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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秋而渐入初冬的北京郊外，我开始编选这本“新世纪”第五年的诗歌年选。窗外是一片萧索，清河一带茂密的柳林，正哗哗地撒落着枯黄的叶子。树间是斑驳的阳光，旁边马路上则轰鸣着开往“奥运村”建设工地的巨型车辆，空中是它们裹卷起的蔽日的尘土。可见这是个寥落而又火爆、冷寂而又热闹的冬天。此刻的我在屋内，也在翻腾着另外的一个工地——大堆的书刊和资料，挥动着武断而犹豫的剪刀，在偏执和犹疑中编造着这个莫须有的东西，做着一个不是修辞、又特别像是一个修辞的活计。 我心中也似乎有蔽日的尘埃。 显然，又要按惯例来用一篇文字杜撰和形容这个年份诗歌写作的情形了。这确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一切都与具体而细微的心态有关，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说法似乎充满了偶然，因为这样说和那样说，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个烟尘般渐渐消逝的时空里，一切是这样地真实而又虚幻。要在一片记忆和感受的烟尘中最后作出一个清晰的叙述，完成一个看似有理和接近真实的修辞，真的是一件令人诚惶诚恐的没有把握的事。 这样说的目的，无非还是要预先强调这个选本的局限性。“可能的公正”只是一个目标，最后的结果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具有“合理偏见”的东西罢了。 一、“诗歌节”·狂欢节 诗歌可否成为一个“节日”—或者说，诗歌可否成为一个集体性的欢闹与快活的场景?在过去这样的发问显然是幼稚的，而今这却成了屡见不鲜的事实。在市场与权力相胶合的时代，诗歌所扮演的奇怪角色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如今可谓变得令人膛目。在过去的一年中，据说由各地政府参与举办的名目繁多的“诗歌节”至少达到了十个以上。这几乎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这些活动要么冠以“中华”、“全国”，要么干脆就叫“国际”和“世界”，以往不得不靠自己掏钱交游四方的穷困诗人们，现在却有了在“世界诗人大会”(2005年10月，山东泰安市)上大欢聚、大串联的合法机会，开支则一律由政府埋单。据说一些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一年当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以“赶场”的形式连续出现在此类大大小小的会议上的。除此之外，一些高校、作协、科研机构或者学术团体也由民间或官方资助，得以举办各种形式的诗歌节、研讨会和朗诵会。谁说诗歌是“被边缘化”了，将要没落、消亡?这样的预言如今真是显得可疑。 经济力量对诗歌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在过去几年这种影响被描述为负面的，而现在经济实力、特别是民间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变成了诗歌更加自由和宽广的土壤。以广东为例，这块当今中国最富有自由经济色彩的、GDP超过万亿且在最近十几年里一直处于各省市首位的版图，现今已然成为了中国的新的“诗歌大省”，并且“开始面向全国发出一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强势话语，迅速地崛起于当代中国诗坛，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舆论实际已不止一次地出现，“2003年9月，诗歌评论家朱子奇写了长篇评论《广东：一个诗歌大省的新的崛起》……引起国内诗歌界的巨大反响”[1]。在这块“热土”上不但聚集着最多的打工者，而且汇聚了中国当今数量最多的青年诗人，有着当今最堪称豪华的民间诗歌刊物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诗歌印刷品。毫无疑问，民间经济能力的持续增长是这些诗歌出版活动的最大的动力来源。笔者今年来所收到的将近一半的赠刊与赠书，应该是来自这里。其中由黄礼孩一人策划出品的大型诗歌资料就有数种，这些资料无论是其信息量、作品质量，还是其印刷质量与装帧的豪华程度，都远远超出了想象，超过了正宗出版机构的运作水平。 新的民刊还在继续涌现：以本人的视野，今年既看到了一些原来所未曾见到的民间刊物——如福建的《大型诗丛·新死亡运动》，其容量、印装的气派均令人乍舌，这同样也是来自东南经济发达地区；还有近一两年内问世的《明天》(湖南)、《今朝》(广东)、《新诗代》(北京)、《活塞》(上海)、《活塞》(安徽)、《大风》(四川)、《诗歌杂志》(贵阳)、《大十字》(贵州)、《赶路诗刊》(广东)、《九龙诗刊》(浙江)、《独立·零点》(贵州)；更有今年创刊的《新诗刊》(北京)、《低诗歌运动》(广东)、《长线诗歌》(福建)、《玩》(江苏)、《原生态》(山西)、《潜行者》(北京)等；这些如果再加上老牌名刊《东北亚》(黑龙江)、《阵地》(河南)、《剃须刀》(黑龙江)、《非非》(四川)、《存在》(四川)、《人行道》(四川)、《自行车》(广西)、《诗歌与人》(广东)、《诗歌》(山东)、《太阳》(吉林)、《极光》(山东)、《女子诗报》(四川、广东)、《诗参考》(北京)、《丑石诗报》(福建)、《漆》(广西)……就更加壮观。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仅本年度笔者所收到的赠阅的民刊资料和个人诗集、诗歌合集，就达一百余种之多。其中有的已是定期出版物，一年达到了四期，比如《新诗刊》、《今朝》、《剃须刀》、《大风》等，许多的民刊都是以高档的轻型纸印行的，而如《低诗歌运动》者甚至完全使用了高档铜板纸，其印刷费用应该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但这一切与381家诗歌网站和论坛[2]比起来，又都显得有些不足挂齿了，自从1991年留学海外的王笑飞创办了第一个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chPoem—llisterv.acsu.buffalo.edu)、1995年3月由诗阳、鲁鸣创办中文诗刊《橄榄树》(httP：//www.edu/~cheny6/)以来[3]，诗歌网站的数量何止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眼下大多数纸刊上的诗歌是首先在网络媒体上发表出来，然后才作为印刷品流通的，在网上还活跃着数以万计的写手，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名利企图，而只是兴之所至、随意涂抹的过客而已，但这些都构成了今天史无前例的众多写作者的行列。没有哪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者能够比现在更众多、更自由，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也没有如今这样多，更没有这样自由自在的写作和涂鸦。 所有这些可以说已构成了一个类似于“狂欢”的景观。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世纪之交、“新千年”带来的“盛大节日”氛围；二则更重要的是源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接近完成——权力文化内部的松动和市场因素的迅猛介入；三是民间社会空间的发育与日益扩大，为写作者提供了另外的合法身份，同时为另类写作者也提供了可资“隐身”的民间世界，类似于“江湖”的生存情境；四是网络虚拟世界为写作者带来的无限宽阔的载体与平台，使之几乎可以没有任何伦理约束地进行交流和写作。这一切条件促使诗歌界在最近的几年中一直持续着“狂欢式”的节日状态，其写作内容、题材与意蕴、伦理与美感都接近和符合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的情境与特征。 这里也许可以略做一个比附：巴赫金在他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一文中，曾细致和形象地谈到了拉伯雷创作与其美学意义中所包含的“狂欢节”意蕴。这种“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的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同一切永恒化、一切完成和终结相敌对……”[4]这有似世纪之交以来的中国诗歌中所出现的新格局。比如他所解释的“狂欢节”和文学情境中的“狂欢节化”的特点，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一是“取消一切等级关系”，“贬低”权威，用“辱骂和殴打把国王拉下马”；二是“世俗化和肉体化”，给身体的欲望和身体语言以合法性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三是以谐谑的方式对待一切，沉浸在“不许任何旧事物永垂不朽、不断生育着新事物的‘快活的时间’里”；四是“化装、废黜”、“滑稽改编”、“打诨式的加冕”，用戏剧性和喜剧性的仪式来模拟和瓦解旧秩序。[5]这些统统可以和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诗歌状况作对照：人们不但集体拆除了一个旧的“主流诗坛”的虚拟的权力地位，而且还进而颠覆了一个由他们自己虚构的“知识分子诗歌”的权威地位——先是虚构这个权威，然后是群起攻击和拆解这个权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一次“废黜的游戏”，在一个虚拟的运动中再次证实了写作的政治制度的瓦解，和“知识等级制度”的自动颠覆；随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论争、攻讦、“漫骂”甚至“双簧戏”，“身体语言”大行其道，世俗化的内容无限制地进入诗歌，代际新人迅速粉墨登场……诗歌的美学日趋粗鄙化、喜剧化、戏谑化。人们在诗歌中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写作的“平权运动”所带来的快乐。 这样的一种快乐大约正方兴未艾。或许与所接纳的信息源有关，我感到即将过去的一年与2003和2004年相比，明显地出现了“回流”的局面，这应该是颇令人诧异的。因为我们毕竟离世纪之交狂热的节日气氛已越来越远了，没有人还能够从“节令”的意义上来做这样的撒娇。可见这种热闹局面应该与其它原因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不过归根结底“诗歌节”这样的狂欢式景观，只是诗歌艺术与权力、与大众文化相接壤的边缘地带所产生的特殊事物，它对诗歌的影响虽然深远，但在短期内和文本实践的意义上却不具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它对诗歌生产的数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的作用与意义而言，是不可抗拒的。 二、写作伦理·时代的新美学 在这个世界上，谁也离不开煤 但有多少人会为一块煤哭泣? ……让我们祈祷，祈祷这51块煤 不要这么快就燃完自己 祈祷这51盏矿灯，像天上的星星 没有风能将他们吹熄 这是郁金的《为一块煤哭泣》中的句子，是为河北省承德的暖水河煤矿矿难而作的。它感动了我，我相信也会感动很多人。我得说，这样的诗歌越来越多起来了，这是好事。因为它对劳动者的真切情感，不是意识形态趣味和中产阶级趣味的写作所能够包裹的，当然，那些自诩“民间”的，以亵渎、破坏和颠覆为目的的其他趣味的写作也不能包裹它们。因为它显示了一种真正久违了的写作伦理的必然浮出和凸现。 这表明，“狂欢年代”里的写作对秩序与道德的颠覆，绝不仅仅意味着写作伦理的消失与沦丧。在本质上，一种伦理格局的解体与另一种伦理格局的建立是同时出现的。我们在诗歌秩序的大变动中，在其急剧的世俗化与肉体化的趋势与氛围里，仍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时代良心的担承，对底层生存者命运的悲悯，对社会黑暗与不公的谴责。这些当然不是诗歌作为“艺术”之品质的完全保证，但却是诗歌作为精神现象与文化产品的应有之义。在去年的序言里，我曾经提到了“尖锐、诙谐与痛”的一类写作现象，而在新的一年这种现象则是有增无减。 有一个名叫柳冬妩的人编选子一本《中国打工诗选》，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为此《文艺争鸣》杂志特辟了专栏探讨这一现象，称之为“在生存中写作”，“因为这种写作更加逼近生存现场”，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化的人生’”，与被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80后诗歌”、“中产阶级趣味”的写作相比，它奉献了诗歌写作者作为“‘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所呈现的最直接的意义”，“并体现了这种人生状况中人的那点子真正的基本精神”。[6]毫无疑问，“打工诗歌”以其特殊的作者群落的角色，以其特定的边缘化生存的挣扎体验，其充满着艰辛与不公的文化际遇，会引起人们的心灵震颤与道德反思，会激发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道义秩序与伦理合法性的质疑与渴望。它表明，写作不但是少数人的优越生活的标签和特殊的等级权利，更是属于底层劳动者的精神本能，是他们用来向社会讨还公正和思想尊严的基本权利。有人当然会轻浮地说，我要的是诗歌，高质量的诗歌，而不是关于“什么什么的”诗歌，或者“什么人写的诗歌”，是的，对于诗歌艺术来讲，最终只有好诗、坏诗和平庸之诗的区别，但此刻对于我们来讲，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诗歌的权利、责任和诗歌的内容的问题。只要一个人关心中国目下的现实，只要他还有基本的道德良知，这些诗歌就会引发他灵魂深处的触动与震撼。 这还与写作者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过去，我们也曾经强调过这样的伦理——写劳动者的生活，或是模拟劳动者的角色去写作，但那样的写作和今天这些写作者相比是如此地不同，无论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对农人的怜悯和批评，还是站在“自我改造者”立场上对劳动者的歌赞与奉承，都不能真正接近和亲和这些底层生存者的境遇与内心世界。而“打工诗人”无疑用自己的血泪与屈辱的生活体验，写出了他们真实的处境；而这些在思想和感情上亲近着底层劳动者的写作者们，则用了几近平视的眼光，写出了对劳动者生命的怜恤和尊严的捍卫——很明显，同样或近似的生存考验将他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某种意义上诗人被放逐到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是一件自古而然的好事情，这是其主观上的任何自觉和努力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现在，我们时代的严峻现实帮他们实现了这样的统一。 伦理的浮出和震撼力当然也不仅表现在上述一般道义的层面上，同时还表现为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形态——对“时代”的与生俱来的背弃和没来由的抨击，对文明的异化和人性之沦丧的绝望与忧患，来自上海的民刊《活塞》使我感到了这种震撼力。“活塞”这个十足的工业时代的意象，它的强力驱动和不断进入的暗喻性，恰好与它所揭最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破坏与污染、堕落与腐朽之间，形成了极其富有张力的隐喻关系。丁成的一首《2004悼词》，将这一年中人类所经受的海啸、战争、瘟疫，种种已知和未知的灾难，极具想象力地粘合在一起，汇聚成一个悲怆而荒诞的时间叙事：“光从高处撒下来。垂直升起的烟柱在雪地上/投下孱弱的阴影。电话的盲音久久回荡/像葬礼上空的哀乐……/一群越冬的鸟，从一侧俯冲而下/像占卜者一样，翅膀扑腾之间/将时间远远地拽进一本崭新的日历/不可预知的灾难或者幸福像幽灵一样/深深地隐藏着……”我愿意把这样一种诗歌称做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抒情诗”，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宏伟叙事”，一种寓言性的或者预言性的大悲剧的叙事。而这样的抒情和叙事，都是我们的琐屑而欢闹着的时代所缺少的，它是对那种光明、胜利、成功、进步的充满盲目乐观的宏伟权力叙事的有力矫正。这就是诗人的责任和诗歌的伦理。同样一本民刊中，徐慢的长诗《泪水的味道》、《白色幽灵》，孔鹈的长诗《记事珠》，殷明的长诗《迁徙稗史》、《中国，中国》等也同样给了我这样的震撼，称得上是工业时代或者虚拟的后工业时代的“文明颓败的悲剧寓言”。 请读读《中国，中国》中的这些句子：“珠三角的童工，我的弟弟妹妹/你们把纯真年代交给了手工作坊/你们在这里预支生命把每一块肌肉送给病毒溃烂成破布/你们拥挤在逼仄的房子和蟑螂拼抢氧气压缩睡眠像老板压缩工资/我想买零食换下你们的白粥你们的榨菜这就是你们果腹的食物/没有望梅止渴的时间你们舔食手指上被针刺穿出来的血液/你们苦中作乐的耳朵被老板提起来悬挂在墙上/你们的歌声跑了调如同灵堂的悲歌……”如果这些是太具体的“道义书写”的话，那么再看看这些《迁徙稗史》中预言“未来文明”的句子：“他们纷纷离开失去金属光泽的家园/女人向男人宽广的胸膛告别/男人向女人柔软的腰枝告别/……他们像水一样蔓延蔓延蔓延/散落在那些时尚财富情调聚集的坑洼//他们得知人类定居月球的可能性/报纸报道无数光年之远的外交对话/……数百年前发明家的专利操纵他们/酒精大麻色情和一切杂念比较幻象还多余//……这让我心力衰竭的家园/风雨飘摇落魄一生/千年之后沦为考古学家头疼的半成品”。我不能说这些诗是完美的，它们还有粗糙、浮于表面和不免堆砌的问题，但它们却是给我的阅读记忆留下了最深划痕的作品，是真正具有“煽情”力量的作品。虽然由于篇幅和其它的原因，我无法一一将它们选入，但这里我要盛赞他们的勇气和视野，对他们所标立的“工业时代的新美学”以特殊的敬意，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但成功地合成了波德莱尔式的“象征主义”和马里内蒂式的“未来主义”，而且尖锐和有力地触及了我们时代的内部。可以说，他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歌手，是正盲目地迈向工业文明的胜景和深渊的这个民族目下最具代言意义的诗人。 三、中产趣味·日常生活审美 现在似乎应该来说说那些在艺术上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了。这是个矛盾，似乎一提“艺术”或者“技艺”，就是在排斥那些有精神震撼力而在艺术上又必然显得粗糙的作品。实际上我并不同意这样一个看法。诗人的意念不一定非得要裸露着，也并不一定必须在诗歌中表现伦理性的内容，这是常识；但另一方面，也许根本不存在一个在充盈的思想之外单独存在着的“技艺”。中产阶级趣味的自我欣赏——借用一个词语，叫做“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这样无聊的内容上冠以“叙事”之名，再加上“自大狂”式的自欺欺人的优越感，“假优雅”或者“假的反优雅”，这些如今正越来越成为诗歌最痛切的病症。我常常惊心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在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化，却早早地实现了在精神和文化趣味上的中产阶级化，真是可悲之至。西方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站在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但他们何曾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来表达过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艺术趣味?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不也因为在艺术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而超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吗——所谓“现实主义”的原则，还不如说是其站在底层社会立场上的原则。西方的知识分子几百年来一直在为着社会公正、为着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反思和自剖而不屈不挠地努力，而今天中国的诗人们，却在变态地欣赏和夸耀着自己的那贫瘠而无聊的“私人生活”。 也许这里引用美国人丹尼尔·贝尔的话来概括西方知识分子对“中产阶级趣味”(middlebrow)的警惕是有说服力的： 激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从广大的范围发动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攻击。在严肃批评家看来，真正的敌人，即最坏的赝品(kitsch)，不是汪洋大海般的低劣艺术垃圾，而是中产趣味的文化，或沿用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贴的标签，即“中产崇拜”(midcult)。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7] 贝尔说这番话是针对着1950年代的美国的，这是美国中产阶级‘日益丰裕”的一个时代。而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也已经界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居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士们，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据说很不合理的分配中，分得了一杯羹，尽管在政治上还是孱弱、苟且和暧昧的，但在与大众文化甚至主流文化的“合谋游戏”中，却已经相当老道和获利甚多。甚至他们还由于已习惯于“视文化为商品”，而“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8]这样的说法简直一语中的。 将所谓的“诗艺”与“中产阶级”连在一起，几乎亵渎了“诗艺”和“中产阶级”这两个原本无罪的词语。我要强调的是，无论“诗艺”或者“技艺”都不应当成为某些怀有中产阶级趣味的人使自己的无聊和利益得以合法化的借口。因为在那些只关心“个人日常生活审美”的人那里，在那些已经失去了对当今现实的感受力和介入能力的人那里，在那些全力维护自己阶层立场与利益、维护自己的脆弱而虚假的优越权的人那里，强调写作的“专业性”和“技艺”是最好的一个面具，一副便当的挡箭牌。不过这里又有一个重大的矛盾：我们时代的写作权利，业已被商业大众文化以及近乎于无限制的网络新媒体传播方式所平均化了，在大众的即兴书写与知识分子的专业写作之间，也早已经失去了界限。这样，我们就很难区分哪一种是象征着“知识平权化”的大众写作，哪一种则是假以“个人写作”面具而可以捞取好处的中产趣味。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任何判断也都是困难和应当小心的，是有局限性前提的。在这充满粗鄙的即兴涂鸦与虚伪的名利追求的氛围中，批评者当然应该强调艺术，强调高度，但在中产阶级趣味的表达与大众的自娱自乐的随意书写之间，我宁愿认为有害的是前者。只是这样的判断又注定充满困难和危险，因为在所谓“中产趣味”和真正高贵和谨严的艺术精神与“技艺”之间，永远只有半步之遥。 因此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试图在昔日熟悉的专业写作者中寻找优雅或者成熟之作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才华的迅速败落。不管他(她)当初是以“民间”的粗犷、边缘化和反抗性见长，还是以“知识分子”的优雅、深度与精神性追求著称，其写作大都迅速地贬值、空洞、琐屑和平面化了。“艺术”的磨砺和技艺的纯熟也不能挽救他们，而只能看到那些自恋的和自大的，自欺的和欺人的，拼凑的和粗制滥造的种种。 某种程度上这当然也算“正常”——写作者不大可能总保持颠峰的状态，在精神上总保持着自我的警觉和节制。在这资讯无限发达、名利的诱惑一刻也不曾停歇的年代，一个诗人很容易就走上浮躁之路，去忙于各种活动，醉心于掠取名利、出头露面的机会之中。这些利益和诱惑对诗人的手艺和生命力来讲，无疑都是陷阱和坟墓。人们当然无权阻止一个诗人对世俗幸福的向往和对物质生活的追逐，但诗歌本身的法则——“上帝的诗学”自己会转过身来将他无情地验证，从好的诗人名单中将之坚决地勾销。这正是艺术那无情的规则和永恒的公正之处。因此，当诗人已经变成了经营者和策划商的时候，及时“退还”其专业写作者的身份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像欧阳江河那样是最明智的，他几乎是以终结自己诗人身份的方式，保全了其作为一个诗人的名节。 说着说着便有点过分——这话题不知不觉就堂吉诃德化了。“中产阶级趣味化”也许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因为社会与文化的大环境是无法改变的。然而终究也还有平息凝神的一群，至少在眼下，他们还显现着不可多得的值得称道的“定力”，通过“平静而简洁的语言生活”，显现着其扎实而认真的写作态度。正如维特根斯坦说的，想象和选择什么样的语言，也意味着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在《剃须刀》及其以此命名的“剃须刀丛书”中，我看到了某种值得一提的迹象——“剃须”，将纷乱的和欲念的各种瓜葛进行删除，将琐屑和无聊的私人场景予以提纯和抽象化，反而可以获取一种有意味的简单，一种看上去令人舒服的纯粹。这能不能看作是与“中产趣味”小心地划清界限的一种努力?它所暗示的一种躲开凡俗与红尘热闹的“精神出家”，是否是一种精神定力的体现和新美学的迹象?至少在其中一部分的作品里，我看到了写作者对一度在广大的范围里流行、甚至他们自己也曾深陷其中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写作方式的刻意脱离和矫正，看到了某些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在韩博的《得山水》和《借深心》一类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作者对语言的奇特的变幻能力，因为佛经语言的吸纳，使其诗句中充满了奇妙的禅语气息与空灵风致，给人许多智慧与妙悟的暗示。这样的修辞方式当然是鲜见的个例，但确具有几分超拔和脱俗的意境。在张曙光的“咏史”系列中，似乎也让人看到了他平静中的简约而精细的语言功夫，以及更多的介入现实的张力。像《秦始皇》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闪现着精妙的反讽意味，对当下流行文化的讥讽令人会心。坦率地说，对于那些比较“知识分子化”的诗人的作品而言，我的编选趣味更倾向于此类，因为它们确乎更能够让我们对“技艺”产生信任感。 有这种迹象的并不仅限于一两个民刊，在《东北亚》、《明天》、《撒娇》、《自行车》、《诗歌》、《诗歌与人》中，同样也可以见出许多写作者在意识和语言上的超越追求，其“纯粹性与及物性同在”的成熟境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挽救了1960年代及此前出生的诗人的声誉，挽救了“技艺”、“叙事”这些概念，因为在最近的几年中，这种声誉都不同程度地被自恋的和自大的“个人叙事”、“日常生活记录”的病态夸耀所败坏了。 四、不可避免的“多极时代” 很奇怪，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几乎都是不搭界的，谈“狂欢”似乎是为了诗歌“走下神坛”、为知识等级的瓦解、写作的平权、伦理和秩序的颠覆而欢呼；谈“伦理的震荡”似乎又是为写作者社会良知与道德责任的浮现而兴奋；谈“可疑的技艺”是为了反对中产阶级趣味和希冀诗歌质量的提升……读者不禁会问：作者的立场何在?我的回答是，矛盾的立场就是作者的立场，因为我们已迈入了这样价值分裂、“社会已经失去了其文化支点”(丹尼尔·贝尔语)的时代，追求一维的评价标准已经变得不现实。美国的诗人T.S.艾略特早就说过了，“当一个社会朝着功能合成和内部分解方向发展时，我们就可以指望几种文化层次的出现。一言以蔽之，阶级或集团的文化将会露头”[9]。更何况作为一个编选者必须有其最大可能的兼容性。 一个多极的诗歌时代也许已经来临，在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里，一个新的诗歌格局大致已现出了雏形。也许按照出生的年代、成名的先后所形成的“代际概念”来划分这个格局已经没有太大的意思了，而横向的，按照社会各个阶层与集团的趣味来划分会更现实，更符合实际。可以预言，由一般公众和爱好者所实践的消费性的和即时性的“平权主义的写作”，凸现社会良知的“关注底层生存的写作”，还有或民间或知识分子的“追求超越性的专业写作”，将是最大的三个板块。当然在后者中还蕴涵了各种不同的价值与趣味，这些不同也将孕生着诗歌艺术的诸多可能性。他们将共同开启一个活跃的文学时代，也分化和改变着文学的内涵、规则、尺度和评价方式，并日益使之变得多元化。 注释： [1]向卫国：《广东诗歌十年考察——并倡导构建“南方诗学”》，《中西诗歌·广东诗人诗歌专号》总第9、10期合刊，2005年11月版。 [2][3]张德明：《网络诗歌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83页、第1—2页。 [4][5]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第105—181页。 [6]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文艺争鸣》2005年3期。 [7][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质》，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1页、第90—91页。 [9]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引自《资本主义的文化矛质》，第133页。 [作者简介]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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