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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当下香港中青年作家，董启章是绕不开的名字。作为“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因为有了他，“香港有了另类奇观，一切事物平添象征意义，变得不可思议起来。这是文学的力量。”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如此评价。他用文字建构的“自然史三部曲”最为人称道，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目前已完整出版了前两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第三部《源始物种·贝贝重生》的前篇《学习时代》在刚刚举行的香港书展上首发。 有人说，没看过董启章的小说，不会知晓他的写作“不顾虑市场”到何种地步。在一本比一本厚的小说里，他从不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总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加进很多东西，或是书信，或是演说，让每个故事读起来总不那么容易。“写小说就是在建构一个世界，文字建立的世界会有很多意义，与生活世界形成一种对照，一部分的你可以住在文字世界里，但这不是逃避，文字世界里也有很多难题。”董启章说。在他构建的文字世界里，人与生活、现实世界的关系，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意义消解的时代，小说就是去思考、寻找生活的意义” 1994年，27岁的董启章以中篇小说《安卓珍妮: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从此逐渐被文坛熟悉。在这篇小说中，董启章展现了出色的多声部结构小说的能力:一个绝望于家庭生活的女人在香港深山里的行动与独白为一声部，该女子写作的关于“斑尾毛蜥”的隐喻性学术片断为另一声部，以此探讨女性的绝望。在已出版的“自然史三部曲”前两部中，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采用双声部，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采用了三声部，第三部《源始物种·贝贝重生》的正篇将会是更复杂的结构。 “双线这种结构不是从我开始的，以前很多人都写过，比如刘以鬯的《对倒》，这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形式。我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在构思小说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慢慢地就喜欢用这种方式了。”从最开始的不自觉，到喜欢，再到成为自身写作的特色之一，董启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慢慢发展出新的观念，他的结构不采用静态的“线”或“层面”，而是“声部”，每一部分都是一种动态的声音，不同声音、不同立场都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得以呈现。刚刚出版的《学习年代》相对“简单”，整个小说就是一封长长的书信，一名女大学生向老师报告自己进入社会第一年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董启章把《学习时代》称为“自然史三部曲”第三部的前奏，“如果把整个三部曲看成交响乐，每部都是分声部的，中间插进《学习年代》，就像是变奏，然后再回到多声部。” 当很多作家在磨练讲故事的技艺时，董启章背道而驰，他也在努力讲故事，但总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加进别的内容，让整个故事读起来不那么容易。对于他小说中出现的众多演说内容，尤其是《学习年代》中对女主角参加的读书会现场的演说记录，有人曾质疑“说教意味过浓”，对此董启章有着自己的考虑:在希腊、荷马史诗中，言词与行动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战场上的英雄也具有强大的言说能力。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失去了发言的能力。在他看来，口才好与发言能力不是一个概念，大多人没有思考，不觉得意义重要，只注重效率。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意义消解的时代，任何行动都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不去思考其中的意义，时间久了，我们自己都成了工具，人生也会失去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去思考、寻找生活的意义。” 这样的理念同样蕴含于董启章写作的其它特色中，比如，他总将对意义空间无限可能性的探寻，贴上科学史和博物学的标签，他的小说总是被冠以“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地图集”、“自然史三部曲”之类的冰冷名目。“我觉得科学、技术等跟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关系，都是意义建立的过程，科学会让我们对文学的意义产生不同的理解，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文学与科学有共同点，都会思考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会这样生活？有怎样的思维？”人与物并不对立，“其实人也是一种动物，有很多条件限制。人最有趣的是人一方面受到自身条件限制，同时又有思想，有创造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对董启章来说，写小说就是在建构一个世界，想象出来的文字建立的世界会有很多意义，与生活世界形成一种对照。“一部分的你可以住在文字世界里，但这不是逃避，文字世界里也有很多难题，你在其中思考的问题，也要用来反观自己的生活。” “我不走中间路线，不会改变写法迎合、吸引读者” 在香港，董启章的写作被称为“严肃写作”，不与商业社会妥协，坚守文学的独特品质。1960年代出生的香港作家中，与董启章一样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并坚持写作理想的人并不多。不少作家想在通俗和严肃中寻找一条折中路线，但结果都渐渐远离最初的方向。这样的动摇，董启章也曾有过:在1998年前后，我也考虑过中间路线，想在通俗和严肃中间找到一条路子，我尝试过写一些读者容易看懂又有艺术价值的文章，但是最后我发现这条路线是不存在的，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地倾向于通俗，会不断地揣摩读者的口味，慢慢地就没有了自己的东西，自己就被改变了。 在一本比一本厚的小说里，董启章在尝试越来越有难度的写作，这也是对读者阅读、理解的巨大挑战。有人说，没看过他的小说，不会知晓他的写作“不顾虑市场”到何种地步。而他却说，“也许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商业社会里，我们反而对金钱产生了免疫力。这样做是不是很艰苦呢？我已经不觉得了。能这样下去，是幸福。” 不过，在董启章那里，不顾市场与不顾读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市场里面没有读者，只有消费者，他们的行为是买东西，不包括阅读、理解。读者是另外不同的概念，我非常关心我的读者，我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写，才对得起关注我、喜欢我，想从我的书里得到意义的读者。如果有一天我不这样写，他们就会觉得我变了，会离我而去。” 当内地很多作家为文学边缘化的地位忧心忡忡时，以董启章为代表的香港作家却把文学的边缘化看作“香港文学的一个好处”:文学在今天就是站在边缘发声的，我们从来都是边缘的，所以不会过多受到商业化的冲击，这并非顾影自怜，其实可以转化为正面的东西，站在边缘的角度，对商业主流进行抗争。 董启章用“乐观”一词表达对香港文学发展的看法:上一辈的作家已经基本完成他们的工作；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能量有些下降；比我年龄小的一批作家反而越来越好，虽然他们暂时还没写出很多作品，但他们有能力，也有坚定的文学立场，“他们都不是要回归保守传统向内的纯文学，他们也不走中间路线，不认为文学与商业可以并存，他们坚守的文学面对人、世界、社会。我觉得他们会产生极大的能量”。 原载：《文学报》2010-08-05 原载：《文学报》2010-08-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