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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苏《花被窝》，《收获》2011年第1期 “花被窝”是一个久违了的乡村文学意象。说起“花被窝”，即使没有足够的乡村经验的读者也会联想到一些素朴温馨的生活画面，这正如小说中作为女主人公之一的乡村媳妇秀水最初对“花被窝”的美好印象一样：那一床花被窝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嫁妆，大红大绿，有花有草，看上去喜庆吉祥，带有乡土中国特有的浪漫色彩。然而，读罢小说你才能明了，原来，通过作者精巧的叙述，“花被窝”很快失去了它作为浪漫道具的叙述功能，沦为了秀水与李随偷情的罪证；更让人难以预料的是，它最后又变成了媳妇秀水与婆婆秦晚香之间惺惺相惜的精神纽带。 如此看来，作者不仅精心地撷取了一个绝妙的文学意象，而且还别具一格地将这个意象组织进了小说的叙述结构之中。于是，“花被窝”不再是外在于小说文本的附属物或者点缀品了，而是融化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细心的读者还能发现，透过“花被窝”在叙述中的角色变换，小说的两个主人公——媳妇秀水与婆婆秦晚香之间的一场心理战役或曰心理角逐，被作者一波三折、曲尽其妙地传达了出来。一开始，“花被窝”显然负载了浪漫的叙述功能，留守乡村的媳妇秀水红杏出墙，正是以“花被窝”作为性符号或性标志的。然而，随着秀水洗被窝和晒被窝，尤其是随着婆婆秦晚香接踵而至的对被窝的窥视，“花被窝”不再散发出温暖的亮色了，而是隐藏着一种不洁净的异味。秀水心里明白，在婆婆的眼中，这一床花被窝已经成了她和李随之间偷情的赃物和罪证。于是“花被窝”成了不祥之物，秀水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她害怕婆婆泄露了这个隐秘。她其实并不想瓦解这个家，她做的苟且之事不过是寂寞难耐的乡村留守妇女的无奈之举而已。为了封住婆婆的口，秀水接下来展开了赎罪行动：她对婆婆一反常态，孝顺有加，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然而，意味深长的结局出现了：秀水从李随听到的乡村闲话里得知，原来婆婆年轻时候也像她一样找过相好。秀水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目前所走的所谓不洁之路，其实不过是婆婆几十年前所走过的老路的重复罢了。更令秀水难以置信的是，听说当年婆婆每次都是抱着一床花被窝到包谷地里去与相好的野合。同样是“花被窝”，暗中却维系着两代女性的共同命运。当年公公是被国家派往外地修铁路，而如今秀水的丈夫是私人外出打工，他们都把自己的女人留在家乡苦熬，于是乎酿成了婆媳两代人如出一辙的畸形性爱模式。终于，“花被窝”一度所负载的沉重道德包袱，被甩在了身后，秀水心中的罪感消失了，一股与婆婆同命相怜的情绪升腾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结尾处婆媳二人对饮同醉的场景就格外耐人寻味。 如果再进一步挖掘还可以发现，晓苏这篇小说的魅力实在不仅仅在于意象化叙事，即把人物的心理嬗变过程与意象的内涵演变过程结合为一个艺术整体；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刻画人物心理嬗变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一种优裕而节制的叙述姿态，这就是我要说的沉默的力量。如果没有对“沉默”的游刃有余的调度和掌控，我敢说，这篇小说的魅力将消散大半。诚然，人物的心理嬗变过程很重要，意象的内涵演变过程也很重要，前者为里，后者为表，只有表里如一，二者严丝合缝，这篇小说的意象化叙事才能立体化地树立起来。然而，如何才能有机地把人物的心理嬗变过程与意象的内涵演变过程二者结合起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叙述方面的策略选择关系到这篇小说艺术上的成败。看得出来，作者有意地回避了常见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模式，而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叙述视角，即让叙述人从媳妇秀水的视点观照婆婆秦晚香，但秀水在明处，秦晚香在暗处，实际上秀水又始终处于秦晚香的窥视域之中。秀水因为自己的隐私被窥视而惴惴不安，尽管作者反复地对准她的深度心理作直接的描摹，但在秦晚香的眼中，秀水骨子里是沉默不语的，秀水喋喋不休的话语与不厌其烦的赎罪行动，其实掩盖的是隐秘的真相。而在秀水的视界中，秦晚香更是神秘寡言的，她总是幽灵般地出现在她的身边，脸上带着不可捉摸的诡秘笑容。殊不知，秦晚香的沉默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隐秘，就在她窥视秀水的时候，她也被别人窥视着。这个别人可以是李随，也可以是无言的上帝，准确地说，应该是掌控着两个人物的心理隐秘而又不到最后关头不解秘的叙述者。正是叙述者的艺术操纵，两个女性各自沉默的心灵暗箱得以恰到好处地敞开。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