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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说,艺术生于限制,死于自由。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倒过来说也成立:艺术生于自由,死于限制。只是,前一个“限制”是积极的,意味着有效的规律和对规律的服从,后一个“限制”是消极的,意味着压抑和剥夺;前一个“自由”是消极的,意味着任性和放纵,后一个“自由”是积极的,意味着对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尊重,意味着给心灵以无限宽阔、高远的天空。歌德说:“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束缚的。如果他敢于宣称自己是受束缚的,他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他所表达的,也是与纪德的观点相通的哲理。 无疑,批评需要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也需要积极意义上的限制。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甚至不会有对于艺术的正常的感受和判断,因而,最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同样,如果不服从艺术规律和规则的限制,批评家只是根据自己的某种消极的动机,随意阐释作品,随意评价作家,那么,我们同样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既缺乏积极的自由,又缺乏积极的限制。我们的一些批评家,不是按照批评的求真的超功利原则展开批评,不是根据文本或者作家的创作行为所呈现出来的客观情状展开批评,而是根据庸俗的利益原则展开批评。为了讨好作家,昨天还被说得一钱不值的作品,今天会被捧到天上。是他们的认识真的发生变化了吗?不是的。作品依然是那些糟糕透顶的作品,而变化了的,则不过是批评家与作者的关系——批评家昨天之所以否定那些作品,是因为他们与作家是陌路人;今天他们之所以无原则地吹捧作家,甚至不惜唾面自干地推翻自己昨天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已经跟“著名作家”成了“朋友”,是因为他们已经从“著名作家”那里得到了话语贿赂或者别的好处。他们很风光地与“著名作家”对话。他们站在聚光灯下领取了廉价的奖赏。他们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些可怜的人,就这样廉价地把自己出卖了!就这样卑贱地把批评事业出卖了!就这样最终把自己置放到了被虚荣和怯懦奴役的境地! 是的,面对作家的不自由,面对利益的不自由,面对人情的不自由,面对恐惧的不自由,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批评事业。我们迫切需要那种服从批评的绝对原则限制的自由的批评,需要那种把一切都放下来的真正的把自由和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批评家。 柳子厚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不自由,是因为放不下“欲采蘋花”的那个念想。如此说来,不上那个“兰舟”,不采那个“蘋花”,人不就自由了吗? 所以,是否能够获得批评的自由,就看你是否能放弃那应该放弃的,而坚守那应该坚守的。古人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自由的批评皆是“有所为”的,但却是以“有所不为”作为前提条件的。 愿能“忍痒”、能“忍痛”的同志诸君,来集于此,同求“自由评论”之大境界。 作者简介：李建军，:陕西富县人,文学博士。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及编著《百年经典文学评论》和《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及 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原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原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