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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炼狱·流火》写得好，值得一读再读。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可以归入革命历史题材的范畴，但它的视角立意，显然超越了以往的革命文学、革命战争文学，而呈现出新的文化的流向。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的文学，借着历史，借看人物的命运遭际，艺术家要反思我们究竟为什么而“革命”？ “黑洞”、“炼狱”、“流火”显然是三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其喻意应该非常清楚。在“黑洞”里，我们的主人公才刚刚踏入社会，便与心爱的丈夫一起被污浊的社会排挤到了偏僻的农村婆家。丈夫以为那是一个“桃花源”，至少可以过清贫然而宁静的生活；但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家”不是温馨的可避风雨的港湾；乡村社会的落后、愚昧、偏狭，更像一只只魔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卡住他们的脖颈，使之窒息，难以呼吸。鲍妤曾经极力坚持个性与自尊，为了丈夫，也为了自身的操守、人格，她一面力争在外做一个好教师，在“家”做一个好妻子、好儿媳、好女人、好母亲。丈夫王威，一个富有才华，胸怀报国大志的科学家终于丧生在自己家中，母亲送上的一碗又黑又苦的汤药之下。而鲍妤则被视为王家的灾星，王家一切不幸的根源。丈夫生前一再论到“黑洞”，“黑洞”既存在于茫茫宇宙之中，更存在于社会世道之间。茫茫宇宙，我们难以亲历确知，社会世道的吃人却都在我们的身上眼前。丈夫临别时只说了一个“走”字，鲍妤的人生选择也只剩下了一个“走”字。 我们可以想象鲍妤跳出“黑洞”而投身到革命队伍的喜悦与振奋；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鲍妤无法预料到这革命的队伍，其实也是一座炼狱。艺术家对这一段落的描述，打破了“黑洞”时的传统的、顺序式的描述。时空倒错，补叙插叙，时时以鲍妤的心理思绪作为叙事的角度与线索，这一切都使“炼狱”篇更为摇曳多姿，沉郁深情。鲍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部队缝制了“三个五千套军衣”，可以说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但细细读来，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革命队伍里，在这样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投身中，奇迹也就并不希罕了。 鲍妤可以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感到愉快与幸福，是因为这是一种主客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统一，过程与目标的一致。五百位从不同角落走到一起的农村小脚妇女，开始时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到临分手时，却都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进步的事业与理想有着多么强大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啊，鲍妤的精神怎么能不感到兴奋与充实呢？ 鲍妤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捕，没有想到有人会把自己视为革命的危险敌人。战争本身就已非常严酷，来自革命队伍的打击，则更使鲍妤感到难解与不幸。新时期以来的文艺作品，涉及到同志被误为敌人遭受种种打击迫害时，都充满了强烈的义愤与严厉的批判。“左”的危害实在太大，“左”的荒谬实在无以比拟，“左”的可恶实在无以复加，因而痛定思痛的艺术家对“左”示之以强烈的义愤与严厉的批判是完全正当并理所当然的。但正如鲁迅所说，情绪过于激烈时不宜做诗，容易将诗美杀掉。义愤的强烈与态度的严厉，并不意味着批判的深刻，反思的要求便是深刻。深刻需要冷静。 小说刻画了韩县长与干事这两个形象，他们的可恨与可恶是明显的，他们不但在迫害鲍妤时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在没有任何理由与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早就把鲍妤放逐到革命队伍之外了。干事的阶级斗争逻辑，仅仅根据鲍妤的出身、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就可证明她是敌人，是异己，是奸细的一番话，是他们“左”的政治偏见的自白。严酷的外部斗争环境，加上无端的内部猜忌与怀疑，鲍妤所置身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炼狱。 艺术家的冷静，体现为写出了“事出有因”，鲍叔延的复杂背景与无意的过失，无疑是事件的起因。在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容易多疑，这是可从理解与谅解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借助于文化的视角，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历史的沉积。在一切真相大白之后，鲍妤也不免产生过要求“严肃处理”当事人的想法，但曾大姐却并不赞同她的意见，曾大姐站得高，看得远，她看出这种“隔阂病”与生俱来，是跟生命结合在一起的，既无特效药，又不能用手术割除。在一个有两千年专制统治的国家里，在一个依靠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队伍里，鲍妤遇到的磨难只能视为一种“宿命”所以，曾大姐不但没有去处分韩东乡，相反却劝说鲍妤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原谅对方。曾大姐的这番话，实质上是艺术家对“炼狱篇”所作的总结：中国，无处不黑洞，无处不炼狱，中国人想躲避，逃逸，是不可能的。好在，中国还有火在，还没死绝，这是生命之所在，光明之所在，是再生之希望! 在“流火”篇里，鲍妤被置身在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残酷的大扫荡，成为了考验人物最为严峻的铁锤。此时的鲍妤已经不同于以往，她不但是渐渐长大的孩子的母亲，而且已是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干部。如果说兵工厂的建设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单纯的话；那么劝阻曹文轩降日与反扫荡，则更是一场场斗智斗勇，生死相搏的复杂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鲍妤的一个优势是与曹的特殊的关系，作为父亲军需官的曹一直对鲍家感恩图报，一直对鲍妤取尊重的态度但情感纠葛带来的另一弊端，则是她对堂弟鲍永怀的轻信与亲和。血缘亲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它像一把双刃剑，或者帮助了我们，或者就伤害了我们。小说所以详写了这一笔，不仅在于情节演进的需要，更是剖析人性中传统文化两重性的需要。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为传统所浸染。社会发展需要承继优秀的传统，社会发展也需要扬弃某些传统。即使是优秀的、善良的传统，有时也要用得其所，否则也会造成意料不到的悲剧性的后果。鲍妤最终为了保护兵工厂，保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她以自己的死去换取了大家的生。人们始终牢记“还有什么比大姐给予大家的更多呢？”很显然，鲍妤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多少物质性的东西，她留给大家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性，一种为母亲，为大姐的风范。在鲍妤的身上，革命者志在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雄心与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姐的人性的美与健全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小说中，艺术家不止一次地写到，鲍妤对《共产党宣言》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神往。对此，曾慧也感到意外，她曾提醒鲍妤，“人类要进入那种境界，只有通过艰难、曲折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是的，个体的人性健全，自由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个体的人性健全与自由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同样，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也一定会体现在个体的人性健全与自由发展上。也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阶段中，我们可以把改造社会的革命的任务置于前列；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仍然不应忘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应忘记使他们的人性趋于健全。没有健全的、美的人性支持的革命也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年轻有为的王威不幸而惨死于“黑洞”；那么，革命者的鲍妤在“炼狱”中则经受了独特的“光明的洗礼”，虽然受尽了磨难，但毕竟升华了人格。在《流火》中，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完成了伟大人性的锻铸。作品副题为母亲三部曲，它一方面是社会革命风云激荡的结晶，又是中国知识女性人格健全、升华、完美的产物。作为一部反映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它的独特的价值在于揭示了革命的真谛：革命不仅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革命也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与人性的健全。忘却了前者，我们会失去凝聚革命大军的社会目标；忘却后者却会迫使我们走上歧路，甚至招致失败。 感谢绍武，会林两位教授作家，他们让我们看到：文学是人生，革命也是人学。文学与革命，都应该是以人为本之学。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文艺报》编辑部 邮编100026)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