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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在我看来，孙犁先生当年所下的断语，并非仅仅是个人经验的总结；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现象和文体规律。因为散文作为一种内倾性的文学样式，它最典型的特点和最根本的优势，在于作家以生活的本真和生命的本色以及由此滋生的人生感悟与滋味来感染人和陶冶人，而此种效果要落到实处，恰恰离不开时光的淘洗与阅历的支撑——作家隔着岁月沧桑，带着命运悲喜的蓦然回首与低吟浅唱，往往别有一种感人肺腑和启人心智的力量。关于这点，我最近在阅读《柳萌自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和愈发自觉的认识。这套自选集分为《空谷回声》(纪实文学)、《老柳村言》(随笔杂文)、《年光岁影》(散文)三卷，总计140万字，荟萃了老作家柳萌一生的主要作品。其情景与话题自是林林总总、缤纷摇曳，但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或者说艺术表达的光彩所在，却恰恰是作家立足当下所进行的那种豁达、坦诚而又深情、执著的来路回望和往事打捞，以及其中呈现的特定的历史光影与生命重量。 柳萌先生属于20世纪中国文坛的“30后”，一生的经历坎坷而又丰富：他的少年时代相继在河北和天津度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投笔从戎，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转业后到国家部委做机关干部和报社编辑，并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无奈一场反右运动使他遭遇无妄之灾，接下来，是长达22年的边地流放和改造生涯。“文革”结束后，他回到北京，先后供职于工人日报社和中国作家协会，编辑过《新观察》杂志，参与过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工作，主持过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和《小说选刊》的工作，同时参与并策划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学活动，与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和文艺家结下了深厚友谊，或有过密切交往。可以说，柳萌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正因为如此，当作家的经历以现场采撷、记忆追述或话题契机的形式，转化为散文、随笔和杂文作品时，便无形中具有了“心史”的性质，以及此类文本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 请读读纪实文学卷里“早老的青春”一辑吧！这些历数作家命运变迁的文字，无论是钩沉当年带给“我”厄运的“反胡风”、“反右派”运动，抑或是状写“我”在厄运中挣扎的北大荒流放生活和内蒙古发配情景，都始终保持着客观冷静的叙述态度，不但人物、事件、场景、细节交代得细致入微，描画得清晰可见；就是其中浸透的作家的主观感受与情感评价，也分明做到了不虚美、不溢恶，尽可能让事实本身提供足够的依据和有力的见证，从而把读者带入了真实可信的历史情境，使他们深切地呼吸到了那个情境特有的社会氛围与人间气息。这一辑的第五部“晦气渐消运有转机”，主要讲述作家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一段经历。显然是因为表象的刻骨铭心，它们出现于作家笔下，竟是如此的可触可感，历历在目。那一群劫后余生者或兴奋不已、或好事多磨、或相濡以沫，把一段春江水暖而又乍暖还寒的日子，定格在历史的长河里。“沙滩拾残贝”和“消逝的背影”两辑，分别讲述作家重返文坛后亲历亲为和亲见亲知的一些事与人。其中《〈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后》《关于“三驾马车”上路前后》《我所经历的文学评奖》《作家出版社淘的第一桶金》等文从微观入手，披露了若干本身很有意思、但却又不被局外人所详知的文学内情，从而为人们了解新时期文学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走近诗人艾青》《想起作家秦兆阳》《我印象中的孙犁》《吴祖光和三套书的诞生》等作品，则透过作家近距离的观察和无夸饰的抒写，将一批文苑大家独特的精神气质乃至音容笑貌留在字里行间，化为时代的投影。前些时，柳萌先生撰文称赞阎纲、王春瑜、王必胜等作家所写的忆旧散文，是在为历史抢救记忆。其实，柳萌自己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做着相同的努力？而这种直面历史、抢救记忆的工作，因为需要作家才情之外的胆识和机遇，所以既难能可贵，更功德无量。 在柳萌的人生旅程中，既有“敢遣春温上笔端”的今天，更有“曾惊秋肃临天下”的昨日。后者因为联系着作家的青春记忆和痛苦体验，所以更具有灵魂的深度与精神的重量，直至蚌病成珠般地幻化为一种生命底色和涉世支点。反映到作家敞开襟怀、直呈内心的创作上，便形成了一种以苦难为前提、为背景的个性鲜明的审美态度和意旨辐射。其中有三点很值得关注： 第一，柳萌一生备尝生活的磨砺、坎坷与艰辛，这决定了苦难会像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恒久徘徊在他的脑间和笔下。但是，作家在表现或触及这一主题时，并不喜欢做无节制的宣泄和“炫苦”式的处理，而是情愿让笔墨穿过苦难的境遇和体验，去捕捉它背后依旧存在的那份美好，去发掘它深处悄然蛰伏的那种馈赠。我们不妨进入《柳萌自选集》的“散文卷”。其中以“记忆档案”为题的这一辑作品，几乎全部是作家关于落难生活的诉说，只是这些令人伤怀的物象和情境，却又总是搅拌着世间暖意和人性亮色。不是吗？那纷纷扬扬的雪花，固然撕扯出“我”归途迷路、夜宿荒原的悲苦一幕，但旋即而来的，就有大地回春、老友重逢的惊喜瞬间(《雪的往事》)；那时紧时慢的雨声，陪伴过“我”凄惘的“戴”罪离京，也见证过“我”欣喜的落实政策(《雨的记忆》)；还有那“歌声”的起落，“胡同”的悲欢，那“远远近近王府井”……都是冷暖同在，悲喜交加。这样的表达很容易让人想起普希金的诗句：“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如果说“记忆档案”主要体现了作家对苦难的超越，那么“心苑芳草”、“短笛轻吹”里的篇章，则更多灌注了作家对苦难的升华。譬如，《难忘草原那段情》倾吐着生命炼狱和心灵故乡的奇特关系；《告别老屋》申明了情感有时比物质更重要；《美好》彰显出逆境中不曾泯灭的向往；《土地礼赞》则讴歌了土地的生命力和无私性，期待着人像土地一样坚韧、执著与宽厚。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应当承认，柳萌对得起自己的苦难经历，因为他最终将苦难变成了精神财富与创作资源。 第二，毋庸讳言，苦难的力量常常是巨大的，有时它足以摧毁人的精神支柱，使其沿着矮化、俗化和物化的向度，最终落入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与现实中并不鲜见，然而却与柳萌无关。这位北方汉子的苦难体验尽管既深且久，只是所有这些，并没有销蚀掉他干预生活的热情和直面现实的勇气，相反沿着愈砥愈砺的规律，成就了他善于独立思考、敏于发现问题和敢于直抒胸臆的精神与习惯。这一点在《柳萌自选集》的“杂文随笔卷”里有着集中体现，该卷中的许多篇章都涌动着作家的忧患之思与济世之情，属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那一类。譬如：《给普通人保留点情趣》《平民百姓的路》直陈都市化进程中利益分配的失衡；《“富”不等于“贵”》《富人们做了多少善事》坦言生活里财富与道德的不同步；《顶着作家头衔的贪官》《作家要有自己的作品》抨击了某些文坛投机者的欲望膨胀、名利兼谋；《哪儿来的那么多“国家级”》《文人的堕落》《作品研讨会的悲哀》《谁让评论家寒了心》等文，则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文化领域已属见怪不怪的怪现象。诸如此类锋芒自在的作品，无疑大大有益于世道人心。 第三，对于柳萌来说，苦难没有带给他世故、乖巧和圆滑，但却使他拥有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从容、淡定与达观，以及一颗得失随缘的平常心和一分坐看云起的适世情。这样的精神色调一旦渗入作品，遂又化为一种穿行于字里行间的人生滋味。这种滋味当年曾经被周作人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进而成为他自己散文作品的艺术标识，同时也成为一切好散文的重要品质。只是与周作人散文的“绅士味”和“书卷味”相比，柳萌散文的滋味是平民化和生活化的，因而它更适合今天的大众阅读，也更容易引发普通人的遐想和共鸣。关于这一点，一部《柳萌自选集》有着充分的展示，只是我期待着读者能通过自己的目光来体会和验证。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