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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大潮冲击下，在多元种族的混杂中，身份认同（identity）无疑是身居其间的人们密切关注乃至是感同身受的[1]。身份认同涉及个体与族群的主题建构意识，也涉及个人与族群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与社会历史变迁相关，文化身份的认同是“通过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2]。”因此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姿态。纵观东南亚华文文学，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叙事者复杂的身份感受。 对东南亚华文作家而言，虽然他们早已拥有了所在国的国籍并且该国的法律也承认其“所在国国民”的身份，但是他们仍存在着“文化身份”的问题。东南亚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在谈到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同。”“现代的东南亚华人，与当今的大多数人民一样，并不仅有单一的认同，而是倾向于多重认同[3]。”王庚武先生还认为，按历史的发展，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大致可以划为以下几类:1950年前的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认同”和“历史认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国家(当地)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乡社认同”(Communal 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七十年代的“种族认同”(EthnicIdentity)和“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前者如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民族主义认同、乡社认同，主要强调的是“作为少数民族的华族的法律与政治权利”；后者如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主要强调“少数民族的华族在文化上的承传与区别”。“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民族文化具有延续性、适应性和变异性。各民族之所以为一个特定的民族，除了其本身的生物遗传学上的不同外，更有其深远的文化现象，如生活习惯、民情风俗、信仰嗜好等等，从而形成该民族特有的社会文化生活。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扬弃，便是对该民族的文化认同。” 东南亚华文文学叙事中对于“文化身份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客人身份；边缘身份；主人身份。 客人身份：对于早期的移民和老一辈的华人来说，多年根植在心的中国文化惯势己形成定性，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和民族，他们生活在“唐人街”式的小型的半封闭的“中国”社会中，坚持着中国的生活方式，保留着原乡的生活习俗，有些习俗甚至比中国本土坚持得还深厚。在泰华作家黄东平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街边商铺都是以自己家乡特色为主题装饰的店面，随处可见有着浓郁的中国风的建筑，我们可以感受到春节来临前的亲情气氛，对联、福字、大红灯笼、舞龙舞狮，等等，一样都不少，年味十足。这类华人至始至终保持在他国做客的心态，以自己是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几乎独立地客居在所在国文化环境当中。 边缘身份: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中出现出游走在“是与不是”的双重的“边缘身份”[4]。新加坡国家标志“半狮半鱼”的“鱼尾狮”意象引发了华裔诗人梁钺对新加坡华族族性和传统文化产生变异的思考，创作了《鱼尾狮》，诗中蕴含着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满腔的悲苦情怀。诗中的“海”可以理解为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海洋文明”，诗中的“陆”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所代表的“农业文明”，而“鱼尾狮”非狮非鱼，不中不西，既不属于西方文明，也自绝于中华文化，变成了“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像”，因而被排挤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在它们的夹缝中动弹不得(“呆立在栅栏里”)，诗人感叹这种失去了原有文化根基的“鱼尾狮”如何受到人们的图腾和崇拜（“赞赏”和“美化”），诗人认为它是“荒谬的组合”，鱼狮交配的“怪胎”。这首诗的意象正符合了这种“边缘身份”。 而新加坡华人作家铁戈的《我们是谁》一诗暗示新加坡华人逐渐走出自己的“边缘身份”困惑，说明新加坡人要重新寻找与确定自己身份的意识： 我们是谁? 我们是赤道底土地上生长的孩子! 我们是谁? 我们是被镣铐锁住的苦难的人民! 暗示着新加坡人开始落地生根,张开双臂拥抱这块土地土地，逐渐融入到居住地的文化当中，也反映了他们渴望被所在国主流文化接受的需求和渴望。 主人身份：对于移居数代的东南亚华人后裔来说，经过长期的变异与融合，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印记中充满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居住国的文化元素，他们大多都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或泰国人等，他们由衷而自豪地产生了一种“我是马来西亚人”或“我是新加坡人”“我是泰国人”的国家自豪感，完全将自己融入所在国，无论是在法律身份还是在感情上，都产生了对所在国的归附感，对所在国有了“家国意识”。怀鹰的小说《移民》正体现了这种心态。新加坡知识分子杜修文，他认为在新加坡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便想要移居法国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我们这个地方，是移民的国家，我们是没有根的……”而作为好友的李扬坚决反对他的观点，他说:“我不会忘记，恰恰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如果他有灾难我绝不会吝惜我这副书生的臭皮囊。”而杜修文的妻子同样反对丈夫的想法，她同样也将新加坡视为自己的祖国，当杜修文一意孤行地坚持出国的时候，她带着孩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李扬和杜修文的妻子代表着有了主人身份意识得新加坡华人。 前文已经说过东南亚各国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多元的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开始建立起各自的民族国家。要实现从过去的殖民地附属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化，就必须对当地各族群进行民族整合，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以在国际社会中确立本民族国家的身份。民族身份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民族身份的自我确认。第二个方面是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中，文化认同往往比政治认同显得更重要。因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它能提供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尊心。东南亚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时时存在，其原因也是华人虽加入当地国的国籍，实现了政治认同，但却没有实现文化上的认同。 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掌握了政权的当地主体民族有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推行同化政策，迫使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完全融合于当地主体民族。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同化政策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这种政策不仅要消灭华人的民族特性，而且还对华人实行种族歧视，把国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华人作为非原住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受到低人一等的对待，不能享受与原住民同等的权利。对于这种歧视政策，华人则利用自身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等优势，反对同化，为保存民族特色和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东南亚华人生活的境遇和文化思考，在华文文学作品文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华文文学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跨越性以及可变性也得到充分的提现，这也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 参考文献： [1]朱崇科.《身份认同与“变脸”叙事的双重裂合——论〈角色无界〉兼及〈尘埃落定〉》。 [2]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Recognition, edited by Amy Gutman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4. [3]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P235。 [4]施敏.东南亚华文文学种族想象。 原载：《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03期 原载：《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