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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来，台港女性从乡愁言说、情感价值诉求到现代性悖论的书写再到性别抗争基点上的 创作，与台港的现代性进程相一致，表现出现代人文精神的诸多新内涵。由其创作主体（女 性）及其审美选择的个性特质决定的丰富而生动的女性创作，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 质素。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讲，当书写主体变成女性时，由于历史经验、道德记忆和现实感受 的深切，其叙事观点的核心就变成了有主体意识的人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审视与关怀。这是当代台港女性创作的重要价值基点。考察由这个基本出发点决定的台湾、香港女性创作 的现代进程与意义生成机制，一方面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台港女性创作的基本精神特质，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构架中了解台港女性创作的地位与意义，并对其存在价值做出新 的确认，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女性文学丰富的创作内涵，从而推进女性文学研究的深 入。 乡愁言情与性别关注 大体上说，上世纪50、60年代的台港女性文学创作分两个路向发展：一是林海音、琼瑶、张 秀亚和罗兰等继承“五四”以来女性创作的传统，以乡愁言说开始的创作；一是欧阳子、於 梨华、李昂、西西等现代色彩浓郁的女性作家，受西方精神分析学说与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影 响，以人性探索为宗旨的创作。 这两个路向发展的台港女性创作，以其创作主体特有的性别敏感，继承发扬“五四”以来传 统女 性书写的经验，引领并推动了台港女性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在第一个发展路向中，林海音 等的创作颇具代表性。1948年，林海音从北京迁到了故乡台湾。多年后，她依据北京——她 成长的故乡生活的经历，创作了乡曲之歌《城南旧事》，以表达她对故乡与家国的依恋之 情。在这部引发了台湾乡愁文学潮流的文学经典中，女性作家创作主体的一些特色业已彰显 ：一方面，她们作品的视角、结构、情节、心理事件与女性经历历史的方式密切关联；另一 方面她们大多从爱情、生命及情感生活领域等内在的、个人化的视角，把历史和人的关系带 到创作中，乡愁书写更为细腻委婉，人文关怀也别具一格。如在《城南旧事》里，宋妈、兰 姨娘、小桂子她妈和小桂子等女性系列形象的塑造，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城南旧 事》成了一部书写女性经验与命运的大书。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孟珠的旅程》和琼瑶的爱 情小说《窗外》，集中反映出当时女作家创作的这种倾向。 由于康南和刘仲华的“大陆人”身份，他们各自的爱情失败了，但是，假如康南不是因为19 49年的政治历史动荡，离开大陆，他不会有那种妻离子散的命运，也不会和江雁蓉有那种复 杂的师生感情纠葛；假如刘仲华不是国民党的一个军人，他不至于流寓台湾，和孟珠的爱情 也不至于那么理亏，就是说，在这些女性作家的乡关之思里，一种源于历史记忆、道德经验 与性别敏感的性别意识相当突出。1950年代的台湾女性创作，这个特点非常明显。孟瑶的《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林海音的《晓云》，张秀亚的《心曲》，琦君的《琴心》，艾雯 的《渔港 书简》，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等，也大多如此。 与大陆1950年以来流行的“男女一样”的遮蔽性别的集体书写不同，“五四”以来女性创作 的传统被台港女性作家以乡愁言说开始的创作所继承张扬。 琼瑶的言情小说创作，“无论是表现战争烽火的硝烟，还是凸现当代台湾都市现代化风情， 表现生活的角度几乎都离不开家庭、婚姻和爱情”［1］。《窗外》、《我是一片云 》、《 几度夕阳红》、《庭院深深》、《聚散两依依》、《月朦胧鸟朦胧》等大抵如此。这些作品 的意义在于女性作家以别样的题材选择，表现作为一种人类情感的爱情，在“俗情”书写中 体现出尊重人的新价值观念。在其小说创作中，女性个人的情绪，女性个体的美的要求，女 性和男性不一样的性格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如《窗外》中，女高中生江 雁蓉和她的国文老师康南真诚相爱（尽管因为年龄与身份、地位的原因，他（她）们的爱情 被 大加挞伐）。透过这个细节，作者呼唤的是爱情应该被尊重，爱情的当事人的人格应该被尊 重的思想。江雁蓉与李立维婚姻的失败则说明，一对没有真正爱情的夫妻之间，不会产生真 正的信任感，双方是不可能互相容纳、体谅的。同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身上还具有了新的 人文气质：她作为一个精神主体，在与男性角色的鲜明对照中，体现了女性精神的胜利（小 说结尾男性被女性精神感化）；以情感上的相契相合、精神上的生死与共的爱情目标，超越 了仅仅以获得婚姻自由为目标的抒情主人公的人生追求，并赋予女性书写全新的思想品质。 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从本质上讲就是人道主义。在第二个路向发展的台湾现代派的女性 作家欧阳子、陈若曦、丛更生、於梨华和李昂等的创作 中，从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观和精神分 析理论出发，探讨作为“人类”的女性的生存境遇，挖掘人性的善恶美丑，在挑战传统礼制 中 显示出对于女性存在的关怀。如《花瓶》，女作家欧阳子通过对男性心理的剖析，反衬了女 性的弱势生存处境：作为妻子的冯琳在丈夫心目中完全如同花瓶，丈夫拥有绝对的占有权， 因为有婚姻保护，因为女性的弱小，丈夫可以拖拉妻子到卧房任意强暴。又如李昂的《花季 》，尽管写的是一个女中学生的性意识的觉醒，但对于成长中的女性的关怀却是昭然若揭 。於梨华说，“基本上婚姻制度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它强迫把两个人住在一起”转引自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200页。，在大胆的质疑中显出对人及其女性的生命的关注。 张爱玲仍然是香港20世纪50、60年代引人注目的作家。她以《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作 品北望 中国，书写了作家的家国记忆，并对大陆人生进行了文化想象。尽管张爱玲的这两部作品更 多地参和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其人性关照的视角与性别立场并没有丢弃。《赤地之恋》通 过主人公刘荃的命运悲剧和爱情悲剧，反映在所谓“赤地”环境下人性的变异：刘荃在“土 改”时与黄绢相识而相恋，一进入上海，他又和女干部戈珊相互纠缠，发生了性关系。后来 黄绢调入上海，为了营救刘荃，她又投入一个老干部的怀抱。张爱玲把人物置于一个新环境 下，揭示了人物行为背后人性的丑陋与美丽和女性性别的处境。这部作品虽然不无“反共” 嫌疑，但张爱玲在人性揭示背后寄予的那种人文关怀与性别敏感却相当醒目。 痖弦在论述张秀亚等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时说，“一个重要的认识是，张秀亚的女性写作观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不是一个源头，张秀亚要强调的女性文学，乃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民族 传统，一个历代女性写作人挣扎、悲吟出来的传统，一个从清末民初的兴办女学、到‘五四 ’运 动的反对旧式婚姻制度一脉相承的传统，表现在文学上的是一种温良、贞静、秀美的文化气 质，以及代表东方女性优雅高华的精神风貌……或许有人问，张秀亚作品中既没有女性在 男性霸权下的压力经验或暴力经验，也没有西蒙•德•波伏娃式的女性角色反思，更没 有对 心理学家佛罗伊德提出的‘女性阉割情意综’展开批判，这怎能算是现代的女性文学？这样 的怀疑，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妇女文学传统，把西方的舶来理论当作符咒看了。”［2 ］上述 由乡愁言说开始的台湾、香港的女性作家们，或通过抒写乡愁表达飘零的生命体验；或在言 情中张扬生动细腻的女性体悟；或从人本主义哲学出发思考青年一代的人生态度；或在人性 的测量中传达对生命的极终关怀……即女性作家大多从自身经历（如漂泊）出发，从自身历 史经验、情感婚恋、人生态度和人性思辨等内在化的文学题材范畴表达她们的切身体验、悲 天悯人的情怀的创作，这就继承与发扬了痖弦所说的传统式女性写作的经验，并以上述新品 质的呈现而超越了传统式女性写作的传统而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的新的光辉。 生命哲学家认为，人文科学只能以对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为基础。“生命以及对生命的 体验是对社会—历史理解的生生不息、永远流动的源泉；从生命出发，理解渗透着不断更 新的深度，只有在对生命和社会的反映里，各种精神科学才获得最高的意义，而且是不断增 长着的意义。”［3］继承“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台湾、香港女性创作，是台 湾女性 作家自身对于“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其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它的基于“是非饶舌”、 “狡辩”和通俗言情的创作内在动机背后蕴藏的深切的生命情怀和性别敏感与女性精神。所 以，大凡台港女性创作，并非受命而作（如创作“战斗文学”），也不是拘于通俗言情的短 小轻薄之作，而是女性作家基于人文关怀出发的符合人文科学真正旨趣的文化创造。 舒乙曾说：“林海音、张秀亚她们这一批到了台湾，虽然当时台湾的禁锢也很多，但毕竟还 是比较宽，所以，他们出来了，那个环境成就了她们。她们如果留在大陆，会被改造，会要 她们去描写革命，去描写阶级斗争这些所谓进步的文艺路线，那就完了。”［4］从 这个意 义上来讲，从言说乡愁开始的台湾、香港女性创作，不仅是符合人文科学真正旨趣的文化创 造，是“五四”以来女性创作传统的延续之一环，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史上继往开来 的重要一环 ，其意义与价值不容低估。 精神迷惘与认同安顿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与香港社会经济的转型，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与此前由政治与战争造成的 影响 相比，虽不是那么醒目却更为内在而深刻。在前者，政治历史与战争是导因，后者则是文明 转型导致的复杂情势。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由由人供养的“花瓶”到步入自食其力的职业 生涯，境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比之前者更加复杂与暧昧:从依附于男人到自身独立的 过程中，在走向城市的文明背景下，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与新的价值道德观念相纠缠。 在 这种新的历史文化境遇下，过去有些重要的东西是否仍然可以坚守？人的个性、尊严在“滚 滚红尘”面前的境况如何？面对世俗化的潮流，是抗击世俗还是追随流俗？抑或怎样才能够 从中辨认出女性真正的自我？这些都成了问题。 本阶段的台港女性作家记载了这个转型中女性的命运遭际以及她们对生存、自立与人生道路 的寻求，考查了经济社会转型中人性的变异和精神心灵的沿革等复杂的现代性命题。如蒋晓 云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对台湾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堕落、人性沦落的出色描述 ，就拓展出女性文学的新路径，并引领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一种新的思想价值向度。陆 士清先生认为，她的《闲梦》、《随缘》和《掉伞天》等，真实地记载了工商社会的无情、 冷酷以及人生的俗相。“以后我们天天一起吃饭。嗯？‘嗯？’这回该我‘嗯’了。这是什 么话，他真该念点文艺小说的。‘你要不喜欢弄，就到外面吃。请佣人也可以。’天，这， 这就是求婚。”“我不是不爱你了，只是，只是我觉得我爱你还没有爱到要和你结婚那种爱 。”［5］448这里，婚姻、爱情的俗相被剥离出来，推到前台，成为了爱的本质内容，过 去向往的 那种爱、婚姻被淡化或被放弃。这是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女性首先面对“滚滚红尘”的喜 剧化生存现实。廖辉英的《失去的月色》、《红尘劫》，朱秀娟的《女强人》，袁琼琼的《 自己的天空》等，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严肃的探讨与阐释。像廖辉英的“油麻菜籽”意象（ 廖辉英《油麻菜籽》中，“油麻菜籽”是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那种低贱的生命情状的象征） 和“人生，海海啊！”的感叹，以及写生死不顾的工商社会对爱情与婚姻的摧毁，表现物 质繁荣下人性的异化的《台北婚姻》，“蕴含了作者对人世间的一切受苦的男女老少的极大 悲悯”的《盲点》［5］447，都包含着她对这些问题的紧张与焦虑的思考。 《失去的月色》出色地写出了一个走出家庭、走向都市的台湾女性的困惑：小米总是怀想失 去的家园（月色），而又不愿离开寄生的都市。她从乡下到都市，生命似乎有了寄托，甚至 还得到日本人三埔的真爱，可是，她又总想着家乡的月色。回到家乡去吧，“现在”对她来 讲 又不能放弃。她处在彷徨与苦闷之中。在小说中，那月色总是和小米的身份（同一性）相联 系，小米身份分裂为二，不知道认同哪一个？选择哪一个？就是说，在社会转型中，女性首 先存在身份的危机。女性（如小米）的这种感受和体验颇具有代表性：城市的魅力诱惑着 她，城里也有她的真爱，城里的生命快乐而真实，可是，要得到这些，却必须要做情夫；要 享受，要生命快乐，却必须抛弃原来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像《失去的月色》一样，表 现现代都市中女性的精神迷惘，展示女性追寻自我、确认身份的这种迷惘，成了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基本主题。 进而言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台湾、香港社会迅速向着日常生活原则和世界性的现代化 潮流 复归，向世俗社会发展的时候——世俗生活原则彻底合法化，市场经济与商业价值追求成为 主流追求。这个时候，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迅速向大众文 化过渡，于是，在这种环境中因追寻自我从而处于精神困境的知识分子、女性（或者代表传 统 价值观念的一部分人）就仿佛是唐吉柯德，成了世俗社会的笑柄。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 棕榈》就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女性在这种时代面前的境遇。蒋晓云《闲梦》、《随缘》和 《掉伞天》也一样，以现代化的这种反人性特质即现代化的悖论书写，显示了现代女性书写 特有的意义深度。 然而，从生命实在的角度讲，对于世俗的肯定也就是对于实在的生命存在的肯定。新的文明 及其世俗价值也并非在整体上反人性。亦舒等女性作家“将爱情小说定位于城市”的言情小 说，就反映出台港女性创作这种更为深入的价值倾向。她们已经与廖辉英们不同，她们的主 人公似乎在这种现代的悖论中又自信了起来，得到了人生安顿的别一种理论。如《喜宝》、 《我的前半生》、《曾经深爱过》、《两个女人》、《银女》等的女性主人公，“过的就是 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中产阶级像他们正在上升的地位一样，有一种趋前性，但在彬 彬有礼、知书达礼的幌子下，又往往是自私自利的……《两个女人》中的施名扬要见异思 迁，从一个女人的身边到另一个女人的身边作短暂的逃离游戏”［6］14。她们有教 养，富裕 了，但普遍地自私自利，见异思迁，认同自己的俗相，凡人一样快乐地、自由地生活着。亦 舒展现了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的自由、人权、博爱的真实内涵，反映出在一种新的世俗生活 原则与道德体系已经迅速普及的香港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自身的生活与生命体验。 这是台港女性书写的又一个意义新变。从展示现代都市女性的精神迷惘到反映她们新的生活 原则和生的信心的确立，台港女性书写真实地反映出现代性进程中时代及其人的价值观念的 巨大的变动。这种理念的变动，透露出以对于现世的肯定为前提的生活、生命哲学。索之 于史，审视现实，可以发现，这种生活哲学比那种在“崇高”名义下的“存天理，灭人欲” 的牺牲个体生命权利的理论要理性得多，也更有人文气息。在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那种 精英式的焦虑和对于“绝望的反抗”的姿态被放弃了，个人的生老病死及其内在感受基础上 的庸常的自由、幸福、充实成了取舍的第一要义。这是了不起的价值翻转，它通过对于世俗的肯定达到了对于实在 的生命存在的肯定。这种颠覆翻转的“革命”意义比之世界性的阶级革命历史实践的衰落就 更为彰显。亦舒等台港女性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世道的这种转变，展现了这个转变的 人文特性，即流俗对人的挤压与对于生命肯定的内在价值。这是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内涵：从 承认个体生命及其存在欲望的角度来说，承认人的复杂的人性和欲念的合理性，而不是以群 体的名义来否定，这种翻转带来的生命观照更为理性，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台港 女性书写更具先锋性、当代性，更具思想魅力。台港女性1990—2000年后出现的那些善待自 己 、热爱生命、拥抱生活之作，如杨晓云、张小娴等的“生活小品”，如同建国后我们文学 欢呼颂歌与拥抱新中国的写作一样，也在这个意义上备受人们的尊崇与热爱。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与台港女性创作的现代性进程相一致，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台港工 商社 会的文化背景下的台港女性创作，相当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女性（走出家庭的女性）在这 种“现代化”（城市化、商业化、世俗化）进程中从对于世俗的反抗、困惑、认同到安顿下 来的喜剧性生存体验以及对于现实生活的重新审视，揭示了女性独特的情感面相和价值选择 倾向，从更为深入的层面展现了现代人文精神的更为复杂的价值内涵，显示了女性创作向纵 深掘进的现代进程。 性别视角与女性意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社会性别”的分析范畴，主张把人的身份 认 同由单一指向拓展为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和身体的等多重视角，揭示人的身份外观下的 更复杂的内在规定性。这为人类认识自身揭开了更为具体的新途径。台湾、香港的女性创作 也从中受到启发：不妨从人的性别身份出发来加深对生命的认识，强化对现代人的生存及其 存在价值的追问。如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廖辉英的《油麻菜籽》、李昂的《杀夫》、 吕秀莲的《贞节牌坊》、朱秀娟的《女强人》、陈娟的《香港女人》、西西的《哀悼乳房》 以及白韵琴的《爱的艺》、林燕妮的《为我而生》、简女贞的《女儿红》等台湾、香港女性文学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如此。 在这些作品中，一些更为内在的思想特质已经出现，女作家们的着眼点已经由人性、情感观 照和生命观照转到了性别身份的确认，批判过往性别意识形态的荒谬性，张扬新的女性意识 ，反映女性及其自身的生命在男性主宰的历史进程中以及现代多元化价值体系中的复杂情 状，成为这些女性文学经典的意义基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从反思历史与性别意识形态批判出发，对中国女性的历时性的生活和社会生命体验作 了历史性的文化思考。廖辉英的《油麻菜籽》、李昂的《杀夫》、吕秀莲的《贞节牌坊》等 小说就是如此。在《油麻菜籽》中，作者以“女儿国”与“男人国”的新颖比喻，将批评的 矛 头直接对准男性中心的象征秩序。小说描写了“女儿国”中阿惠（女性）面对无助的母亲的 悲怆及其痛心：“那样母子哭成一团的场面，在幼时是经常有的，只是，当时或仅是看妈妈 咳，心里又慌又惧的跟着号哭吧，却那里知道，一个女人在黄昏的长廊上，抱着两个稚儿哀 泣的心肠呢？”《杀夫》中,受残酷迫害而发狂的林市杀死了施虐的丈夫，后被轰轰烈烈示 众 ，则真实描摹了传统文化语境中女性生存现实：在一个一切权力由男性主宰的社会里，女性 的命运多如林市。这一荒谬场景发出的是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悲惨遭遇的控诉。 在中国封建文化中，贞操观念是对女性的片面要求。它被习俗化,被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人 群认同,后来甚至被制度化，在现实生活中给女性带来极大痛苦,甚至曾剥夺无数妇女的性命 。吕秀莲的《贞节牌坊》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审视： 可是蓝玉青仍不喜欢贞节牌坊这玩意儿。 ……如果贞操是一个人的第二次生命，为什么只有女人有，男人就不需要了？如果男人本身 没有贞操观念，他凭什么要求女人守贞操？ ……贞操之为男人而守的观念的愚腐与落伍。她说既然贞操是人的第二次生命，我们每个人 都该为自己——以及自己所爱的人守贞操，而不是为一个笼统而不确定的对象守。……贞操 应 该从礼教的桎梏提升为人性的修炼，从被动的束缚换成主动的操守，更从女性片面的伦理扩 充为两性全面的道德戒律。 “贞节不以两性的关系为限，贞节是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与对生活原则的坚持。”这种 从性 别意识形态批判出发的深度思考，反映出“女性在男性霸权下的压力经验或暴力经验”、“ 西蒙•德•波伏娃式的女性角色反思”、“心理学家佛罗伊德提出的‘女性阉割情意综’展 开批判”以来的新女性文学特有的思想深度与力度。 其次，塑造“女强人”，追寻女性“自己的天空”，展现现代新的女性意识。袁琼琼的《自 己的天空》、朱秀娟的《女强人》与简女贞的《女儿红 》等是其代表作。这是女性主义思潮影 响下的颇具有建构性的女性写作。因为这里的所谓“自己的天空”，已经不是走出家庭步入 社会的意义和范围了，那已经随子君的失败证明了其空乏无力。在袁琼琼的“静敏”看来， 不在缺乏道德感的男人身边活下去，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有能力、“有女气”、自主地把握 自己的命运，女性才能真正发现或找到“自己的天空”。而所谓“女强人”，则是指现代那 些在商业社会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有所成就的成功女性。这表明，台港女性作家已 经从“五四”的“人”的解放视野转向有自己尊严和性别特征的“女人”的关注上来了。在 她们的 创作中，对于女性的思想、意识、智慧和独立人格、自强、自立、自我把握和自我实现的重 视，已经显示出在“人”的前提下张扬女性意识和考察“女人”问题的深层内涵。而且，袁 琼琼和朱秀娟对于走出柔弱成为有能力、有恒心、有识见和创造力的新女性典型的塑造，对 于女性作为“次性”意识的反驳，还显示出女性写作的历史的厚重感。因此，如果说从性别 意识形态批判出发的女性写作更多注意“破”的话，这种张扬新的女性意识的创作就更强调 “立”了。女性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在“人”、“女人”的整体基点上自主自强，并将此当 作生活原则，这正是当代台港女性创作展现的全新的当代品格。 再次，从“有性别的人”出发，反观都市现代化语境中女性的更为复杂的生存处境，强化对 女 性存在及其价值的追问。如香港作家西西的《像我这样一个女子》、《感冒》、《哀悼乳房 》等作品，虽然涉及男女平等，但其内涵并不是基于地位、财产和阶级意义而展开，以往对 人生而平等这一命题的关注被转换为对现代人如何寻求性别之间真正的平等的探讨，“有性 别的人”成了女性作家探讨女性生存状况的重要突破口。 像殡仪化妆师这样的职业女子，她们的爱、她们的生命，与她们的性别密切相关。西西通过 对于殡仪化妆师这样的职业女子人生经历的书写，反省了现代女性更为复杂的生存处境：她 们选择的工作将决定她们的命运。西西在其小说里借女主人公口吻说：“我还应该责备我自 己从小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从事如此 令人难以忍受的职业。世界上哪一个男子不喜欢那些温柔、暖和、甜言的女子呢？而那些女 子也该从事那些亲切、婉约、典雅的工作。但我的工作是冰冷而阴森、暮气沉沉的，我想我 个人早已也染上了那样的一种雾霭，那么为什么一个明亮如太阳的男子要娶这样一个阴郁的 女子呢?当她躺在他的身边，难道不会想起这是一个经常和尸体相处的一个人，而她的双手 ，触及他的肌肤时，会不会令他想起，这竟是一双长期轻抚死者的手呢?唉唉，像我这样的 一个女子，原是不适宜和任何人结婚的。” 显然，这是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不平之声。因为表面上看，现代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现象已经不 复存在，事实上，在人们意识的深处，传统价值观念下对女性的规范并未被消除，要求女性 “从事那些亲切、婉约、典雅的工作”，哪一个完美的社会能够提供呢？过去，“我的父亲 正是从事为死者化装的一个人，他后来娶了我的母亲。当他打算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曾经 问她：你害怕吗？但我的母亲说：并不害怕。”［6］13可是，现在，像我这样一个 女子变为 “为死者化装的一个人”，男人们会失魂落魄而逃，如那个拿着鲜花来赴约的夏。西西借此 叙事揭示了现代男女平等的虚伪性。又如，香港作家黄碧云的小说《呕吐》，则控诉了最为 “现代”的语境中女性更为可怕的处境：被奸杀或者被当成某种政治工具。“这年头，即使 是女子，也无节可守啊！”是对这个时代的愤懑不平，而这种女性语气，反讽中透露着苍凉 的人生涩味。 最后，从欲望身体出发的书写，包含着对于生命内在品质的省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 香港 文坛以女性作家为主体的情欲书写就是如此。曹丽娟《童女之舞》(1993)、邱妙津《鳄鱼手 记》（ 1994）和《蒙马特遗书》（1996）等作品，借情欲书写来探索女性自身生命的秘密和特质， 就反映出女性主义的这种新特质。在这些作家心目中，情欲的重要并不在情欲的本身，“情 欲对我只是种思考，不是‘行动’”。因此，在这些女性作家的叙事中，具有借情欲书写来 探 索现代女性自我救助之路的意味。如在朱天心《春风蝴蝶之事》里，“‘我’的妻子根本就 没有在婚姻中找到‘自我’。她对少女时代同性好友的怀念，不过是证明婚姻并没有使她的 生命‘安顿’下来而已。”［7］ 黄碧云的小说《呕吐》里，目睹了性与死亡的叶细细力图在其中固执地追寻生命的意义，但 在詹克明或者像詹克明的影子的陈先生那里，她却一无所获。做爱、性，一如她在恶心时的 呕吐。叶细细在这般畸形的存在中找不到“爱”与“正常”以及“人的素质”，“譬如忠诚 、温柔 、忍耐等等”。“性”在此成为拷问人性和内在品质的一个价值载体。作品之所以对女性情 欲 和性加以状写，完全是从欲望的性别之躯出发，探讨生命的内在品质、人的道德心性与人性 的原 相。可以看出，这个向度的女性书写，这种从性事出发考辨人性的书写，尽管令人诟病，但 却是女性创作深入的标志。因为，由人性、情感观照和生命观照出发，进而到性别身份和内 在生命品质的确认，当代台港女性创作清晰地沿此轨迹深入发展，并且凭靠这个独特的思辨 向度，使其创作具有了内在的思想深度。如果与前述台港女性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向度联系在 一起考察的话，在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假如说由此出发点崛起的女性创作使文学生产 力得到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上世纪50年代及其70、80年代台港及其大陆文学的繁荣的话，那 么，这种从性别意识形态、人的性别、身体欲望出发探讨生命，强化对于现代人生存价值认 识的创作，无疑为人类认识自身揭开了更为具体的有效途径。这与精神分析学拓展了人类认 识的途径一样，有同等的价值与意义。 女性主体与关怀伦理 本雅明认为，女性、异己的身体，历来是男性作家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宝贝清单 。女性是文学作品中的欲望符号，它被男性作家反复编码、置换，用来“幻想暴力”和“ 构思 社会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中，就有类似的情形。郁达夫对“性的苦闷”的描 写，茅盾对性与革命难解难分相互纠缠这一复杂关系的表现等，某种意义上都是利用女性身 体这一符号，服务于作者表现个人主义的内心苦闷与伤感的艺术需求。女性身体实际上成了 异己的、现代的象征。［8］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当书写主体变为女 性，她 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否仍作为一种欲望符号呢？抑或此时只是她们表现内心世界和理解生 命的一种策略？ 回溯台湾、香港女性文学的传统，仔细考察其叙事观点，我们发现其大体上属于后者。林 海音写《城南旧事》，笔下的秀贞、兰姨娘和宋妈，绝不是“欲望符号本身”。作者传达的 是 基于自身观察体验的对于女性人生命运所产生的悲悯情怀。如果以女性为中心阅读的话，它 则表现的是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无法摆脱的宿命。廖辉英《失去的月色》中的小米，也不是 以女性身体资源去对应物质的生存。作者塑造小米，意在反观女性在工商社会的价值错位中 ，维护自身的尊严，或者说对女性自身身份重新确认。施叔青《驱魔》则表现都市如何 把女性改造成麻木的动物，使之一个个不知人生滋味。或许可以说，当书写主体变成女性时 ，她们叙事观点的核心就变成了有主体意识的人对自身生命的审视。好多时候，像《油麻菜 籽》、《杀夫》、《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和《哀悼乳房》等这样一些作品，即使它们的叙事 观点是基于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其内在的艺术动机仍然是对女性生命的关注，是对人类生 命特别是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审美，完全超越了简单的性别批判的范畴：一方面，像黄碧云《 盛世恋》里城中女性漂泊无定的生命意识以及对平淡无味的爱的厌恶，西西《感冒》里城中 女性的无奈无助感，周蜜蜜《错摸》里人心的孤独与冰冷，是对于生命存在的一种关注；另 一方面，像张晓风在《地毯的那一端》里对于两性美好性别经验的想象，席慕蓉在《槭树下 的家》里基于情感哲学基点上的对目前性别体制的认同，简女贞在《秋夜叙述》里倡导的自我和谐伦理的思想，杨小云、张小娴的善待自己、热爱生命、拥 抱生活的新思想，尽管 与挑战性别传统的女性写作不一致，但却都反映了作家敏锐的人道关怀，而不仅仅是一种狭 隘的、以女性为中心的 “政治诉求”。 简言之，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基点上以世俗情感为参照对人生、生命与存在的考察，是当代 台湾、香港女性文学意义生成的重要前提。在台湾、香港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相当一 部分女性作家表达那种飘零的生命体验，是基于对现实外在的环境对人之生命的深刻影响做 出价值判断的，作品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的色彩。在第二阶段，基于社会转 型的价值迷惘和所谓“现代化”的反人性叙事观点，对女性的身份确认和人道关怀成为女性 写作的重心所在。真正意义上的台湾、香港女性文学发展的独特景观，则是在第三阶段形成 与 确立起来的。李昂、西西、施叔青、亦舒、方娥真、钟晓阳、黄碧云、周蜜蜜、王璞等女性 作家，从反抗男权话语出发确立自身创作的价值目标，她们在后现代话语下集中展示“城” 中 现代女性的生存真相，显示出女性文学的可贵品质。像写殡仪美容女性进不了婚姻城堡的《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西西），写在性中寻找生命奥义的《呕吐》（黄碧云），写同性之 恋胜过一见钟情的《寻人启事》（黄静）等，它们所探索的是“城”中现代女性的生存真相 问 题。同样，对于这三个阶段中女性作家的言情之作来说，琼瑶的言情中包括对于情感的尊重 ，廖辉英在言情中考察着人性的变异，亦舒的言情中蕴含着对生命的热爱。因此，此类作 品绝非“女狐子”似的是非饶舌，也非通常所说的通俗言情的短小轻薄之作， 长期以来，对于女性创作，尤其是台港的女性创作，人们感性的也许还带点恐慌 的非议 颇多。有人认为其是“女狐子”似的是非饶舌(“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语出贾平凹《读张 爱玲》，见《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人认为其是性别分离主义者的狡 辩， 甚至有人认为其是拘于通俗言情的短小轻薄之作（“《罗兰小语》代表了台湾文学的一大特 点轻、短、薄”语出古远清《分裂的台湾文学》，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版）。由 于其言说者的地位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这种议论导致我们对台港女性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的低估与漠视。而是具有 深厚的人文情怀的文化创造，是“化成”天下之“人文”。也因此，与经典意义上的女性书 写（西方波伏瓦传统）相比，她们的创作体现出的那份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那份生命关爱 ，是区别于女权主义者“破”声中的“立言”，这与“弑父”、“杀夫”、情欲书写和“豪 爽”为标榜的性别书写一起，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女性文学创作的思想文化内涵。 关怀伦理学的奠基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说：“妇女的服从不仅根源于她们 在 社会中的屈从地位，也根源于她们在道德上所关心的东西。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承担关怀责 任把妇女纳入并非自己的声音之中，导致她们以他人的观点做出判断……不情愿做出判断 或许本身就是对他人关怀和关切的表现，在妇女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他人的关怀和 关切。这便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妇女心理发展方面成问题的东西。因此妇女不仅在人际关系背 景下定义自己，而且也根据关怀能力判断自己。妇女在男人生命周期的位置，一直是养育者 、关怀者和帮助者，是这些她轮流依靠的关系网的编制者。”［9］陈香梅在《要做 一等女 人》中说：“一般而言，女性的爱心是值得发扬光大的，我所说的爱，不止是男女之私，而 是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如果能把这种博爱发扬光大，关怀这社 会上需要爱和帮助的人，怀抱着大我的精神，去做更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管事情是大是小 ，都有它的崇高的意义，这才算是现代的女性，也才有资格被称为‘新女性’。最后，我再 强 调并且奉劝我们的女同胞们，不要学做第二等男人，要好好的做第一等女人。”朱秀娟《女 强人》，袁琼琼《自己的天空》，施叔青《驱魔》等小说，不仅张扬着陈香梅所说的一等女 人的追求与自爱，也弘扬了女性的这种爱心与生命关爱，表现出女性写作可贵的价值向度。 因此如果说历史及其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性别压迫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原动力， 那么，女性“根源于她们在道德上所关心的东西”和“妇女心理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对他人的 关怀和关切”的关怀伦理素质，基于生命哲学出发的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赞美，就是港台 女性创作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内在依据了。 ［ 参 考 文 献 ］ ［1］姜晓．情之世界——琼瑶小说赏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2：67． ［2］ 痖弦．张秀亚：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J］．文讯，2005(3)． ［3］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6． ［4］ 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 3：366． ［5］ 陆士清．台湾小说选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6］ 西西．像我这样一个女子［M］∥华人女作家与成名作．福州：台海出版社，1999 ． ［7］ 吕正惠．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325． ［8］ 荒林．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2． ［9］ 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肖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4． 原载：《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06期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