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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学作品都属于一定的民族，但不等于一切文学作品都带有民族风格。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中，几乎没有一部是不带有民族色彩的，只是有程度的差别。其中，赵树理和老舍创作中的民族风格尤为突出。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写作对象不同，但从内容到形式都继承并发扬了我国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民族风格在创作内容上的体现 民族风格在赵树理和老舍的作品中是通过很多方面反映出来的。如时代气息、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 一部作品所描绘的具体生活画面越是与民族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将越反映出民族生活的历史特点、时代精神，就越富有民族特点和生活本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展示了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摆脱封建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现实，《李有才板话》表现了农民如何逐渐站立起来，打倒恶霸地主、彻底翻身的过程，而《李家庄的变迁》更进一步描写出农民们由觉醒到斗争直到打倒地主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赵树理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抗日战争，但有力地起到了配合抗日战争的作用。以后的《三里湾》、《登记》等作品，也都和时代紧密联系，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老舍从1925年开始正式进行创作。最初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写的都是中国一般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 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老舍没有去写那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直接去写上层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如何残害人民，而是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黑暗社会的整个面貌，让人们亲眼去看血淋淋的生活现实，《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就是这样的作品。老舍把对危害人民的旧势力、旧制度的批判同唤起民众自身的苏醒联系在一起。到了抗战时期，他把抗击日寇的侵略同唤醒民众从封建的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因袭思想中求得解脱联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给抗战后第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蜕》的原因。老舍一生的创作都是出于一个作家的爱国之心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戏剧创作，都体现了浓厚的时代气息。 文学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的题材有着密切关系，但仅仅有了民族题材，也还不能使作品成为真正民族的东西。这就是说，当作家的创作表现了民族性格特征时，那么民族的风格也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赵树理的作品突出地表现出了处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们是敢于反抗邪恶、心地善良、富有韧性和乐观精神的英雄。小二黑在强大的封建势力迫害下，毫不示弱，充满信心，并喊出“送到那里也不犯法”的话。《李有才板话》中“小字辈”人物，在恶霸地主面前，也表现出他们的机智、勇敢和胆略。这些人物倔强不屈的性格，藐视权贵、敢做敢为的精神，使农民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社会发展了，人物的性格也在变化着，《三里湾》中的人物已不同于小二黑、铁锁和小顺了。金生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在领导群众秋收、扩社、整党、开渠等中心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工作才能和高贵品质。玉生认真钻研、虚心学习，一心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就更突出。老舍笔下的劳苦人民，写得大多是可爱的。他们都是善良的，具有忍让和宽容的美德。他们没有受到书本上那些陈腐思想的毒害，显得单纯、朴素；他们也承袭了民族传统的文化教养，即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道德信念：讲义气，守信用，保持节操，扶困济危，这些都是构成他们信念的基础。像李四爷、祥子、常二爷、刘棚匠、小福子、长顺、三等巡警等，老舍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他多次在作品里赞美这些朴实的劳动者，但他也看出了他们的种种性格弱点，即旧势力对他们精神上的损害和扭曲，并且深刻地指出这些弱点形成的社会原因，力图揭示特定时期市民性格的变化趋势。 地方色彩有时会透露出民族气魄，而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赵树理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老舍出身于北京城的贫苦市民家庭。他们尝受过痛苦生活和艰辛的滋味。他们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中间，就是其中的一员。正因为赵树理和老舍对农村和市井，对农民和底层市民的一切了解得非常深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地方色彩渲染得也非常自然、生动。欣赏赵树理和老舍的作品，很容易使我们嗅到山西山区的乡土气味，听到醇厚的京腔京韵。民族风格是渗透于整个文学创作之中的内在因素，作品中如果能描绘出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写出地方的山光水色、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等，无疑会突出作品的民族色彩。表现民俗，在赵树理小说的民族风格的创造中起着重要的和显著的作用。《登记》里的罗汉钱、玩龙灯、说媒、走娘家等等，这些民间习俗是通过他所反映的生活和他所创造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可以说，离开了赵树理所创作的生活图画和人物形象就无所谓民俗，反过来说，离开了民俗，赵树理也就难以说他的故事和创造他的形象。没有阴阳八卦、黄道黑道的描写就没有二诸葛，没有摆香案、头顶红布装扮天神的描写就没有三仙姑，没有罗汉钱就串连不起来小飞蛾和艾艾的故事，没有端着碗出来吃饭的描写，《李有才板话》和《“锻炼锻炼”》的情节就得重新安排。赵树理对于民俗的描写是自然而巧妙的，民俗对于赵树理小说生活化、形象化、群众化、民族化的作用是显著而重大的。而京味是老舍市井题材小说的独特风格。老舍笔下的北京城是相当真实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都用真名，共有240多个。北海是写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京味不仅是北京的风景气候，更是红墙绿瓦包围着的城池中北京人特有的情态风味，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京城的文化意味。 老舍长于描绘在北京独有的大杂院、茶摊、庙会、书场、车厂子、白房子、商行里发生的人与人的纠葛，善于从一包红枣，一小盒杏仁粉，一尊兔儿爷，一碗酸豆汁中去体味北京人特殊的文化心态。老舍精心找寻的是生活于北京市井之间满汉相兼的“老”北京人的气质，他将景物、风俗与活动于其中的北京市民的心态联系起来。仅从中秋节送来送去的那包早已过期的食品中，便可窥见北京小市民在谦恭礼让背后的敷衍和虚伪。而那些旗人后代在逛鸟、品茶、唱戏的闲情中所显现的耗财买脸、盛气凌人，更足以说明北京人“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死要面子的臭毛病。老舍的许多作品从各个侧面逼真而又生动地展现了北京小市民在文化古城的氛围中生成的特有的情态及其性格趋势，描绘出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现代北京的“清明上河图”。赵树理和老舍作品中这些民俗和细节的描写，使我们觉得非常亲切、真实，透过它看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自然风光，从而激起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 二、民族风格在创作形式上的体现 一个民族的群众语言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大众风格，赵树理和老舍的文学语言都是经过锤炼加工的人民大众的口语。他们作品的民族风格，首先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表现出来的。 赵树理以劳动人民的口语为基本成份，吸收了说书人口中一些活的词汇和现代汉语的一些新词汇，把它们熔于一炉，炼出非常纯粹的群众语言，这就是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语言：通俗化、口语化。不但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如此，就是作者的叙述、描写也是如此。它们是从劳动人民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非常平易、朴素，而且纯洁、生动，毫无知识分子的腔调。另外，赵树理的语言非常轻松、活泼、幽默，风趣横生。这种特色我们在群众聊天时可以听到，在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中也屡见不鲜。如《传家宝》中小娥的丈夫对小娥说：“你不用和稀泥!”这里的“和稀泥”既通俗又形象，意思也表达得透彻。《老定额》中写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饭，喜欢“自由碰座”，既确切又简练。人民群众的口语，经过赵树理的提炼，无论是描情写景，还是绘影传神，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很少使用方言、俏皮话、歇后语等，只凭那些平实朴素的语言却能把思想传达得十分精确，把形象描绘得非常逼真。而老舍则巧妙地运用市井流传的京腔土语来创造他的小说中独特的京味。他精选那些形象性强又朗朗上口的方言土语，如“差不离”、“套近乎”、“吃不了兜着走”、“扯闲盘”、“喝猫尿”、“阴死巴活”、“贫嘴恶舌”等以增加文学语言的生动、幽默。选择适当的歇后语如“吊死鬼说媒，白饶舌”，“蛤蟆垫桌腿，死挨”等，使小说文字更加活泼。此外，他还选用了北京地区特有的儿话音如“叫真儿”、“抠门儿”、“事由儿”、“压根儿没完”等表现北京市民口语的圆润和油滑。老舍的语言妙语连珠，变幻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京味。正是这种京味儿语言塑造了活生生的京味儿人物，体现了老舍语言的民族特色。 民族风格的形式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在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上，赵树理和老舍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民族特色。赵树理作品的表现手法完全是从传统小说、评书的结构方法中演化出来的。具体地说，他的小说总是有很强的故事性，情节连贯，有头有尾，有的只有一个小故事，有的通篇是个完整的大故事，中间又包含着若干小故事。无论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三里湾》都是如此。在情节的发展中，赵树理还运用了《话本》和《评书》等古典小说中常用的“扣子”和“惊人笔”等手段，深深抓住读者的心灵。老舍则是一位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营养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对于我国的民族文艺和民间文艺非常熟悉，也非常热爱，对传统戏曲和曲艺有独到的见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创作了许多“抗战京戏”和宣传抗日的鼓词、坠子、相声和拉洋片词。北京的曲剧这一剧种的产生就和老舍有密切关系。在话剧创作上，他有意识地继承了我国传统戏曲和曲艺的表现方法。中国传统戏曲认为舞台就是演戏的场地，不存在“几堵墙”的观念，让观众被剧情所吸引、所打动，和剧中人物同哭同笑，不完全依靠写实的布景装置，而是依靠了剧情的逼真和表演者的真情实感。他的剧作尽可能在简练的剧情里，表现出复杂纷纭的生活面貌。《茶馆》的“散文式结构”中，无法找到仿制的痕迹，充分发挥了作家自己的独创精神。我们从老舍的剧本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话剧创作上大量溶化了戏曲艺术的许多特点，他不受西方话剧三一律、四堵墙的限制，而把话剧舞台同样看作是“演戏”的场地，对于话剧的形式和技巧，他都是从戏剧的主题思想和塑造人物的要求出发来考虑的，因此，他的作品的主题和人物是多种多样的，他的艺术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他的戏剧观是和中国传统艺术的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主张相一致的。 所以我们无论读他的小说还是剧本，都感到十分亲切，这不仅是他写的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在艺术上他同样表现了十分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中国传统戏曲历来讲求舞台和表演的形式美，强调艺术的欣赏性。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同样吸取了戏曲的这种特点。《茶馆》的布景，就比旧北京的大茶馆要漂亮得多，观众既接受了思想内容的陶冶，又得到了美的享受。舞台人物的衣服色彩也讲究协调。他还要求戏剧语言有节奏感，有韵味，讲究平仄。看老舍的话剧节奏感很强，听他的台词，像欣赏一首好听的音乐。这也是受中国戏曲讲究声韵节奏的影响。 赵树理和老舍是我国杰出的现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以新颖独创的民族风格，充满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了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陈强(1968-)，女，北京人，青海民族学院汉文系讲师。 (青海民族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第3期(2005年7月) 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3期(2005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