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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1942》，［美］李允卿著，张小意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26.00元 一直以来我都不怎么读女性作者写的小说，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作家作品给我带来的偏见所致——就我的阅读 经验来看，那个时候她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集体中了张爱玲的毒，笔下文字呈现出一种阴冷、绝望的色调，读了十分不舒服。我知道这不是张爱玲的错，是她们功力不够，想学张爱玲，结果只学到了其不好的一面，但理解不等于接受，我惧于张爱玲魅影的处处闪现，因而对所有的女性作品都不敢窥视了。 时过境迁，作者在变，读者也在变，零零星星地，我也看了点女性作家的小说，感觉她们已经换掉了爬满虱子的华丽旗袍，走出幽闭的闺房，下得楼来，来到了广阔的天地间。幽怨，不再是她们唯一的情绪了。她们完成了从“倾诉”者向“讲述”者的角色转变。今年读了两本女性作者写的长篇小说，一本是严歌苓的《寄居者》，一本是身份比较复杂的李允卿的《情人1942》，两部有着许多共同点的作品，给了我许多惊奇——她们竟然写得那么好！ 香港，因其历史的复杂性，身份的曲折性和地位的特殊性，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之源。张爱玲瞄上它，成就了《倾城之恋》；严歌苓和李允卿也瞄上它，而有了现在的《寄居者》和《情人1942》。后面这两部作品所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倾城之恋”，发生时代相同，发生地点相同，发生背景相同，甚至故事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艰难时世下的求生与爱情；人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华人血统的女性，与异国的男性。还有一点相同，就是她们不只是单纯地讲一个故事，一个传奇，而是在各自的传奇中，进行着艰难的人性取舍，给予了作品相当的深度。主角都是生活滋润的小女人——然而面对战争，因其遭遇和性格的不同，她们对命运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因而两个故事便呈现了不同的色彩，有了各自的魅力。 严歌苓是知名的华人女作家，我想重点说说身份复杂的李允卿这个新人的发轫之作。 李允卿是美籍韩裔，生长在香港，身份相当复杂。故事发生时的香港的身份也相当复杂，居于其间者，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阶层，各具一定比例。其间产生了一种白种人和黄种人的混血——欧亚人。其时这样的混血还不被各自的种群接受，而女主角特露迪·梁家境优渥，幼时母亲出走，特殊的身份和经历给予了其特殊的性格。她可以在别人的酒会上身着比基尼出现，也可以在这样的场合牵条打着领结的狗当做舞伴；她习惯周旋于各色男人之间，朝三暮四，甚至当侵略者来了之后，她也可以对敌人投怀送抱，当敌人把她玩厌了送给副官她仍然顺从安排。她似乎是毫无原则的，她“妖异”地活着。当敌人利用她，让她帮着打探一批宝藏的下落时，她四处奔走，做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努力。后来敌人以为她的情人知道宝藏的情况，就以其情人的自由作为交换条件，在情人拒绝透露什么之后，她却竟然又回复到了从前，顺其自然，不作强求。而后，她就殒灭了。 乍一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然而越看越觉得不对，整个故事给出的是一个人生的大命题：选择。故事的不二主角是这个“妖异”的小女人，作者主要是想塑造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表现她在常态和非常态境遇中的各种选择——只是表现，并不给予任何主观的评判。这样一个特殊的尤物，在进入到非常态的境况中后，作出了她自己的选择。其身边的一切人，也在选择。与其他人相比，这个小女人既非道德的，像她的情人威尔那样；又非世故的，像她的表亲维克托·陈那样。然而她也并不是一直混乱的，她也是一个矛盾体，当她的情人拒绝妥协和出卖的时候，她表现出了她的理智和自制。——事实上，作者并没有对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作出确切的道德评判，评判只存在于各个人物的口中。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做法，作者把评判权交给了读者，也给了读者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思考的契机。 表象上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深层里它探讨了人性的选择、人对命运的把握，回头细细一想，它还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可置疑的是，在女主角对人生和命运的态度中，反照出了她对爱情的态度——原来她并不是对什么都毫不在乎的，爱情的意义仍在，只要真爱来临。 本书另值得一赞的是它的结构。一个发生在40年代的故事，要在50年代给出一个交待，一个大结局，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结构：一种是顺叙，另一种就是本书这种交叉的讲述。显然地，作者所采取的这种加入一个局外人作为假主角来钩沉往事的方式使故事更具悬念，更有立体感，更加丰富，也实现了结构上的平衡。至于文中存在的几处细节安排和史实认知上的不妥或不准确，那是瑕不掩瑜的。 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在那样复杂的时空环境里；有这么一群人存在过，他们在非常时期作出了各自的选择。掩卷之后，我们忘了传奇，却有几个永恒的关键词萦回脑际。这就是作者的成功之处吧。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05-20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05-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