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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文文学界，通俗文学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虽然有着大量的读者群，却始终被置于文学史和学院批评的外围。以往的文学史受到精英意识的影响，对通俗文学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简单的介绍。通俗文学处于相当吊诡的位置：一方面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一方面却在学术殿堂中几近消音。“现代性”是个多元包容的概念，在现代性视野下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通俗文学日渐为人所关注。从海外汉学界的李欧梵、王德威，到如今两岸三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据时期台湾通俗文学日渐进入台湾学界的视线。与大陆学界从都市、女性的角度分析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的视野不同，台湾因为特殊的历史境遇，日据时期的通俗文学与大陆有着不同的面貌。为此，台湾学界对通俗文学现代性的论述也颇具特色：古典文学与通俗现代性，东亚汉文与通俗现代性。 20世纪初期，台湾日渐被纳入到全球新兴场域，西方现代性伴随着通俗文学进入台湾平常人的视野。虽然新文学压倒旧文学后，文学史往往是以新文学的视角来看待属于旧文学的通俗文学，对通俗文学的评价普遍不高。黄美娥是最早对台湾日治时期通俗文学进行梳理的学者。她从现代性入手对世纪初古典文人的通俗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王德威对晚清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的认识有一脉相承之处。她系统地梳理日据时期通俗文学的发端、演变，注重挖掘台湾通俗文学的源头，阐释古典文学与通俗现代性的关系。李欧梵认为：“通俗小说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关于小说的新看法，而且还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即西方现代性的引进。‘现代性’首先是个时间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时间基本上是循环式的，而一种前进的时间观念则是从晚清通俗小说开始的。”晚清之前台湾一直是处于中国的社会传统中，晚清刘铭传的现代化改造，乙未割台带来的殖民现代性，使得台湾日渐被纳入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中。从日治时期大量销售通俗文学的兰记书局的广告中可以得知：该书局销售有武侠小说、言情小说、 “福尔摩斯自杀”等英国侦探小说。台湾的侦探小说源自西方，但却是以中国大陆和日本为中介，同时受到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和日本犯罪小说的影响，因此台湾的侦探小说实际上也成为岛上现代性、传统性和殖民性角力的通俗文学场域。侦探小说不仅是源于西方的叙事文类，同时侦探小说对西元时间、世界地理、其他种族的描绘充满了“西方现代性图像”和“异国想像”。 同时，通俗文学的翻译和大众媒介的兴起导致台湾文学秩序的调整。台湾原来是诗社林立，以诗歌为文学正宗，日据初期的台湾传统文人多是以诗歌行走文坛。中国素来是“诗”的国度，小说、戏曲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是“文之末”。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初期小说、戏曲的价值开始得到重视。“在台湾，由于过去未有书写小说的传统，因此中、日小说，乃至后来透过译本所接触的西方文学，都是培育台人学习小说创作的养分与沃土，经由消化/吸收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台人渐渐体会所谓‘小说’类型，掌握小说类型的意义与观念，以及小说的结构安排与叙事成规，进而学会‘诠释’与‘实践’此一文类的美学意涵。”与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小说始终以通俗休闲为主调，当时的传统文人，如李逸涛、魏清德、谢雪渔等都身兼主流媒体的记者。大众媒体以市场、读者为取向的路径决定了台湾小说消遣娱乐的品格。黄美娥认为“尤其不同于晚清中国梁氏等人的‘小说救国’论述”。与晚清精英分子企图以小说救国的雄伟抱负不同，台湾小说与晚清通俗小说遥相呼应，而不是继承梁氏的家国大义。发表园地决定了台湾小说在其源头就是通俗性质的，记者身份又使得通俗小说作者掌握媒介资源、拥有大众发声平台。可以说，大众媒介在台湾文学秩序的调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由于新闻小说的兼顾通俗与启蒙特质，原来本光凭通俗性实际还不足以使孕育现代意义的小说在台湾生根的情况，至此有所改善，小说获致以正确而可大力推展的绝佳理由；因此，小说读者群大增，遂能由台湾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位移，卒而产生台湾文学知识秩序边界挪移、滑动的现象。”根据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理论，先有共同的想像之后才有民族国家的诞生，而想像的基础就是印刷媒介。日据早期的“新闻小说”，为台湾人的被殖民体验提供一个发泄的出口，使得被殖民的台湾人想像和分享共同经验。这里的“启蒙”除了反封建外，也具有反殖民的意味。 再次，古典小说中的“西洋”想像是传统文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建构。现代性是一种求新求变的要求，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一般来说现代性是个时间范畴，但是任何时间都不是单独存在，都是以空间为依托的，为此现代性也就有了空间的意义。黄美娥的《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洋”：〈汉文台湾日日新报〉通俗小说中的文化地景、叙事伦理与知识想像》梳理台湾人对“西洋”的想像和认识过程，指出日据时代台湾才全面进入空间意识的重大变革阶段。该篇论文是首篇从空间现代性的角度研究台湾通俗文学的。 工业革命后，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西方也成为落后地区渴慕的本源。黄美娥除了从空间、地理角度关照台湾现代性外，另一个特点是不再把台湾的现代性放在中国大陆或者日本的脉络下，而是直接以台湾为认识主体，观察20世纪初期台湾人对西方文明的想像。通常认为台湾的现代性是以日本为中介的“殖民现代性”，但是黄美娥一改惯常的认识路径和思维方式，直接挖掘日据初期台湾人的“西方现代性”想像，跳过中国大陆和日本，直面当时台人的西方想像。在文中，黄美娥指出“西洋”最初并没有很确切的所指，说明台人对“西洋”的认识是模糊的，但从当时通俗小说可以看出主要是指“法、英、美、德、俄”五国，而法国被视为冒险浪漫之地、英国被当作现代性的源头、美国则被当成避难之地，不同的现代性意涵正好暗合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上的形象和位置，说明当时的台湾人对这些西方国家还是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 台湾早期通俗小说在叙事伦理上的“重德”，黄美娥认为是传统文人利用现代形式的文化移植，“用本地传统道德之眼，去凝视西洋图像，且最终建构出具有强烈道德欲望的伦理大叙事”，“在本以娱乐消费为基调的通俗小说场域类内，巧妙移植了自我的文化传统价值，透过传统文言汉文的中介形式，在面临欧风美雨思潮的‘现代’台湾岛内，进行了一场巩固传统伦理道德的大叙事书写”。传统文人书写现代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古典的坚守，这种坚守使得20世纪台湾的“西洋想像”充满本土色彩。传统文人摆荡在东方与西洋、古典与现代之间，在现代的表象下是他们对传统伦理的坚守。为此，现代性的引进于他们而言只是他们赢取文坛话语权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不是自觉主动的，这也是他们与新文学家的最大不同。于是，在跨界翻译西洋图像的时候就存在“去异”与“存异”，“不只是修辞策略或手段，其实还同时顾及了读者反应与审美需求”，主客观原因导致传统文人的“西洋想像”留存着诸多台湾本土的因素，是台湾传统文人对西方的主观创造。他们笔下的“西洋”是建构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东方化”西洋。 此外，黄美娥以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来彰显时人的现代性向度。与新文学作家笔下受苦受难的殖民地女性形象相比，李氏通俗小说中的积极勇敢的女性形象的建构具有正面的意义。但是，这些具有冒险犯难精神的女侠、女英雄形象，黄美娥也认为“从文学创作的传统渊源看来，李氏汉文通俗小说偏好女侠的叙事模式，一者可能受之于唐传奇中谢小娥、聂隐娘、红线、红拂女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影响；二者可能因为常与中国文人来往（最著名者为章太炎），加上三度寓居大陆，在为时不短的时日中，受到晚清知识界认同中国古代游侠特殊心态的熏陶，以及当时若干侠义公案小说中传奇女侠、女刺客救民救国，或变成革命者参与革命事迹的启发，进而形塑出寄托‘女体’化灾解厄、解民倒悬的期望书写。”黄美娥此处对李氏作品中“新女性”的溯源，不管是唐传奇中的女侠还是晚清知识界的游侠心态及狭义公安小说都是传统中国的所有物，是处于与西方现代性相对的位置。黄美娥把“新女性”形象的刻画视为传统文人的现代性表现，不合逻辑。原因如下：一、“新女性”形象除了继承了唐传奇与狭义公案小说外，中国传统叙事中《西厢记》、《牡丹亭》、《墙头马上》、《救风尘》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并非礼教下束手待毙的羔羊，而是勇敢追求爱情，在逆境中懂得自我救助的坚强女性。所以，不管是从求新求变的现代性思维还是现代性的西方源头来说，把传统文人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归为现代性都说不通，与其说她们是性别现代性的表现，毋宁说她们暗合中国传统的叙事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也是传统性与本土性的表现。二、与新文学作家相比，通俗小说中的“性别思维较诸后起的‘严肃’新文学显得活泼而开阔”，这种反差现象的出现并非因为传统文人具有现代思维，新文学家不具有。其实，这种情况是由文类性质决定的，通俗小说的读者取向、消遣娱乐的性质决定了人物形象的活泼清新，而新文学家自觉承担着批判和启蒙的责任，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变成殖民地台湾的隐喻，为此多是受苦受难的女性。三、李氏等人通俗小说中的保守的女性贞操观、男权意识等，证明了“新女性”的刻画只是手段，新女性的形象如果说有其“现代性”的意涵，也只是客观意义上的召唤时人关于女性勇敢坚强的思维意识，而非主观上的现代性启蒙意识。李氏笔下的女性再勇敢开放，追求真爱，在贞操问题上依然坚持传统，就说明李氏的现代性只是表面，骨子里还是流着传统中国的血液。 “东亚”是目前台湾学界的焦点之一，是西方文明之外又一个参照点。“台湾的历史经验，很难脱离东亚文学发展的脉络与存在。在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大量吸收明治大正以降的日本文学遗产，同时也迂回接受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能量。无论是左翼或右翼的作家，都在他们的阅读过程中触及日本与中国文学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殖民经验使得台湾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被纳入到中、日关系多重纠葛的东亚大环境内，如今台湾学界把“东亚文学”视为“大陆文学”之外的又一个参照点。“东亚”其实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有人认为东亚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西洋帝国主义来到之后，做为西洋帝国主义的对立面的存在”。同时“东亚”概念与日本关系密切，“文化史上的‘东亚’概念，亦是在帝国日本面对东亚的视野中得以成立。”尽管人们对“东亚”的认知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台湾文学与东亚的关系日渐为人所重视。 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在“皇民化”运动下新文学一度遭到禁绝，通俗文学成为保持汉文斯文的媒介。通俗文学与台湾殖民地的历史语境、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和台湾新旧文人的努力等多重纠葛的局面引起学者的关注。柳书琴关于通俗文学的不少论述就是从“东亚”视野切入，挖掘台湾通俗文学与大陆上海通俗文学、伪满州国的通俗文学在日本殖民体制下的互动，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构想对台湾通俗文学的影响。她企图把台湾的汉文通俗文艺放在东亚的脉络下思考，使其与东亚研究相互链接。柳书琴认为“1895-1945年期间，台湾汉文通俗文艺随着现代都会文化的诞生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纳入20世纪前半期的东亚华文跨文化流动中，成为其中一环。它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最深，也受到日本东亚殖民体制下短暂形成的新文化圈内部多重地域之间的交互影响；此外，在跨域文艺流动以及文化跨越的过程之外，也反向出现了在地文化主体自我认同强化之反馈式影响。”她进一步指出，在日本帝国“东亚殖民体制”重层、多边的文化流动网络中，“中、日、台、满、上海之间的东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都会，被编入一个政治控制强弱不同的新文化体系，在殖民地与沦陷区之间，通俗文艺跨文化流动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往的网络和发展。”柳书琴的整体框架很大气，把日据时期汉文通俗文艺放在日本东亚殖民体制下论述。习惯上，东亚应该是含纳中国、日本、韩国的，在孙歌、陈光兴、旺晖等人的“亚洲论述”里东亚也不是仅仅指大中华地区。所以，柳书琴的整体构想与实际论述存在断裂之处，整体构想是以“东亚”为参照和比较视野，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仅仅是以大中华地区的“上海”“满洲”等汉文地区与台湾的通俗文艺作比较，虽然“上海”、“满洲”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势力范围，其通俗文艺的发展受到时局影响，与日本殖民体系及东亚新秩序有所联系，但两地文学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承自中国的文学传统，至少在语言上依然是袭用汉文，而非日语。柳书琴既然讨论日本殖民体系影响下的东亚文学，具体论述的范围不应该只局限在上海、满洲，至少应该把日本本土或者韩国的通俗文艺包容进来，这样才真正实现台湾文学与东亚文学的比较对话，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把台湾文学放在“大东亚”的背景下论述。上海、满洲虽然曾经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被纳入殖民体系中过，但是两地从未真正丧失主权到“失语”，把两地当成日本殖民势力的代表，毋宁说两地是中华传统的承载者。上海与台湾两地通俗文艺的互动，与其说是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殖民秩序的作用，笔者更愿意把它视为两岸文学正常的交流互动。“大中华地区”与“东亚”不管是地理上还是学理上都无法等同，仅仅在大中华地区讨论通俗文学问题，这是汉语区域的通俗文艺的比较研究，而非东亚视野下的台湾通俗文艺研究。 “东亚”概念与日本帝国当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台湾作为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对台湾实行皇民化的同化政策，甚至全面禁止汉文的使用。但是，与新文学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禁绝的处境迥异，日本殖民当局对通俗文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当的时候还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下。具有通俗性、消费性、国策性特征的《风月报》甚至在日据末期成为风行一时的“全岛唯一的汉文杂志”，而这个“国策性”指的是台湾殖民当局配合日本帝国侵略扩张的政策。而柳书琴的《从官制到民制———自我同文主义与兴亚文学》以《风月报》中的自我同文主义与“兴亚文学”的关系为观察起点，梳理“东亚战争”语境下，殖民主义与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台湾汉文书写者及其生产的汉文文艺的关系。她从汉文通俗文艺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国策性特征入手，企图分析在“大东亚战争”背景下，汉文通俗文艺与殖民主义的关系。直面台湾汉文通俗文艺与殖民当局的权力关系，柳氏采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混杂策略”，指出最初台湾汉文文艺生产者利用殖民者的“汉文同文主义”进行抵抗的斗争，随着日本殖民政策和“大东亚战争”时局的变化，出于笼络汉文阶层与“大东亚战争”动员宣传的需求，出现了汉文通俗文艺在汉文栏目禁止的情况下风行的悖逆现象，同时文艺也开始了配合殖民当局的“兴亚文学”论述。在汉文从公立学校和主流媒体中被排除的情况下，“位居殖民地知识界边缘的通俗杂志构筑的汉文公共论述空间，变成汉文同文主义论述的新兴舞台；发言者也从殖民官僚变成了本土文人及新文艺作家”，“在‘汉文文艺生产＝发扬东洋固有道德＝建设新东亚’的自我同文主义逻辑下，《风月报》编辑开始提倡以汉文书写时局文学、时局文章。”本土文人和新文艺在通俗文学的策略性抵抗位置中迷失、自我异化，无意中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粉饰，成为“大东亚”新秩序的配合者。关于通俗文学作者与殖民主义、大东亚战争关系的论述，还有陈建忠的《大东亚黎明前的罗曼史———吴漫沙小说中的爱情与战争修辞》，相比柳书琴的研究路径，陈建忠是以吴漫沙为个案在文学史传统重估的角度下来看待日据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家。他把吴漫沙小说放在整个文学史的脉络中，认为因为“通俗”和“皇民化”导致了吴氏的“双重边缘性”。陈建忠重新分析了通俗文学作家吴漫沙在“大东亚战争”时期小说强烈的“皇民化取向”，认为对日据时期的作家作品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对待，而不是站在安全的位置简单地对这些作家进行道德审判。同时，陈建忠指出在文学史上处于“双重边缘性”的并非吴漫沙一个人，还有徐坤泉、林辉焜、建动、林万生、鸡笼生、陈镜波、郑坤五等通俗作家。陈建忠强调要把作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看待，作品应该与其生产场域联系起来评价。荷据、清领、日据、国民党统治，“一朝天子一朝臣”，台湾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复杂多变。本土立场的他认为不应该苛求前人，基本上对台湾日据时期有着“皇民化取向”的作家、作品是持同情、宽容的态度。 此外，日据台湾早期实行“同文同种”的怀柔政策，以“传统诗文”为手段拉拢台湾士绅；后来“日语同化主义”逐渐取代“汉文同文主义”。为此，对台湾人来说使用汉文其实就是一种“保持斯文”的抵殖民意味。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野心勃勃之时，汉文具有“国族象征意涵”，渐渐为殖民当局所不容，批判色彩浓烈的“新文学”遭到殖民当局的强烈禁绝，没有存续的空间；反而是“休闲娱乐”性质的通俗文学逃过一劫。通俗文艺杂志甚至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文人除了诗社、诗刊之外重要的社交舞台，发挥着知识分子书写欲望、交流沟通的公共场域的现代性作用。台湾学者也注意到了汉文通俗文艺保持“汉文斯文”的抵殖民作用。“透过对旧有传统文人集团及其衍生世代的整合、对‘维系斯文于一线’的文化焦虑感之宣扬、对中国地区汉文文化资讯的代理输入，传统文人领军下的汉文文艺生产者成功借由通俗小报形态取得一种抵主流的边缘位置，发展出一套讥诮讽刺的批评话语与文化姿态，故能树立‘俗（通俗）而不同（同化）’的抵殖民文化势力。”“通俗”在日据后期的台湾变成维持汉文传统消解日本殖民文化的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日据后期，通俗文学成为台湾新旧文人寻找抵抗资源、实现败部复活的公共场域。汉文通俗文艺“在自我落伍化（去前卫性）的非现代形式之下，实则蕴藏了一种以汉文通俗杂志形式，维系汉文文化舆论的生产以及汉文文艺的自主演化之目的。借由这种形式与定位，《小报》回避了日本殖民性及殖民现代性之洪流对台湾文化主体的正面冲刷，维系了‘殖民地的现代性’成长发展的一隅空间。”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控制加强的时空背景下，“通俗”变成台湾固有文化存续的载体，只有以“通俗”的名义，汉文文艺才有存在的可能，台湾本土的知识阶层通过汉文文艺的生产维持固有的文化和原有的尊严。“通过杂志、书局、阅读、创作、评论的一种联动，本土文化界零散的通俗文化资源渐渐获得整合，并与中国地区的文艺资源联结，读书市场中出现了一个本土通俗的读／写场域，促进了台湾通俗文学场域的诞生，同时形成抵殖民的另一股本土文化势力。” 但是，殖民当局能够在皇民化运动和“日文同化主义”的背景下容许台湾汉文通俗文艺的存在，说明汉文通俗文艺虽然具有抵殖民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微小到殖民当局可以忽视。“《三六九小报》书写/阅读/流通局限于古典汉字阶层及其衍生世代，而非一般市民大众；……而宜注意其中反映的1930年代台湾传统知识界中抵殖民的‘后殖民性’或者‘反现代性’。”当时的汉文通俗文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俗文学，这里所谓的“通俗”更多是指其文本性质上的娱乐休闲，而非读者层面上的普及度。“大众”是汉文文艺杂志的策略，例如议题炒作、文本性质等，但从营销的“会员制”等读者层面上汉文文艺杂志则是“小众”的。另一方面，柳书琴相当强调汉文通俗文艺以低姿态博得一种有利的抵抗位置，但她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汉文通俗文艺抵殖民的文化资本也是来自殖民当局的赋予，与殖民当局对新文学的严控、对通俗文学的纵容不无关系。汉文通俗文艺和殖民当局并非水火难容的关系，柳书琴指出了汉文通俗文艺抵殖民的现代性功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汉文通俗文艺与殖民当局的权力位置关系没有加以分析和厘清。 日据时期台湾通俗文学有两个高峰期，一是1905－1911年以传统文人创作为主的文言通俗小说，属于古典文学范畴；二是1930年代后，围绕《风月报》和《三六九小报》的传统文人、新文学家企图以“汉文”、“通俗”为抵殖民的策略而创作的作品，书写语言上是文言/白话混杂的过渡状态。参见黄美娥《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阈与文学想像》，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东亚汉文与通俗现代性”的提法源自柳书琴的课程提纲。此外，毛文芳《情欲、琐屑与诙谐 ──〈三六九小报〉的书写视界》、江宝衩《日治时期台湾艺旦养成教育之书写研究———以“三六九小报花系列”为观察场域》等则从通俗文学中的艺旦书写入手分析30年代的女性形象与都市现代性的关系。 李欧梵：《报章杂志与通俗小说》，《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0日。 黄美娥：《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期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阈与文学想象》，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 -311页，第270页，第238页。 黄美娥：《从“诗歌”到“小说”———日治初期台湾文学新秩序的生成》，《跨领域的台湾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学馆2006年版，第73页。 黄美娥：《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洋”：〈汉文台湾日日新报〉通俗小说中的文化地景、叙事伦理与知识想象》，《台湾文学现代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第414页。 吴密察：《座谈会引言》，《后殖民的东亚在地化思考：台湾文学场域》，国家台湾文学馆2006年版，第429页。 ［日］子安宣邦：《昭和日本与“东亚”概念》，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柳书琴：《殖民都会平民公共领域与通俗文艺岛内消费———以《风月报》为中心》，收录于李欧梵主编《墨痕深处：文学、历史、记忆论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 柳书琴：《从管制到民制：自我同文主义与兴亚文学》，《想像的本邦：现代文学十五论》，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陈建忠：《大东亚黎明前的罗曼史———吴漫沙小说中的爱情与战争修辞》，《日据时期台湾》，《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论：现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五南图书2004年版，第209-250页。 柳书琴：《传统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湾汉文通俗文艺的发展与延异》，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2007年6月，第14页，第36-37页。 柳书琴：《通俗作为一种位置：〈三六九小报〉与1930年代台湾的读书市场》，《中外文学》2004年12月，第29页，第53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9年02期 原载：《华文文学》2009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