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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写作呈现出复杂与多元的美学风貌，其东方性与人类性、感伤性与乐感性、名利性与非功利性、浅白性与深刻性、真挚性与虚假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等诸多矛盾现象在历史的时空下对立并存，随着全球化文化演进与文学理念不断变革，矛盾的双方不断发生种种质或量的变化，并在一定的时期或某种层面上达到相对统一。 一、东方性与人类性 爱德华·萨义德指出，西方眼中的“东方”并非自然的存在，而含有极大的想象与虚构成分。“西方中心主义”既被定义为普世的标准，对所有文化的评价均以此为参照，“东方”形象被对象化为“他者”与“劣者”就在所难免[1](P4)。笔者研究发现，除了西方学者与作家以“东方主义”有色眼镜看中国，或以西方标准阐释中国境遇之外，华人作家以“自我东方化”为写作策略的现象也长期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对中国“他者化”、“对象化”意识的契合乃至共谋。 在http： //www． amazon． com/“books”栏中查找ChineseAutobiography，可以得出三千条左右的Re-sults。其中，中国女性“受难”题材、西藏题材、佛教题材与在华基督教题材居高不下，其主题大多可归结为“中国女性长期受虐”、“在中国信仰不能自由”等。郑念《上海生死劫》、闵安琪《红杜鹃》、徐美红《中华女儿》等作品，“受难”的“东方性”屡屡被强调。 当然，海外华人写作的另一种趋势也不可否定：有些作品虽然同样涉及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题材，但却更多是在生命本体的意义上发掘人在各种意识形态、体制下遭受挤压并挣扎反抗的普遍形态。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中掏空灵魂的人与出卖自由的人在东西方游走，周采芹、严君玲不仅在个人心灵史中带出封建家族史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史，暴露出懦弱自保等民族劣根性，而且揭露了西方殖民者为虎作伥的种种劣行。这些作品均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谛视达到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性开掘，“人类性”是其写作的意义所在。 尽管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表达什么样的“中国性”是作家与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郑念、闵安琪“文化大革命”受难式的书写，固然不能全面准确地揭示中国面貌，但把中国女性均描绘成“花木兰”，则是另一种夸大扭曲的“中国镜像”。某些华人作品特地遵从欧美畅销书《女勇士》的写作范式，过分夸张中国移民“从妓女到地母”[2](P47)、从异乡“畸零人”到“国际自由人”的身份转变，或以繁冗的婚礼、葬礼等场面夸大中国文化的“奇异”与“厚重”，是对西方视野中中国古老神秘而又极端落后，缺乏现代化之“东方镜像”的另一种印证。 霍米·巴巴在《文化定位》一书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文化都是不纯粹与混杂的，在新的历史时空下，拆解东/西、自我/他者等文化对立的简单划分，成就全新的“第三空间”成为必要[3](P20)。在21世纪华人写作中，以东西方文化碰撞为契机构建文化的“第三空间”，向西方主流文化输送“新颖”的边缘思想，同时对母体文学实现崭新话语变革的作品屡屡出现。如2003年，旅法华人戴思杰的《狄先生的情结》问鼎“费米娜文学奖”，被评论界称为以“外国人”式“异国情调”为法语注入了新鲜血液；华人作家哈金在美国文坛屡次获奖，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亚裔部分[4](P2)，均代表了边缘文化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渗透与消解。虹影、严歌苓等人的华文写作也为中华母体文化加入了异质元素，完成对族裔文化的解构与重建。这些华人的创作不仅包含着东方哲学与美学因素，还在整个人类文明立场上审视人性，其写作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一个概念上达到了矛盾的统一。 二、感伤性与乐感性 海外华人写作包含大量的“怀旧”内容，往事回溯式视角为作品增加了强烈的抒情色彩，对现代人身份无根、精神飘零的描述有时达到欲歌欲哭的程度，具有典型的“感伤”性。 这里所说的“乐感”性，特指中国文化中“乐天知命”的生存哲学与精神态度，区别于以西方基督教义为基础的“罪感文化”、“彼岸”与“来世”观。“乐感”文化立足于人的生存本体(此岸世界)，注重“当下”与“活着”的幸福，强调“庆生”、“乐生”，对人生现实层面的关注超过对终极价值的精神关注。 海外华人写作中“感伤”性与“乐感”性是对立统一的。这种统一在他们笔下体现为：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性的因素着眼于“现世”与未来。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李翊云、郭小橹、瞎子等人在“移民与奋斗”类的写作中，一方面为寄托乡愁“独抒性灵”，一方面表现“国际自由人”或现代社会“漂泊一族”的身份定位。对某些华人来说，去国离乡是一种别无选择的流亡与逃避，他们突出在所谓强势文明下讨生活的罹难或经历。与母国文化“疏离”后，融入异域的过程异常艰难，“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巨变形成大的情感空洞与身份“无根”感，文字中充满了大时代中人的命运如落叶般飘零的悲怆意味。 但大量文本又表明，其“何处是归程”的感伤性与“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乐感性，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远走他乡———“生活在别处”是一种主体性选择，文化夹缝中的挣扎求存与灵魂无依被夸大，是为了反衬“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世界里脚踏实地度过的人生岁月，意外地使人的心灵也有了更大的容量”[5]的充实感与自豪感。此类作品中津津乐道着成功跨越种族、文化、语言藩篱，从“生命移植”到“落地生根”，从“曼哈顿”打工身份到寄居国“模范少数民族”的变化，是一种“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达观情怀，傍水而居、向阳而生，“痛并快乐着”的“乐感”文字。 三、名利性和非功利性 作为“海外华人”而写作，是某些作者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一种迎合读者猎奇心理的消费文化现象。1950年代出生的华人作家张戎、周励、李彦延续郑念等人“伤痕与反思”式的西文nonfiction写作传统，借此赢得西方受众的追捧。旅英作家欣然的《中国的好女人们》被命名为The Good Women of China： Hidden Voices，《天葬》被命名为Sky Buria：lAn Epic Love Story of Tibet。其中，Hidden Voices，Story of Tibet等词语强烈暗合了西方受众“中国西藏神秘而充满死亡”、“在中国言论不能自由”等期待心理，因此获得巨大的出版效应。2008年10月，其第三部中国题材的访谈录《见证中国———沉默一代的声音》出版，2009年8月，此书德文版以《被拯救的话语：走近中国迷惘的一代人》为书目，书题中“沉默”、“拯救”、“迷惘”等词语明显把西方受众当成“听者”，带有较强的“名利”目的与“说话”策略。 对名与利的追求不只单纯存在于华人的西文写作中，一些在中国发行，提供作者在西方“游学”或联姻的经历的出版物同样具有强烈的市场动机———充分迎合疲弱困厄已久的中国受众对西方“冒险家乐园”式“童话世界”的错觉与向往，以此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不可否定的是，更多的华人写作是不关乎“名”与“利”的。面临巨大的语言或文化障碍，西文写作大多遭遇“无名可图，无利可得……出版困难，即使出了，批评界没有什么反应”[6](P122)的困境。在中国大陆出书，稿酬的低廉与国外高昂的消费更不成比例。因此，大部分海外华人不可能把写作作为获利或谋名的工具。 当然，名利性与非功利性亦非永远不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互相转化。许多华人写作的初衷是“为稻粮谋”，其“名利”性追求显著，后来却转变为非功利心态，个别还放弃版权，或免费展示自己的作品。同样，有些网络作者最初因非功利性写作而得名，转而成为“专业作家”，其文化反思、解构与建构的力度反而减弱，转而回归“大合唱”式的话语表达，或者成为沽名钓誉的市场弄潮儿。 四、浅白性和深刻性 有些华人作者艺术修养与理论根底薄弱，其写作难免出现内容浅白、主题单一状态。近年来，由海外华人写作，在中国市场发行的“嫁到法兰西做老外”、“一个留学生的现代淘金故事”类“文学”出版物泛滥。其成功=事业=财富的物质主义推论误解了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无论其牟利的创作主观，还是“开药方”式的“问题写作”模式，都违反了文学精神建构与艺术含蓄的基本原则，《在美国，别谈爱情》、《找一根拐杖，因为行路难》、《女人到底要什么》式的浅白性表达违反了文学的审美原则，剥夺了读者在文学接受中“再创作”的权利。 要创造出具有深刻精神内涵与艺术新质的文本，需要深厚的文化、理论、生活积淀与精神努力。无论是学贯中西的老作家巫宁坤，还是1950年代出生的高行健，亦或1960年代出生的马兰，均站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立场上审视整个世界。他们无论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桎梏残余性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霸权性的揭示，均达到了相当的深刻性与批判力度。 这种深刻性与其审美“距离感”有关。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说明，对事物的鉴别与对历史的定性有时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疏离更加准确、客观[7](P96)。严歌苓、张辛欣等出国后的书写，体现了在现实处境和文化语境变化后创作视野与风格上的跨越。马兰、张慈等出国后不再急于为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立言，从而摒弃了浮躁与功利。马兰出国后的文字对人物成长与历史事件的透视愈加深邃凝练，其处理流产、死亡、欲望、革命、叛逃等生命分裂与历史断裂题材得心应手，表达“思想不在家、精神不在家、情绪不在家、个体存在不在家”的人类精神状态更为到位。 五、真挚性与虚假性 以华人nonfiction写作与大陆“纪实性”出版物相比，后者一般“为尊者讳”，为家族名誉、群体利益和意识形态所限，难以真正达到写作的“真”与“挚”，甚至出现以偏盖全、以讹传讹的现象。西方出版界对nonfiction写作有着程式化的监督程序，标明“非虚构”字样的作品不能有大的史实与人物纰漏。出于“造假”后无功可得与无利可图，大部分华人西文“纪实性”文字基本体现了写作的“真”与“挚”特点。本文探讨的是，华人写作中的“真实性”与内容的深刻性之间是否形成一定的矛盾，其程式化的“真实”是否因对历史史实择取的片面性而造成“虚假”呢？ 旅英作家张戎强调，《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历经十三年，自己走遍了世界各地收藏毛泽东相关档案的资料馆、图书馆，采访了七百多人寻找“真实性”依据。把此书与中国大陆作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相比可以看到，由于西文出版的清规戒律，张戎在书中只能引证自己亲自查找和亲口访谈的资料，不能转述别人的文章，而且以事实与数据陈述为主，主观分析的字数较少；而高华的材料则大多转述于大陆党的刊物、历史文献、访谈文字等。张戎在选材上不能间接引证，其西方价值观主导着她把传主毛泽东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单向度的人”，表明了她选材上的片面性。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对其转述的各个历史时期“纪实性”文章背景、当事人身份、心态及其变化都有深刻而详尽的分析，正是这些分析表现了该书内容的厚重与思想价值。张戎的例子证明，西方对nonfiction写作的程式化“真实”要求不但不能避免选材上的片面，还有可能与写作的深刻性、丰富性形成矛盾，从而虚假地反映历史，对华人出版物的史证性与文学性造成极大的破坏。 六、继承性与创新性 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看，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女作家杜拉斯等人的创作与华人女作家创作之间，有着影响与传承的关系。以虹影为例，其《饥饿的女儿》、《K》等作品在情节、主题、人物设置等方面即有着浓厚的杜拉斯痕迹。虹影写作中父爱缺位、母爱丧失、亲情荒芜与人生绝望的主题已经被杜拉斯做过“无父”、“弑兄”与“弑母”等多重阐发，从“饥饿的女儿”、“堕落作为反抗”至“逃家意识”的情节设置惊人地相似：杜拉斯的《情人》中，男子把少女带到嫖客与妓女约会的房子；虹影《饥饿的女儿》中，历史老师送到少女家的礼物是一本生理学课本，《K》中女主人公“林”把“房中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介绍给“英国情人”，二人双双出入于中国鸦片馆等，读者从中看到的异性相吸、异族猎奇与“杜拉斯式”只求末世狂欢，不问出处与未来的异国情人关系极其相似。《K》与《情人》文化阐释的结论也无以二至———情爱关系不能超越种族隔膜。 显然，华人女作家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女作家杜拉斯等人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性。尽管杜拉斯把自己定位为阿尔贝·加缪所定义的“异乡人”或“局外人”，“被放逐”的边缘身份却成了她向西方社会要求“发言”机会的资本，她利用作品、活动、政治言说“摧毁”一切。而华人女作家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异国，“异乡人”与“局外人”的身份都更加名副其实：严歌苓“扶桑”式的“地母”与“少女小渔”以柔弱无骨的坚韧解构了殖民/被殖民者之间支配/被支配、颠覆/被颠覆的关系，对抗着强权，但那种身处性别与种族文化最底层，被强暴的地位与物质上“无立锥之地”的困苦都是杜拉斯式的西方白人女作家所未能亲历的。这种从被强暴的地位与物质上的“无立锥之地”走向“精神家园”的漫漫长途正是虹影在《阿难》、《康乃馨俱乐部》，严歌苓在《失眠人的艳遇》与《无出路咖啡馆》中所努力揭示的。其生存罹难史和精神“涅槃史”成为独特的历史反思与全新的艺术阐释，文化与创作上“继承”与“参照”的因素不大。 身至异域喘息未定的中国女人们发现，恰恰因为“生活在别处”(物理的异邦)，在“寻父”、“寻兄”的成功背后[8](P121)，物质与情感“家园”实现的表象之下，人类“无处可逃”与“无家可归”的精神境遇才不可避免———被性别或种族的铜墙铁壁隔绝的东方女性们注定了身份的漂泊无根与心灵的“无家可归”：无论是本民族的“洪常青”，还是异民族“系主任”、“外交官”，都在“施恩”过程中以巨大的性别、种族、阶层强势唤醒她们被压迫者的受虐感与孤独意识。多年之后，旧的伤痛与新的隔绝犹在：族裔、性别、阶层的种种对立在表象上的已被平等口号甚至法律条文所取代，但中国社会深层解构仍旧壁垒森严，《排华法案》历史阴影下西方白人眼中“黄色工蚁”[9](P58)与“东方”“地母”式的华人形象仍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境遇。虹影与严歌苓对人的种种“被看”和“被用”的历史性细察及现场式揭露彰显着比杜拉斯更加清醒的觉悟意识。 对海外华人写作的各种状态加以梳理，对其发展态势加以预测是十分必要的，但对其形态、根源与性质作出阐释，发掘其对现代中西文学的传承和突破，准确定位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在学理上作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龚高叶．扶桑：从妓女到地母———浅论严歌苓对妓女形象的另一种书写[J]．科技信息(学术版)，2006(6)· [3] Bhabha，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94· [4]Kin-Kock Cheung and Stan Yogi·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Association，1988· [5]啸尘．他乡变故乡[N]．亚美时报，2005-03-25· [6]虹影．华人女作家海外小说选[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 [7]爱德华·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A]．美学译文[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2· [8]虹影．饥饿的女儿[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9]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宋晓英(1961—)，女，河北省威县人，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海外华人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原载：《河北学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 原载：《河北学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