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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大中华版图上，台湾“创世纪”诗社的诗歌历程，无疑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性的重力场，成为中国新诗在新的世纪的进程中，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与传统。一个民间诗社，在并不亚于大陆的各种外部环境(诸如意识形态暴力、文化转型困扰、工商社会迫抑等等)重重挤压下，能苦苦支撑五十余年，并创造了如此丰富而凝重的成就，显然是有一种不同一般的精神质量存在于其中的。两年前，在《创世纪》创刊五十周年之际，我为之撰写了题为《“回家”或创造历史》的纪念性文章(原载《创世纪》二00四年秋冬季号总140-141期合刊“创刊五十年纪念特大号”)，随后便一直在思考着能否从那种激情化的感想中，总结出一种可称之为“创世纪诗歌精神”的理论认知，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和发掘这一重要资源与传统。 一种带有价值指认性的理论认知，必得先确定这一指认的参照坐标是什么，即对何者而言它是如此存在且有其独立性的。作为大陆诗歌评论者，探讨台湾“创世纪诗歌精神”，自然要以大陆同时期的诗歌历史来作比较而言，否者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也一直认为，这种基于同根同源而不同道路不同形态的比较(包括大陆与台湾、大陆与香港、大陆与海外等)，或可称之为现代汉语诗歌之内部格局之间的比较，是远比中西诗歌之间的比较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比较更为重要的比较，也是更为切实和有效的一种比较。经由这种比较，我将我所认定的“创世纪诗歌精神”，粗略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并做简要阐释。 一 “现代版”的传统文人精神 凡长期关注和研究台湾现代诗并与其诗人有过交往的大陆人士都会发现，彼岸诗人从文本到人本，其精神气息比之大陆诗人总有所不同，其实说白了，就是多了一些中国传统文人和“五四”文学传统的遗风而令人心仪。这一点，在创世纪诗人尤其前行代诗人身上，有着特别突出的体现。 我们知道，奠定“创世纪诗歌精神”之基石的“创世纪”前行代诗人，大都有着军旅出身的背景，属于被痖弦称之为“饥馑边缘的战火孤雏、丧乱之年的流亡少年、当兵吃粮的小小军曹或低阶军官……把脚后跟磨破的一群，”① 而后又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现代文化人的身份转换，并在这种转换中，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且注入新的血液，将其提升为一种现代诗人的现代诗歌人格。由“兵”而“秀才”，由“秀才”而不失“兵”的“草莽性格与狂飙作风”，[1] 是“创世纪”诗人不同一般的诗性生命之特质所在。在文化/精神和家园/肉体的双重放逐中，在后来的台湾社会转型后的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与挑战中，能实现并执着于如此的转换，对于所有非此“族类”的人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我认为，正是这种转换中所形成的潜在心理机制——即俗话讲的“心气”、文言讲的“骨气”，决定了“创世纪”诗人诗歌精神谱系的基本点：以草莽求纯粹，以优雅化苦难，以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活动和天涯漂泊之独在的文化身份为终极归所，遗世而立，一种无奈中的超拔。 正如洛夫早在三十年前于《我的诗观与诗法》一文中所告白的：“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② 对“创世纪”诗人而言，诗，以及一切与诗、与文学、与艺术、与文化相关的事物，最初是“家”的转喻，是“文化原乡”的转喻，写诗便是“回家”，便是向“家人”和“故土”传递游子“归宗认祖”的心声和不甘沦落的志气。而当这种“传递”久久没有响应时，身处永远的“外省人”(对台湾而言)和永远的“老兵”(对大陆而言)之空前绝后的生存绝境中的他们，也就只有跳出“时局”，安心“诗局”，不再作“回归”或“还乡”的梦——从“伦理家园”到“文化家园”，再过渡到“诗歌家园”，惟以诗与艺术的创造安身立命，舍此再无其他。③ 这种看似无奈的选择，却暗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在这里，诗与艺术的创造，既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拯救；既是自我的拯救，也是一个漂泊族群在失乡、失根、失去身份归属后，挑战残酷命运而重获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拯救。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种拯救所惟一可汲取可凭恃的，只能是千古文人所秉承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飘飘何所是，天地一沙鸥”的精神传统——对于这样的传统他们并不陌生，那原本就是他们文化人格与精神生命的“基因”与“初乳”，可谓顺理成章，并最终成为20世纪下半的绝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包括“五四”文学传统的承传在内的“现代版”的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使“创世纪”的诗人们，得以将最初靠着彼此为诗的爱好而燃烧的体温取暖，转换为一个族群的精神殿堂，继而将荒寒无着的“回家”之路，转换为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风骨，使他们在后来左冲右突漫长而曲折的诗路历程中，得以在异质文化的侵扰下，自觉地恢复传统文化记忆的功能，追索汉语诗性的本源感受，将文人气息、文人学养、文人品格和“草莽性格与狂飙作风”一起注入现代汉语诗歌的创造之中，“终而完成一个现代融合传统、中国接轨西方的全新的诗学建构”［注5］，从而成为百年中国新诗发展中，一脉新的传统。 这是“创世纪诗歌精神”的 第一个层面，是他的内核，他的灵魂。 二，优雅自在的“纯诗”精神 “草莽出诗人，优雅化苦难”。这是多年前我与“创世纪”前行代诗人大荒先生的一次题为《丈量萤火虫与火炬的距离》的对话中[注6]，谈到“创世纪”前行代诗人之诗歌生命形态所共有的特征时，所得到的一点感受。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是苦难的，他们恒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在不同的错位空间、风景、梦的夹缝里伤失穿行，承受着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转位放逐之苦”。［注7］这样的苦难，两岸诗人都经受了，但在诸如“创世纪”这样更多了一重“外省人”和“老兵”的惨烈处境之磨难的漂泊族群这里，苦难的分量便更加沉重。然而，也正是他们，在苦难的承受与诗和诗歌美学的创造之间，找到了“优雅”的“化合剂”，从而始终能以纯粹的诗歌精神（本节标题中的“纯诗”一词即为此意的另一措辞方式而非诗学意义上的“纯诗”含义）与独立的诗歌人格，拓展开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歌道路。 必须要赶紧说明的是，这里的“优雅”，不是指诗的优雅或写优雅的诗，更不是指生活的优雅，而是指一种超越生存现实的迫抑和摆脱浅近功利诱惑的、优游不迫的创造心态。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一直误读了“愤怒出诗人”这句名言，也常常疏忘了鲁迅先生“峻急难成好文章”的深意；窃以为，有无“优雅化苦难”的心态，是决定诗人及一切文学艺术家，能否长久保持其纯粹的诗歌与艺术精神和独立的诗歌与艺术人格的前提。实际上，在最初思考“优雅化苦难”这一命题时，我也曾注意到一些不同于大陆的现实因素的影响。比如，包括“创世纪”在内的属于军人身份的台湾前行代诗人们，在退役之后（基本在中年阶段），大都有较优厚的“终生俸禄”（相当于大陆的退休金）为经济保证，可以过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若再有所兼职或别的收入，大概进入中产阶级的生活层面也不成问题。如此无忧的“经济人格”，再加上解严之后“政治人格”的无虑，似乎理所当然可以被认定为是形成其纯粹优雅的“诗歌人格”的底背，其实不然。一方面，比较于大陆诗人而言，在当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经济人格”与“政治人格”为何物的时候，我们的“诗歌人格”自是根本无从谈起。后来大家都多少恢复一点“经济人格”与“政治人格”了，却依然难以在“诗歌人格”上得以完善；总是避免不了意识形态化和社会化的困扰，总是携带生存、急近功利、充满欲望而心有旁骛，难得纯粹与优雅。一方面，仅就台湾前行代诗人而言，绝大多数在从事诗创作之后，便如香客般义无反顾地、一心一意潜心虔意地终生为诗“服役”，过起了“诗歌居士”般的日子，即或有优化“经济人格”与“政治人格”的机遇也毫不动心，且很多诗人的现实生活，也只能用“安贫乐道”而言之。对此，痖弦曾在同笔者的一次对话中谈到：“《创世纪》诗社和诗刊，一开始是哥们几个写诗的在一块玩一下，后来成了精神庙堂。没有发过一篇政治性的东西，非常纯粹而专注。在那样一个艰难污秽的世界里，这是我们最后的尊严，也是我们一生最有价值的贡献。那时大家写作态度非常纯粹，我认为你的诗没写好，你是我哥也不行。最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理论意识尚不成熟完备的时候，就有强烈的纯诗意识，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现在看来，真是很难得。”他同时还颇为感慨地说：“既然作诗人，当然就该从容一些、雍容一些。美的耕耘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要沉得住气才是，要带着一种理想的色彩才是。台湾的周梦蝶是这方面的代表，谁都没有他那样纯净和自足自在，从不想诗写作之外的事，多安稳，多富足，多幸福！如果这样的诗人多了，社会也才会投入更多尊敬的眼色，诗人和诗歌才会成为我们世界最美好的一道风景线。”[注8] 这便是何以“优雅化苦难”的根本因素之所在了——在“创世纪”以及和他们有着同样命运与同样志向的台湾诗人那里，诗与艺术的存在，既不是宣泄苦难的简捷通道，更不是任何可借做它用的工具，而只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栖居”的方式——既是生命理想的仪式化存在方式，也是生存现实的日常化存在方式；我诗故我在，我在故我诗，我的创造诗意人生的行走就是我的家、我的历史。由此，人诗合一，气交冲漠，与神为徒，澹然自澈，而静水流深。人生变得如此单纯。从黑发的青春到白头的暮年，所有的爱恨愁苦皆为一个“诗”字所“收容”，爱诗、写诗以及一切与诗的创造、文学艺术的创造有关的事，都有如“做功课”“做家事”一样去看待去“服役”，遂有持之一生而乐此不疲的“愚诚痴傻”，而“不能不叫人打心底里感叹：他们是把诗当作生命的一群，不管在外人眼中卑微或尊荣。他们是真正的诗的风格！”[注9]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此以“优雅”化“苦难”，并非如“鸵鸟方式”般的对待苦难，而是跳出时局深入时间、于更深层面反抗命运的一种方式。正如痖弦在品评老诗友丁文智作品时所指认的：“他的诗不是向时间下战帖，而是向时间递交和解书。他深深了解，人与时间的缠斗将无止无休，屡战屡败；虽败犹起，固然可以显出人的一种尊严，一种悲壮，但最终还是会败北下来。与其如此，还不如把时间给予人的种种，折磨也好，养育也好，通通吟之于诗，借着文学形象，把站在岁月面前进退维谷的自己解救出来。让时间时间他的吧，天地的仁与不仁，端看你如何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存在，又何尝不是一种温婉的抗议？以时间为师、为友、为敌的丁文智，乃是以诗的悲哀，征服时间的悲哀了！”[注10] 这是“创世纪诗歌精神”的第二个层面，是他的气质，他的品格。 三，多元开放的探索精神 跳出线性的“历史时空”，安心开放的“诗性时空”，新诗与生俱来的多元开放的探索精神，在“创世纪”诗人群体这里，遂得到切实完整的实现。这样的群体，“当在孤灯荧荧之下面对稿纸时，他们是绝对孤立的，个性俨然，各有面貌。但他们饮酒、海聊、或集会正式讨论诗歌问题时，他们的言说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注11]这种“一致性”，这种同质的诗歌立场，并非无门户之见或“小圈子”意识，而是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和以世界性为视野的眼光，长久保持前驱姿态，不断发扬光大真正可称之为“多元开放”的探索精神，并取得历史性的卓越成就。其实作为新诗的传统，多元开放的探索精神，本是所有有志于新诗创造性追求的诗人们共同恪守的诗歌立场。只是相比较于二十世纪下半的大陆诗歌界以及台湾其它诗歌群体而言，“创世纪”诗人群体的表现显得更为宽展也更具有超越性一些。 具体说来。其一，在诗歌运动方面，不是惟求新求变求先锋而不断革命、不断断裂的方式，而是以不断修正与承接的方式，化“先锋”为“常态”，寻“典律”于“探索”，有来路，有去路，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传统。纵观当代世界华文诗坛的各种诗歌运动，过于新潮前卫的，总是有去路没来路，那去路也便不会长久；过于传统保守的，总是有来路没去路，那来路也便失去意义。在这一方面，“创世纪”融“草莽性格”与“学院气质”为一体的探索精神与运动风格，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其二，在诗歌生命形态方面，以开放的心态，将孤独个体的生命体验与一个特殊族群的漂泊意绪熔铸为一，并有机地将其提升为一个民族在被迫承受的文化错位中，于“放逐”与“回家”的彷徨境地，以诗艺的探求和诗性生命意识的塑造作为回归精神原乡的表征的主体形象。尤其是，在身处异质的文化中国与异质的乡土台湾之两难困境中，在文化血缘与政治地缘的纠缠和冲突中，保持独立的族群意识和民间立场，于地缘中追寻血缘，在血缘中认识地缘，宁可自甘“二次”放逐，也不妥协于时代的拘押。置于今日时代语境去反思，又何尝不是一个超级隐喻，代表了整个现代人，在物质的暗夜，在科技理性的促迫中，走向精神漂泊之路后，如何找回自我和家园的一个预演？而这，正是“创世纪”诗人群体为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之生命形态，所提供的最为震撼人心的典型个案，也是其作为历史价值中最为闪光的深度结晶。 其三，在诗歌语言形态方面，较早摆脱各种主流与时尚话语的宰制，以世界性的视野，多元潜沉，强化基质，汲古润今，化西为中，求“现代”之异，不离“传统”之法，在现代性的诉求与汉诗语言特质的发扬之间，不断寻求可以联接的相切点，以强化中国人本源性的诗美感受。特别是在现代诗的意象经营上，惯于将古典诗歌中一些可利用的元素予以再造和融通，以涵纳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精神的深度基因，进而成为新的传统因子。在这一点上，“创世纪”诗人群体的有效探索和不凡成就，放眼二十世纪下半的新诗进程，大概难有谁可与之比肩而立的。 其四，在建构中国现代诗学传统方面，“创世纪”更是以一个小小的民间同仁诗社的力量，创造了独具特色、独备一格而雄视台湾进而笑傲世界华文诗坛的业绩。这里不妨沿用洛夫的总结：““我们在这五十年内，先从‘民族路线’具体化为‘新民族诗性’，再从掉臂而去反抱西方现代主义到‘修正的超现实主义’（或称中国化的‘超现实主义’），然后回眸传统，重塑古典，并探求以超现实手法来表现中国古典诗中‘妙悟’、‘无理而妙’的独特美学观念的实验，最终创设了一个诗的新纪元——中国现代诗。这不仅是《创世纪》在多元而开放的宏观设计中确立了一个现代汉语诗歌的大传统，而且也是正个台湾现代诗运动中一个不容置疑的轨迹”。［12］如此业绩的获取，应该说，坚持多元开放的探索精神，在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是“创世纪诗歌精神”的第三个层面，是他的状态，他的风度。 三个层面，一种精神——“失乡的人”不幸而有幸，从此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而漂泊中的精神世界总是任八面来风皆化为我有——这样的风度，这样的品格，这样的灵魂，不正是所有现代中国诗人们苦苦追求的最高境界吗？ 四，结语 在半个多世纪坚卓而超拔的诗歌进程中，《创世纪》一直由他的三位创始人张默、洛夫、痖弦共同掌舵领航，史称“三架马车”。 当年台湾诗坛曾分别给三位带头诗人送了三个雅号，称张默为“诗痴”，洛夫为“诗魔”，痖弦为“诗儒”。若按“儒”、“痴”、“魔”的顺序重新排列，似乎恰好可以借用来形容上述“创世纪诗歌精神”之三个层面：“儒”的灵魂，“痴”的品格，“魔”的风度。 隔岸论诗，借镜鉴照，我们自可发现，大陆半个多世纪来的诗歌历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缺憾，大概总与或多或少地缺乏这样的“灵魂”、这样的“品格”、这样的“风度”有关。诗贵有“心斋”，方不为时风所动，亦不为功利所惑，终得大自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真正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靠诗人的“心斋”养出来的。有大自在之诗心，方得大自在之诗歌精神。有了这种诗歌精神，落实于诗的创作，方无论质量高低，终不会做伪诗、假诗、赶时髦的诗，更不会为诗之外的什么去出卖自己的诗歌人格。近年由海外归来的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曾调侃性地表示过一种看法，大意是说比起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代文化人，我们在“长相”上先就输了一筹。这里的“长相”，无疑是指“精神气息”了。若拿此说法来看两岸诗人与诗歌品相，是否也有点意味深长的体悟呢？ 当然，那又是另外一个有待他论的话题了。 2006年9月 [注释] １， 痖弦：《创世纪的批评性格——〈创世纪四十年评论选〉代跋》，原载《创世纪》1994年9月号总100期“创刊四十周年专号”第214页； ２， 萧萧：《创世纪风格与理论之演变》，原载《创世纪》1994年9月号总100期“创刊四十周年专号”第40页； ３， 转引自《台湾诗论精华》（沈奇编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４， 《创世纪》诗人群体大都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既是诗人，又是其它艺术门类的专家或高级“票友”。如痖弦、管管的话剧、电影表演，洛夫的书法，张默、碧果的绘画等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其传统文人风骨的所在； ５， 洛夫：《〈创世纪〉的传统》，原载《创世纪》2004年秋冬季号总140-141期合刊“创刊50年纪念特大号”第28页； ６， 全文载《创世纪》1999年冬季号总121期； ７， 叶维廉：《被迫承受文化的错位——中国现代文化、文学、诗生变的思索》，原载《创世纪》1994年9月号总100期“创刊四十周年专号”第11页； ８， 引自笔者2004年6月在温哥华拜访痖弦先生时，于先生家中做题为《永远的红玉米——与痖弦对话录》之未刊稿； ９， 这是台湾中生代代表诗人陈义芝在为祝贺《创世纪》创刊4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在时间之流——〈创世纪〉印象》一文结尾处所发的感叹，亦可视为代表台湾中青年诗人对前行代诗人几为绝响的诗歌精神的感佩之声。全文见《创世纪》1994年9月号总100期“创刊四十周年专号”； １０， 痖弦：《一壶老酒，一小碟时间——读丁文智时间意识与诗友聚谈作品之联想》，原载《创世纪》2006年春季号总146期第153页； １１， 洛夫：《〈创世纪〉的传统》，原载《创世纪》2004年秋冬季号总140-141期合刊“创刊50年纪念特大号”第29页； １２， 洛夫：《〈创世纪〉的传统》，原载《创世纪》2004年秋冬季号总140-141期合刊“创刊50年纪念特大号”第28页。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