……就像车狂崔哈在狂放的速度飞跃中以为所有的琐碎的实在都会灰飞烟灭，但他却又不断担心夜游女，怕她出事。在空虚与默然中，新新人类还是在追寻一些恒定而稳固的东西。 三、写文化卷轴的展开——书写的共筹 根据人类学家克里福德的观点：写文化是指人类学中非客观性并通过文学性的描述、创造和虚构建立的写作。不可否认，文学文本也是写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接受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志这个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在文学作品中缺乏他们所追求的客观与真实。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客观与理性追求的转变却为文学作品加入到民族志行列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契机。 (一)文学作品中的他者 他者是人类学中一个令人着迷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学倚赖他者存活。他者是被建构的，其主体意义是被传递的。依据Schutz的观点，每一个主体都有其唯一性，但生活的世界却是每一个主体的互动，所以透过共同的生活为中介，主体可以交换彼此的洞察力。人类学研究的他者或许只是在空间距离上较远于文学文本的他者。而且文学文本中的他者也可能是“自我之中的一种无穷”⑨，也可能是从自我之中分裂出的再创造的产物。比如《医院》中的父亲们、《归乡》中台湾原籍老兵、《嚎叫》中的男同等等。 (二)作者的双重身份：潜在的民族志作者和潜在的文学作品作者 人类学有包打天下的决心，但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行动论者。它急促进入其他领域，同时也不忘及时地竖好边界。民族志作者们不认可文学作品作者是因为他们有一笔傲人的资本——一年的田野调查。他们会天真地以为文学作者是不做的。但这也未免武断。文学作品作者不会凭空书写，也需要积极地搜集素材，和某个资料提供者沟通，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他们也可能是很好的口述史的记载者。他们的田野点模糊但是也映衬着现今人类学中多点民族志的流行。另一方面，民族志作者被要求在文字的求真的同时也要求好的文笔。现今，文学作者与民族志作者变得相像。文学创作中娴熟的书写技巧、叙事张力掌控都是民族志作者应当具备的技能。 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创作该何去何从是值得人们追索的问题。台湾文学也是如此。如同黄锦树所说的“成熟期的作家大部分进入创作的空窗期，或间歇期，虽然还不能确定是有意的缄默。造成的直接的后果是，小说选集的作业面临技术上的困难”⑩。人类学借助后现代主义反思过往的理论，在一阵振聋发聩后，又再度回归。学术仿佛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圆圈，循环往复，万变不离其宗。缈缈然、坦坦然。文学与人类学在幽闭的空间里惺惺相惜，最终是否完成一种跨越。这种跨越来自哪里？这种跨越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是循环往复的么？会从后现代到后后现代再到前现代么？这将会是一种怎样的迁徙之途，整体整顿后出发去向何方？旁观者惟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边观望，边等待迷团的一一解开。 注释： ①黄剑波：《写文化之争》，《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②骆以军：《医院》，王德威主编《微雨魂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③郝誉翔：《饿》，王德威主编《微雨魂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④陈映真：《归乡》，王德威主编《微雨魂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 ⑤李永平：《望乡》，黄锦树主编《打个比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⑥朱国珍：《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王德威主编《第凡内的早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版，第98页。 ⑦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琳：《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2005年版，华夏出版社，第105-106页。 ⑧利奥塔：《后现代现状——一个知识报告》，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⑨罗伯特·莱顿：《他者的眼光》，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⑩黄锦树：《撕裂年代的小说》，黄锦树主编《打个比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81 原载：华文文学200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