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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代表李冰书记对《张炯文存》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张炯同志多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致以深深的敬意。 张炯同志是我所敬重的文坛师长，几十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他以多方面的活动和著述，有力地参与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湖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张炯文存》，凝结了张炯同志几十年的心血，一套规模如此巨大的学术文集，充分显示了一个学者自身的学术分量，当然也体现了出版社的眼光和魄力。当我收到这份厚重的“礼物”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洋洋500余万言，纵横古今，史论兼备，从早期多种样式的文学创作，到后来体大思深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这部《文存》，不仅全方位地展示了张炯同志丰厚的学养和丰沛的才情，更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几十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走过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早在1948年，张炯同志就投身革命，50年代中期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参加了1955级同学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此一直致力于文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离休之后，仍然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辍跋涉，并在去年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这篇长文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在当代学者中，张炯同志是少数同时活跃在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这三个领域的全才之一，他一直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注重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观照创作，同时又对时代的新变化和文学的新现象保持着敏锐、热情的探索精神，这使他在上述各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做出了开拓性的建树。 比如，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张炯同志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古代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积极成果，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在《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等著作中，他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梳理、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实践与规律的总结，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也具有深厚的学理性、创新性。张炯同志为建构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参照。在文学评论方面，张炯同志一直满怀热情地关注和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他不仅是书斋里的研究者，还是文学现场的有力参与者，他不仅撰写了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更高屋建瓴、深入全面地解读评述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他的评论与读者、与作家是贴心的，呼应着时代的变革、推动着文学的发展。张炯同志既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从事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他的《新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由他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中国文学通典》《中华文学发展史》，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扩展了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架构。 张炯同志是一位理论家，也是一位实践者，当我们谈到他的成就时，不仅有摆在面前的这十卷巨著，他在文学研究和评论的组织工作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精力，他是一位公正无私充满智慧和热情的领导者，很多后辈，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包括我本人，都曾经得到过他的热情扶持和奖掖，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我相信，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将和他的著作一样持久。 十卷《张炯文存》，是属于张炯同志的，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份宝贵财富。这些浸润张炯同志生命和智慧的文字，体现着他执著追求的人生理想、道德情操、价值取向和美学原则，闪耀着历史承担的精神、科学分析的精神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值得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认真学习、传承、发扬光大。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是作家们辛勤创作的结果，也是理论家、评论家们不懈探索的结果，张炯等老一代理论家、评论家们筚路蓝缕的精神和业绩，将一直召唤着激励着年轻的学者、作家奋勇前行。 金炳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炯同志是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学者，也是著名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十卷本《张炯文存》的出版，是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理论评论界的大事和喜事，对于推动我国文学研究和理论评论工作，必将发挥显著的作用。 张炯同志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著名学者，他在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方面形成的学术品格和风格特色，我认为主要可概括为求真、求实、求美、求新。第一是求真，包括真心、真诚、真话。张炯同志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论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他以真诚、真挚的态度，坚持讲真话，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交流交锋交融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品格尤为可贵。第二是求实。研究和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立足文学实践。张炯同志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从作品本身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且文风朴实。第三是求美。张炯同志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理论上坚持唯物史观，追求美学理想，以真善美为标准评论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他曾说过，文学评论家应该是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追求者。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文学理论评论文章，不仅见解深刻，而且体现了文章之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第四是求新。一是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在他任主编之一的《中华文学通史》中，不仅反映汉族文学，而且反映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学，而且涵盖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二是不断阅读、关注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及时进行评论引导。三是爱护、提携、帮助文学新人，积极支持中青年作家评论家。 十卷《张炯文存》，代表了张炯同志在学术上的显著成就和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由衷钦敬。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是艰苦艰巨艰辛的工作，张炯同志扎实为学，不浮躁、不功利，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只要作协工作有需要，他都全力支持。作为中国作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张炯同志为推进文学理论评论事业积极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中国作协每年编辑出版《中国文学理论评论年鉴》。总之，张炯同志体现了一个优秀的学者和文学理论评论家的风范，体现了人品与文品的和谐统一。 翟泰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张炯同志是我敬重的具有较强文艺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我敬重的具有较深学术修养的文艺研究学者。作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界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在与众多资深的老一辈文艺理论家共事与学习的历史进程中，他不断地深入作家创作的实践，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调查研究各个不同时期文坛复杂嬗变的历史风云，以敏锐的洞见，仔细的观察，科学的辨析，深邃的思考，对各种文艺思潮和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解析，并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张炯文存》十卷的出版，涵盖了作者在半个多世纪中精心写作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学史论、文学史等学术论著和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他的文论和文史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多方面实践，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新的理论著作，也是追踪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发展史方面的重要论著。我读张炯同志十卷大书，达500万言，深为振奋，多有启示。我深信《张炯文存》的出版，对于文艺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引导文学艺术创作的正确审美导向，推动我国文学艺术健康向上，繁荣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历史作用。 《张炯文存》内容涉及中外古今。其中，《文学理论》卷，《文学史论》卷(上下)，文学史卷(上下)都从不同角度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实践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探讨，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了重要论证和深入论述。《文存》中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文学书简》《创作的思想导向》《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等5本论著以及有关中国文学发展的宏观性的系列论文，相当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在文学艺术理论方面的探索成就，值得人们认真注意和研究。 文学理论必须对古今的种种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张炯的《文学书简》45则，以书信的形式，言简意赅而又文笔生动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其论题涉及文学的历史，语言艺术的特点，文学形象的描写和典型的塑造，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文学与政治、法制、宗教、道德、哲学、美学的关系，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门类文学的特征，文学创作过程的技巧问题和才能、思维特点问题，文学创作方法问题，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接受中的鉴赏与批评问题等。《书简》引证赅博，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做了可贵的努力。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没有自己的特征和规律，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回答的最现代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实践所必须面对的根本性理论问题。张炯在他的文论中，致力探讨也集中于这方面。《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一书尤其集中地论述了包括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社会主义文艺与20世纪文艺新潮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与规律，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战略，双百方针与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文艺中的英雄形象塑造，社会主义文艺的民族化现代化，社会主义时期作家世界观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时期文艺题材的多样化，社会主义时期通俗文艺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等重要论题。全书立论全面，多有新见。 张炯文论的基础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在为《中华文学发展史》所写的《绪论》——《中国文学史的史观与分期及前沿问题》一文中，就系统地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以它作为研究文学史的指南。他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一书中，不但紧紧联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特征与规律，还坚定地申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历史巨变，我国走向一个崭新的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生活本身证明了张炯文论的远见卓识。我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从张炯同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一定能够汲取健康的精神力量，深刻地认识和走进这个伟大的时代，探寻活跃于人民群众中的心灵火焰，创作具有我们这个时代风格、时代气派的文学大作。张炯的文艺理论，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的学理特征，既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又科学论证，以理服人，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我相信这样的文论将会有恒久的生命力，必将有益于后来者。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张炯文存》十卷近500万字，这是张炯同志逾半个世纪从事文学工作的结集。它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作者早期所写的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作品，也包括作者所写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论、文学评论、文学短论和新中国文学史著作，还有他的学术讲演、访问记和学术年谱。可以说，《文存》虽然没有收辑张炯同志的全部文章论著，近年他有些重要的文章，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等，都没有收入。但《文存》还是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张炯同志的文学和学术成就。从他早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他是有文学才华的。可惜后来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没有继续往这方面发展。但创作的实践应该说也为他后来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既有《文学书简》那样比较系统地介绍文学理论知识的普及性论述，也有《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那样结合我国当代文学实践探讨社会主义文学规律的论著，还有专门探讨文学创作思想导向和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以及中国文学与社会发展等的专论。他的文学史论不但收有《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格局》这样的专著，还收有他为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所写的前言、绪论和结束语，以及论述古典作品和现代、当代文学史问题的诸多文章。他的文学评论所评的作家作品涉及百多位作家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不同文体的成果，还涉及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家和作品。他所编著的《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不独对半个多世纪的共和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做出梳理，所论列的作家作品更达数百人之众，可以说把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都论到了。论述客观，评介适当，足称一家之言。《张炯文存》的丰富内容和巨大的篇幅，说明张炯同志在担负众多社会工作的同时，治学的勤勉和笔耕的努力。《文存》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作者的编选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各卷所选的文章都按发表年代的原样，不加改动地收入《文存》。让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思想发展的历程，包括不同时期思想认识的局限。这样做无疑是对的。因为，那是历史的原貌，保存的正是当年历史真实的信息，具有史料的认识价值。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历史认识局限不加避讳的严肃负责的态度，也是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可取的。《张炯文存》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几十年来，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化，学坛新锐的观点和方法如何炫人眼目，作者在保持开放心态，不排斥汲取新学说新方法的合理成分的同时，总是坚定不渝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工作中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像他这样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相信马克思主义自不奇怪。但在中国革命的坎坷曲折中，也在个人经历的坎坷曲折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指路明灯，努力去学习，并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去努力宣传和贯彻，特别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马克思主义受到诋毁、受到冷落的时候，仍然能够毫不含糊地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不断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张炯文存》的出版，所以引起重视，我想，是跟张炯同志一直追寻正确的思想理论方向分不开的。而他的广泛的文学史知识和自身的文艺创作实践，对于他能够把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文艺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是起着良好的作用的。我以为《文存》的出版不会是张炯同志写作的句点，而是他老当益壮的新写作的起点。衷心希望他将会有新的著作不断问世，为我国的文艺和学术作出更多的贡献。 白 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与取向，张炯的当代文学研究，更为注重宏观考察，更为着力于整体建设，是其鲜明而突出的一个特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炯就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之外，就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特色，新时期文学繁荣的原因与启示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撰写了一系列有识有见的文章，在当时的文学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张炯主要主持并负责撰写总评性的《新时期文学六年》的“绪论”，他就反复修改，使我看到了他工作的认真、刻苦与勤奋，更看到了他在批评写作中处理疑难问题、把握宏观走向的不凡的造诣与能力。由于有着坚实的储备，丰厚的积累，张炯在当代文学研究与事业的宏观层面上，做了许多别人没有想到去做的，或想到了还未去做的事情与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和当代文学史料的建设，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推进，乃至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或有着开拓性的首创意义，或有着建构性的重要价值，已经作为精彩的篇章，融入当代文学学科与事业的蓬勃发展的辉煌史册。 张炯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理论批评文章，普遍具有一种理论为骨、讲求导向的个性色彩。因为他在文艺理论方面，尤其是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的学习与领悟上，有着厚实的根底，丰富的素养，曾参加过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写作，张炯的文学理论批评，明显地富有一种思辩的色彩，也卓有理论风骨。新时期以来，在关于文艺真实性的讨论中，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在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张炯都及时撰写文章参与了争鸣。因为既结合文学现实与创作实际，又有基于理论根底的深刻辨析，他的这些文章在众说纷纭中，比较引人注目，也更具广泛影响。他还就社会主义文学的属性与特征，新中国文学的风貌与经验等重大课题，在理论与实际、创作与批评的深入结合上，做了深入的思考与系统的评说，有的还撰写了专题性的著作。可以说，他是较早地从当代文学与社会体制的相互关联上，去观察文学的演进与独有的特征，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性观念与系统性看法的。 张炯还有一些理论批评文章，联系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新的倾向，谈思想导向，论核心价值，重说《讲话》精神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些文章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意欲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与当代文学现状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显示一种正面导向，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文坛，从各种角度研读与阐扬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乏其人，但比较而言，张炯的有关论述接地气，更容易让人理解与接受。许多时间和场合，张炯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中介性作用，是独特的，也是难以替代的。 我还想表述的一个意思，是在与张炯合作课题与长期共事中的突出感受，那就是他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人的合作与共事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心态与“宽厚”胸怀。无论是多次参与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还是在当代文学研究会近30年的一起共事，都是不同观点、不同个性的同行与同事的往来与交道。在许多文学现象的认识上，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常常会有不同的态度，矛盾的看法，有时还会意见相左，相持不下，使张炯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张炯总是虚心听取大家意见，耐心寻求中和的可能，甚至以谦让的姿态接受他人，或以退思的方式改变自己，使纷争的局面、矛盾的状态得以改观，维持一种和谐。我在这一方面感触很多，感受很深。 包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炯为人和治学的最突出特点是坚定中的兼容和宽容。我曾经多年作为他助手与副手，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教益。文学界的朋友们都了解张炯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及文学领导等多领域里都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创作方向和学术导向，向来旗帜鲜明，从不迷离含糊。但他不守旧，不狭隘，不停滞，不教条，即使对西方文艺思潮也不是简单的拒斥，而是结合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实际，以兼容并蓄的姿态与时俱进地给予科学的辨析。 张炯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实践给人们的启示是，沟通对话的时代，要坚持自己的话语立场，越是多元芜杂，就越需要文学的主心骨，坚持正确的文化选择。除了理论上的兼容，诸如在学院批评、作家批评及民间批评的关系上，在学者、作家、批评家及组织活动家身份特征的契合方面，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人文建构的关系方面等等，他都鲜明地体现着兼容的特色。在为人处事方面，张炯也显现兼容的人格。他善于团结人，有很多朋友，有深广的人脉，但他向来是群而不团，团而不伙。这样的特点对于张炯在各方面都取得卓然的成就，作出杰出的贡献，无疑是极有助益的元素。张炯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勤奋，惜时如金。无论是坐车还是乘船，他随时都可阅读。为应急甚而在旅途写作，即使这种情境下写出来的文章，也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游刃有余，由此可见其丰厚的文学积累和深湛的理论学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文章，才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受到多方面的关注、理解和接受。 樊发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炯同志对社会主义文艺抱有极难得的全局观念，也表现在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凡他撰写的重要论文或他主持编篡、主编的大型文学工具书、年鉴和史著、作品选本，多有儿童文学的一席位置。他曾在《爱的文学·序》中指出，做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工作，“不仅需要有对于儿童的爱心，还要有对于建设和发展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高度自觉。……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同志，都会感到自己工作的难度。因为这种工作既要向读者阐明作家和作品的美学特色、社会意义和历史贡献，还要把读者阅读的观感反馈给作家。对于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同志来说，困难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实际面对着两种层次的读者：儿童和为儿童写作的成年作家。不用说，两种读者的文化水平和审美需求都颇不一样。……无论哪种文章，都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审美的眼光，而且对儿童文学的特点得有深切的把握”。他希望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同志多“从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出多方面的观照和剖析，对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以及具体作家作品作出比较的研究，开拓儿童文学研究的空间，不断壮大儿童文学研究的队伍”。我作为一名专业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对张炯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一直牢记在心。我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与张炯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紧密相关。 张炯同志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德艺双馨的学者和领导。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德高望重的学者、学科带头人，张炯同志后来离开当代文学研究室升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并长期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重要社会职务，几年前又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在全国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著作等身，在促进文学学科建设、坚持和开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道路方面，作出了公认的、不可磨灭的杰出奉献。500余万言的《张炯文存》是他巨大业绩具体生动的体现。敬祝他老骥伏枥，在中国新世纪文坛继续驰骋不息，奋勇向前！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张炯同志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为我们留下的研究话题非常丰富。 这里我想说说作为文学史家的张炯。 1996年，张炯同志为《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写的《导言》：《走向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这篇导言中他提出“中华文学”的概念，来统摄中华56个民族的文学通史，纵向的史的基础上，视野更加开阔，着重于横向的对于各兄弟民族文学创造的研究与认同，包括台、港、澳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这是一次建构完善定义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体系的学术努力。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拓展与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无疑具有创新意义。而《导言》对于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文体的渐次演变的表述，张炯同志无疑倾注了大量研究心力。他对上古歌谣直至“五四”新诗的流变概括，对散文、戏剧、小说等文体的演变规律的深究，精要而透彻，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与审美意识不断成熟的基础上加以辨析的；对再现型作家与表现型作家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潮流的总结梳理更是历史辩证、富有见地的。尤为可贵的是《导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文艺理论的强调。《通史》确实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应用于文学史的史学观念与治史方法中来，将“实事求是”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运用到具体写作与编撰中来。 2003年，《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出版，张炯同志著《绪论》：《中国文学史的史观与分期及前沿问题》一文，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作划分。这种分期的辨析十分精要得当，对文学、历史及主导性文体演变的论述不仅符合史实，其中所蕴含的辩证唯物史观明晰可见。1999年张炯同志著成《新中国文学史》，这部由个人编著的文学史著，更是历史主义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实践，近80万字的著作，将50年(1949－1999)新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与梳理，其对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思想、新境界、新形式、新风格、新繁荣、新格局的八个“新”的新中国文学的总结，是恰切和辩证的，同时，也是他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史观一以贯之的思想的体现。 作为文学史家的张炯，从他治学起始的20多岁一直到现在的70多岁，半个多世纪，历史主义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直保持在他的文字中。他的许多著述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持，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知，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而其文字中所体现的对自我学术品格的一以贯之的坚守及学术研究中呈现的道德理想与人格魅力，更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廖建军(湖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张炯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代表性人物，其学术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的立场、观点和特色。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借鉴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其他西方文艺理论，密切结合当代文艺实践，阐明了很多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对当代文艺理论作出杰出贡献。《张炯文存》的整理出版，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弘扬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主旋律，具有重要意义。十卷《文存》反映了作者追踪当代文学60年的跋涉历程与鲜明足迹，突出地折射出当代文学6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具有当代文学评论史、当代文学研究史的特殊意义。鉴于文集的重大出版价值，湖南大学出版社对文集的出版工作予以高度重视，组织了多次出版协调会，主管社长亲自主持，并安排具有多年编辑经验的文史编辑负责该项目的具体运作。对于大型文集的出版，我们没有急功近利，而是作了长期规划，从文集的前期整理到后期的编审校对和印制出版，前后费时近6年。张炯先生2005年前后兼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出于对湖南大学出版社的信赖，将大型文集的出版交付于我们，并且在这五六年期间，多次往返于北京与长沙，体现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高度的责任感，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我谨代表湖南大学出版社对张炯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并表示衷心的祝贺！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