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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司马桑敦与在台湾的其他外省人一样，终生不能摆脱怀乡与流离的命运。他一生经历了几个生活区域：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日本、美国，因此他的文学始终反映着放逐与流亡的主题。正像赛义德说的那样：“亡命使知识人变成与来自于权力、故乡──内在──存在的种种安慰无缘的周边存在”，但“流亡者有两个视点：过去留下的和现在存在的双重透视视点。”司马桑敦作品的主题也是以放逐与流亡为中心的。从积极的意义来看，这样的迁徙生活反而使他接触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丰富了他的思考，使他具有了赛义德说的那种双重透视视点。除了上述国家与地区外，他还注视过的地区就是韩半岛。60年代他曾两次访问韩国，作品中也书写过韩半岛。五六十年代正是台湾国民党独裁统治最残酷的时期，与胡适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一脉相通的司马桑敦在难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情况下，对韩半岛寄予了极大的关心。他对韩半岛的书写与他对台湾政治趋势的洞察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与他的民族主体性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司马研究的论文，但对司马与韩半岛的关系还无人涉及。本文将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司马的韩半岛叙述上，通过对小说《高丽狼》的分析，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作品，探索这些作品做为尝试阶段的后殖民文本的意义，并探索他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多元性认识的问题及民族主体性认识的问题。 一、司马桑敦的韩民族体验与韩人题材作品创作 司马桑敦，本名王光逖，1918年出生在辽宁省金县。他与朝鲜人的接触及对朝鲜这个国家(战后的北朝鲜与韩国)的体验与关心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少年时代，抗日时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游击队经验。1932年司马14岁时投奔了嫩江地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当了少年兵，参加过几次游击战。有关这个时期司马的行踪除了周励的简单的记述外，目前没有详细的数据可以了解，更谈不到了解他与朝鲜方面的关系了。但是我们从一些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史料可以从侧面了解司马在30年代所处的环境。 有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我们从杨松的《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得到一些知识。杨松总结“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的特点，指出它是“自发的全民族抗日解放运动”。他说：“当时东北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商人及一部分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弟都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自卫军和救国军等等，都纷纷起来打日本，保护家乡。”杨松的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他触及到游击队中的朝鲜人：“在第二军王德泰部内，差不多有一半是朝鲜人，就民族历史、风俗、习惯等等来说，同中国人大有区别，但是，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民族独立总的政治目标下，终竟能够团结起来，并已组织起朝鲜人的独立军，到朝鲜内地去游击，唤醒朝鲜民众上，已收到相当的效果。”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东北的抗日运动是“全民族”性的，里边有汉人，也有众多的朝鲜人和朝鲜族人。朝鲜族指在东北土生土长的中国少数民族，而朝鲜人则多是“日韩合并”及“三·一独立运动”后逃亡到东北来的朝鲜半岛的人民。因此不难想像，司马在抗日义勇军中渡过的几年中与朝鲜人及朝鲜族人接触或目睹他们的行动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与他们是战友，是同志。他的小说《高丽狼》就根据了这个时期的体验。 第二个时期是1950年韩战时期。此时他已在台湾，任海军官校政治教官。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方冷战的开端，司马并没有涉足韩半岛，但对韩战的局势却非常注目。在他，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想像韩半岛的时期。日后他在访韩游记《滔滔汉江水西流》、《战场风腥板门店》、《雨蒙蒙，釜山街头》中回忆了战时的情景。对韩战的如此鲜明的记忆证明司马当时非常关心韩半岛的情形，他通过报刊上的报导、图片已深切地感受到那场战争的残酷。 司马对釜山、汉城的记忆都与韩战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且通过韩战，他对韩半岛的认识，从反抗日本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的层面发展到关注东西方对立的更广大层面。 第三个时期是1963年、1964年两次访韩时期。当时司马以《联合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长期旅居日本。1963年11月，司马随台湾记者团应韩国军人执政团的邀请，访问韩国，观察军人执政团革命后第一次民主选举，走访了“四月革命”爆发地塔公园，还采访了朴正熙的政治对手尹潽善。通过采访，他开始警惕韩国的军人独裁政治的发展。1964年8月，他又随张群特使再次访韩。这次访问中，他着重调查了韩国的学生运动。他深入到学生、大学教授、媒体工作者、一般民众中，了解民众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不满，感受到韩国民众有争取民主自由的力量和勇气。在第二次访韩中，他写下了9篇走访纪录，对处在后殖民状态下的国度与民族将如何重构自己的主体性的问题上，以韩国为一个显著的实例，为其它后殖民国家提出了重要的启示。 从历史阶段来看，上面三个时期正是包括韩半岛在内的亚洲诸国从被殖民到独立，以及独立后次第进入后殖民的时代。通过上面列举的三个时期，我们可以知道，在司马人生的几乎三分之二的时期内都有过与韩半岛及朝鲜人的接触和关注。特别是他担任《联合报》政治记者后，在他眼里，韩半岛更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区域。他的所有涉及韩半岛的作品都作于韩战之后，《高丽狼》的发表是在1955年，已是东西冷战开始之后；韩国游记涉及的是60年代的韩国民主主义运动。因此他的作品必然地都与从殖民向后殖民过渡的历史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着他的时代认识。这是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忽略的问题。 二、从后殖民角度解读《高丽狼》地理上、政治上的周边性 《高丽狼》(1955年)描写活跃在长白山中的一个游击队首领──一个朝鲜人的故事。这篇作品与其它“韩人题材作品”有所不同。因为从１９世纪末到20世纪的结束，几乎所有描写朝鲜的作品，比如20世纪初叶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台静农的《我的邻居》，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问世的夏辇生的《船月》、《回归天堂》，都以日本统治朝鲜为背景，描写朝鲜人民的悲苦、反抗、牺牲。这些作品成为目前韩国学者们最注目的所谓“韩人题材小说”。学术界的关心同时也界定了“韩人题材小说”的基本性质。而与这些主流性的“韩人题材小说”相比，歌颂朝鲜人反抗日本，或描写朝鲜人流离失所悲惨命运却没有成为《高丽狼》的主题，使它显得颇有逊色，所以至今还没有人把它做为“韩人题材小说”研究过，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怀疑它是否可以算作“韩人题材小说”。 《高丽狼》被主流性的“韩人题材小说”摒至周边，其实主要原因在于它在时间与主题的设定上与以往的“韩人题材小说”有所不同。它显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性质。《高丽狼》的时间设定在日本战败后，国共内战的时期。即帝国统治的中心崩溃后，本土势力与周边势力的崛起、交错、相互抗衡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殖民到后殖民的很微妙的转折期。所以以我们以往的论述方法和视角去看是很难进入它的深层意义中去的。笔者认为这是《高丽狼》一方面引起我们的关注，另一方面又使我们对文本阐释无法下手的原因。基于《高丽狼》时代背景的微妙性，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尝试以后殖民文学的视角和理论来分析这篇小说，力求辨认出它与众不同的特质。 “‘中心’的消亡导致对复合体的妥当性的确认。在失去‘中心’的世界中，周边性便成为建构现实的重要因素。人种、性别、心理的‘正常性’、地理或社会的距离、政治上的排除等，所有周边化的言说在此交错，消解中心与周边的地理区分，构成聚集复杂交错、混合经验的现实认识。”这是《逆写帝国》中分析新西兰作家Janet Frame的作品的边缘性问题时所提示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也可以运用到《高丽狼》的分析上。这篇小说将地点设在中国东北的长白山原始密林中，日本战败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主要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角力抗争。他们开始收编东北地区的游击队、绿林组织，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力图形成新的势力中心。登场人物高丽狼与黄老人、‘我’、小宫分别体现了他们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周边性和中心性。 (一)地理上的周边性 《高丽狼》开首第一句便是：“一走进黄松甸子车站，我的嗅觉就似乎闻到了狼的气息。”黄松甸子位于长白山东北部，是日本统治时期伐木工开发出来的小山镇，又是通往长白山心脏部的重要孔道。高丽狼的武装势力范围就是包括黄松甸子、额穆索的长白山一带地区。长白山地区与朝鲜一样，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地理上属于周边区域；另一方面，从中国大陆的中原地区来看，它亦是属于周边的。这篇作品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地理上的周边区域，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 “我”来自重庆“中央”、小宫则来自海参威。“我”本来也在长白山打游击，是高丽狼的好朋友。但十年前离开长白山，到重庆搞抗日活动，日本战败后，“我”受“中央”的派遣来收编高丽狼的武装力量。《高丽狼》中地理上的周边性主要是通过“我”对长白山所感到的隔绝感和疏远感强调出来的。当“我”回到阔别十年的黄松甸子时，不由地将这个原始山林与“中央”作了一个对比： 我离开黄松甸子已经有十年了，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使我触目尽都是一片陌生。 这一夜，(中略)使我温习起几乎被我忘掉了的那些共同困守在原始森林内的相同于动物间的温情。虽然，这些年间政治生活上的教养，使我变得娇弱了，退婴了，对于这些未加磨琢的感情，感到有些粗糙，但是，出自一种诚挚的安堵，却占有了我的思想，我和这些人的交谈，自然的便消散了另一种社会所必具备的猜疑和忧虑的情感。 长白山是属于原始的，在那里生活的人是坚强的。他们的情感“相同于动物”般的温暖，与城市社会的“猜疑和忧虑”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周边”与“中心”的具体对照。当时延安共产党总部的作战重点是：夺取城市，占领工矿区，截断铁路线，控制交通要道，彻底歼灭敌人。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八路军已配合苏联红军解放和掌握了东北主要城市和农村。但是他们还没有涉足长白山原始密林，那里便成为绿林组织、游击队、山贼们盘踞的地盘。在作品中作者几次称长白山为“原始森林”，其意在于强调长白山的周边性。 (二)政治上的周边性 《高丽狼》的主要情节是游击队首领高丽狼与国民党和共产党、苏联红军的较量。其中穿插了高丽狼与朝鲜姑娘‘仙女’的爱情故事。高丽狼和仙女在作品中均被称为“高丽人”，作品中没有交代他们到底是从朝鲜半岛过来的，还是在东北土生土长的。这是一个需要澄清，但又不大容易的问题。首先，长久以来，中朝边境就是一个开放的地区，半岛的人们可以自由来往于鸭绿江两岸；日本统治朝鲜后，实行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政策，半岛的朝鲜人渡过鸭绿江，到东北开恳土地；加之，三·一独立运动时，大批朝鲜人逃亡东北地区，使东北地区出现了本土少数民族与朝鲜半岛人聚居的现象。他们均用朝鲜语和朝鲜生活方式，很难以国籍划界彼此。但尽管如此，作品中还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来自他们自己的归属意图。我们看下面的一段情节和对话。 “我”代表国民党，小宫代表共产党，他们带着收编地方武装力量的任务来找高丽狼，但他们从黄老人那里得知“高丽心里别有打算”，这个“心里别有打算”意味着什么？当时韩半岛刚刚独立，正在酝酿政权机构，高丽狼对国共双方都没有靠拢的意思，他的打算或许倾向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高丽狼、“我”和小宫，再加上突然出现的苏联红军，这正象征了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局势。在长白山原始密林中四局对峙，展开了一场复杂的角力争执。高丽狼对这些政治对手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再看高丽狼与“我”的对话： 高丽狼：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自由自在，我们自己认为顺气就行。 我：除了自己，你已经不再考虑革命？ 高丽狼：什么革命？自己就是革命。还有比解放自己，为寻求自己的自由，更革命的事吗？ 我：难道，你不再考虑许多人民和你的国家？ 高丽狼：你怎么说的这样抽象？你能把自己和人民分开吗？你会说我自己不是人民吗？你要把我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吗？ 我：当然，我不打算把你和国家对立起来，不过单是你自己不能代表国家的！ 高丽狼：相反，我以为我就代表国家！ 高丽狼：我的全世界就是她，我的全灵魂就是她，除了她，我没有别的！ “我”和高丽狼围绕着革命、自由、国家争论，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一致？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自由、国家的意思和角度不同。“我”是站在“中央”的立场，从掌握整个中国的角度看问题的。“我”所说的国家指中国，而高丽狼却是站在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他所说的国家并不指中国，而是他的国家。这就反映了高丽狼的主体性意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高丽狼带着很强烈的朝鲜半岛人的意识，他出自内心的归属意识就是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1945年以后，国共双方都积极开始收编和接收东北的武装部队，“我”和小宫正是代表了当时国共两方的政治力量，而活动在深山密林中的游击队、绿林部队都是国共双方力求收编的周边力量。高丽狼与他们的对立表明了日本帝国的中心崩溃后，周边力量的抬头，以及周边力量拒绝接受任何企图构成新的主流力量的收编和压制。《高丽狼》的收尾部分描写高丽狼的疯狂状态： 狼的兽性继续高度的发作起来。我目睹着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寨子，同时，也烧了整个额穆索。清晨的昏暗中，许多老百姓，从火中惊醒，哭嚎着来往奔走，而狼却睹情纵声大笑。 狼可怕的疯了!（中略） 他对于一切遭遇在手下的生物，一律格杀无论。（中略） 咆哮着：“我要干掉一切！一切！” 恐怕在评价《高丽狼》文学价值时上面所举的部分是最难估价的。高丽狼因‘仙女’的死而兽性大发，如此疯狂无忌，这对于主人公形象塑造上不能不承认是很不利的。作者司马桑敦也在《山洪暴发的时候》序文中说道：“假若有人问我，在这七篇短篇小说之中，我自己比较最中意的是那一篇的话，我该指出，我曾对《高丽狼》寄过很大希望的，可惜我未把它描写成功。”他所说的描写上的未成功或许是指这一部分，即为了保护“仙女”而拒绝收编的行为和那以后烧杀百姓的行为，作者并没有处理好这两个行为的内在关联的问题，致使作品欠缺了它必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主题上出现分散的现象。 从“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作者试图体现以前的“中心”解体后，处在政治边缘地区的无秩序，在无秩序中确认“周边性”的强化。作者曾身经国共内战，目睹武装势力间的混战和人民生活的混乱、悲惨。他试图通过创作揭露未被写出的历史。 《高丽狼》作于韩战之后，正是司马桑敦密切关注韩半岛的第二期。韩半岛受着共产社会和自由社会的主宰，被南北割断，成为东西方冷战的象征。这个事实自然会给司马带来深切的反思。他的问题意识已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转移到联结整个亚洲和世界，反抗霸权，争取民族自由的范围。 三、从后殖民角度解读《高丽狼》作品中《阿里朗》恋歌的象征性 《高丽狼》中，游击队首领高丽狼无疑是异民族存在的主要人物，但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朝鲜人在作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是所有游击队员都倾慕的“仙女”，又是高丽狼的老婆。“仙女”是一位非常美丽的朝鲜女子，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 她的美丽惊倒了我们游击队整队的人，几乎立刻我们便共同赠送给她一个“仙女”的绰号。(中略) 我们把她尊为女神，尤其是狼，素以情感淡泊著称的，竟也在她唱完了他们高丽的乡音《阿里朗》恋歌之后，大大的动了感情，流了很多次眼泪。狼立刻便爱上了她。 必须注意的是，所有的人倾慕于“仙女”是因为她表面的美，而高丽狼的倾心则是因为听了她唱的高丽乡音《阿里朗》，他为这首歌流了很多次眼泪，这表示的是怎样的意义呢？作品中两次提到这首歌，歌词用了高丽乡音韩语的表音： 阿里朗，阿里朗， 阿里朗约！ 阿里朗勾戛娄，恼麻干达， 那鲁巴里勾，戛西嫩宁姆恩！ ······。 作者在文中对这首歌没有作解释，而是在作品后面加上了注解。就是说作者故意将韩语的《阿里朗》引进作品中，构成一个朝鲜人独有的空间。“我”与“仙女”之间本来也有恋情，但“我”最终不能突进朝鲜人的空间。 《阿里朗》是朝鲜最有代表性的民歌，不仅朝鲜人谁都会唱，就是在日本、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也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但这首歌的诞生却体现了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悲惨历史。宫冢利雄在他的《阿里朗的诞生》一书中，披露了他对《阿里朗》调查的详细资料和历史。据他的调查，《阿里朗》本来是李朝末期的劳动歌，1869年重建景福宫时大批的农民被动员参加营造工程，在艰苦的劳动中，劳工们编了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以后朝鲜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阿里朗》歌曲，曲调和歌词都有所不同。但《阿里朗》真正成为代表朝鲜命运的歌曲是在1926年罗云奎主演的电影《阿里朗》上映之后。当时朝鲜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都受到日本的统治，所有文艺作品都要受到日本总督府的严格审查。这部电影巧妙地潜过日方的审查，在汉城上映。上映之后，人气暴发，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去观看，特别是主题歌《阿里朗》煽动了所有观众的心，以致在电影院里，全体观众一起合唱。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朝鲜半岛。 1927年京城广播电台的开设，1928年日本哥伦比亚唱盘公司开始录制朝鲜歌曲，1931年日语歌《阿里朗》唱片首次上市。媒体传播在朝鲜的发展促进了《阿里朗》歌曲的海外传播，在日本出现了很多日本式的《阿里朗》流行歌曲，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也十分流行。这些流行歌的歌词都不相同，意思也多有变动，但将《高丽狼》中的《阿里朗》歌词与这些流行歌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歌词与这些后来流行的歌曲不同，而与电影《阿里朗》的主题歌相近。试将二者并列如下： 《高丽狼》后面的注解： 阿里朗，阿里朗 越过阿里朗的岭， 你的脚就会疼起来， 因为你是负心的薄幸人儿！ 电影《阿里朗》的主题歌： 阿里朗，阿里朗，阿里朗约！ 越过阿里朗的岭， 弃了我而去的你， 走不到一里路你的脚就会疼起来。 《阿里朗》的意义是怎样的？宫冢利雄在他的著作结尾引用了庆熙大学徐延范教授的意见回答了这个问题：“民谣《阿里朗》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唤醒朝鲜民族魂、点燃朝鲜民族的心灯的歌曲。（中略） ‘丢掉我而去的你’中的‘我’暗示着祖国，人民。丢掉祖国，人民而去的人，‘走不到一里路，脚就会疼起来。’这是表示爱国心高扬的内容。”做为劳动歌的《阿里朗》在日本帝国的残酷统治下逐渐转变成象征民族的苦难和悲哀的歌曲，在日统时代用韩语唱《阿里朗》时，所有韩半岛的人民都会感受到这首歌所表达的意味，都会沉浸在同一个文化氛围和民族感情中，而统治者却无法进入。所以在残酷的帝国统治下，《阿里朗》仍是朝鲜人民可以享受的自我表达的空间。高丽狼为这首歌流了很多次眼泪，这绝不是因为感于歌声的优美，而是因为他沉浸在朝鲜人独有的感情空间里，与这首歌所表达的民族感情强烈共鸣。 司马桑敦对朝鲜民歌《阿里朗》一直是很重视的，“满洲国”时代他在东北生活，自然会耳熟于这首歌。直到1963年去韩国访问，他还谈到这首歌。他在访韩游记《青云阁上霓裳舞》中谈到韩国的流行歌。他说：“韩国自家的流行歌，再没有比《阿里朗恋歌》和《凤仙花之歌》出名了。这两支歌都是女低音唱的，曲调幽况哀伤，如诉如泣。有位韩国文学家曾评价这两支歌与韩国人民被压迫的历史相关，据说，《阿里朗恋歌》是反映李朝末叶被迫劳役的农民的歌子，歌诗情节像中国的《孟姜女》。”这里虽然没有指明李朝以后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但在“这两支歌与韩国人民被压迫的历史相关”一句话中就已暗示了受日本统治的历史。 朝鲜民歌《阿里朗》在《高丽狼》中出现了两次，两个场面。这两个场面与这首歌的象征意义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一次是十年前，“我”和高丽狼一起在原始密林里初次遇到“仙女”的时候，“我们是在桦甸浑发河下游遇见的。（中略） 尤其是狼，（中略）竟也在她唱完了他们高丽的乡音《阿里朗》恋歌之后，大大的动了感情，流了很多次眼泪。”他们第一次遇见“仙女”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听她唱《阿里朗》恋歌的时候。这个时期正是抗日时期，《阿里朗》恋歌正像电影《阿里朗》一样，象征了被殖民统治的朝鲜，反映了朝鲜人民的悲哀和反日感情。 第二次是日本投降后，“我”来访高丽狼，偶然一队苏联红军也巡逻来到高丽狼的阵营，晚上高丽狼宴请这些苏联红军，在席上“仙女”唱了《阿里朗》恋歌，但她的美丽的歌声却引来了巨大的不幸。苏联红军兴奋之余竟一拥而上，把“仙女”强奸了。最后苏联红军连同“仙女”都被高丽狼打死了。高丽狼的疯狂烧杀也就由此开始。很明显，《阿里朗》在这里暗示了悲剧的开始。考虑到这部作品的写作时期，再联系到作品中的时代、苏军的暴行，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测，第二次的《阿里朗》象征了日本投降后接踵而至的韩战给韩半岛带来的命运。正像徐延范教授指出的，《阿里朗》中的“我”象征了朝鲜国，即“仙女”在这里以换喻的形式象征了朝鲜。《阿里朗》恋歌，第一次象征了日本殖民地朝鲜的悲哀和反抗；第二次则象征了二战后再次受到东西强权国家分割、统治的朝鲜的不幸。高丽狼曾大声疾呼：“我的全世界就是她，我的全灵魂就是她，除了她，我没有别的!”这正表明“仙女”是一个象征，是民族、祖国的象征。 《阿里朗》恋歌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于此，它还构成了划分汉人与朝鲜人的文化空间。作者以韩语引用此歌，在文中并没有加以解释，显示出这部作品的文化横断的性质。“我”虽然很爱“仙女”，但终无法介入高丽狼的世界，“我”最后下的判断是：“他们都是高丽人，他和她应该是一对！”“我”决定离开狼，“另找一条抗日的路去”。这就是十年前“我”离开高丽狼的理由。在这里，高丽狼和“仙女”被他者化。“我”、小宫以及黄老人与高丽狼形成两个既有一定交流但最终不能完全沟通的空间，这样的局势也可以用“中心”与“周边”的紧张关系来表示。两个空间是两个不同文化的世界，《阿里朗》恋歌表示的是在这两个文化的邻接面上存在着的不可介入的差异性的空隙。这实际上正是后殖民文学的一个特性。 后殖民文学的一个中心原理就是“要试图实现在文本中刻印出围绕现场主体性必然存在的差异性和不在性。对完全对立的两个话语，进而言之，对政治的、文化的同一化的可能性的明确化，同时也应是对横在二者之间的文化空间的轮廓的描出。而这个保持空白的空间才是做为产生差异性的场所，是后殖民文学中不可欠缺的空间。”这个原理在文本实践上时常反映在本土语言、对话的不加注解的直接引用上。《高丽狼》中的《阿里朗》可算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首歌确实起了一种民族志的机能，但更重要的是它以语言的距离维持了文化横断式文本的“空隙”，提示着作品的主题──差异性的表明。 高丽狼的固执于“仙女”和固拒于“我”和小宫的收编都强调了上面所说的差异性。 我为他如此坚强肯定的语气，吃了一惊。我们都无言，（中略） 我等于刚刚发掘了他灵魂深处所埋藏的东西，他的爱竟是如此的顽固而执着，我是如此惊讶，因而为之一时莫知所措。 “仙女”对于高丽狼的意义正如上边所述，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而对于“我”来说，“仙女”只是一个美丽的高丽女人。他们“彼此无言”和“我”的“莫知所措”都表示着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性和“沉默的空隙”。“我”与高丽狼的诀别在“狼可怕的疯了”以后，“过后不久，我和老癞不得不离开了他。他的下落再不知道了。”这正表明“我”在对“仙女”的爱上，在对高丽狼的收编上都失败了。来自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这个结果的重要因素。新的“中心”对“周边”控制的失败，反过来说又表明了“周边”力量的抬头。 四、司马桑敦的韩国叙述的当今意义 综上所述，对于《高丽狼》这篇作品，如果仍用目前主流性的观点，即朝鲜受日本帝国的统治，对他们的悲惨、他们的抵抗如何描写，作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共鸣如何表现等，那么，我们对这篇作品是很难作准确的解读和评价的。而我们尝试着从后殖民文学的角度来看时，便可以发现作品中隐含着的后殖民文学的特质，摸索到作者试图表现的“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文化横断式描写时必然要确认的存在于不同文化接触面上的差异性，以及处在周边位置的民族的主体性。当司马桑敦写作《高丽狼》时，即50年代，当然还没有后殖民文学理论的出现，但当时东亚各国已进入后殖民时代，司马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关注意识已呈现出从殖民到后殖民的过渡。我们从他的韩国游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高丽狼》不仅仅是对国共内战时期的描写，还暗示了50年代韩半岛的遭遇和命运。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后殖民文本的一个尝试，为我们展示了“韩人题材小说”的新天地。我们可以把《高丽狼》定位为后殖民文本性格的“韩人题材小说”。 通过以上分析，证明韩半岛与司马桑敦的文学和思想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帝国中心的崩溃带来周边国家的兴起，这些周边国家在重建自己的主体性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种种难关。一方面要与新兴霸权抗争，另一方面又要清洗和反利用依然存在的帝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可算是亚洲最典型的标本。司马对韩国的重视完全基于现实的需要，他的《高丽狼》是他摸索周边国家在后殖民状态下如何表现自己的主体性的尝试。其中有对文化横断中的差异性的认识，如《高丽狼》；也有表示“他山之石”意图的，如，韩国游记。在五六十年代，司马就以后殖民的观点及多元文化视角观察和书写了韩国，他的观点和视野对今天我们的多元性文化认识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 Edward W.Said:《知识分子论》，大桥洋一译，平凡社1998年版，第98页。 目前有周励《火一样的青春──记我父亲王光逖在东北沦陷后的抗日活动》、《台湾作家司马桑敦和他的<野马传>》、《司马桑敦的短篇小说的乡土特色》；应凤凰《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藤田梨那《台湾作家司马桑敦与日本》周励《火一样的青春──记我父亲王光逖在东北沦陷后的抗日活动》、《暴力与人性的对峙》等。 周励:《火一样的青春──记我父亲王光逖在东北沦陷后的抗日活动》，《新文学史料》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 杨松:《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解放》1938年第34期，第5页，第5页，第7页。 司马桑敦∶《爱荷华秋深了》，尔雅出版社1977年版，第135页，第135页，第49页。 《逆写帝国》，日语版《后殖民文学》，木村茂雄译，青土社1998年版，第154页，第109页，第100－101页。 司马桑敦∶《山洪暴发的时候》，爱眉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页，第128－134页，第131－145页，第148页，第3页，第135页，第143页，第135页，第28页，第145页，第149页。 司马桑敦:《野马传》及自序，文星书店1967年版，第1－2页。 宫冢利雄:《阿里朗的诞生》，创智社1995年版，第49页，第49页，第336－337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8/06 原载：《华文文学》2008/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