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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海内外“文革”题材作品蔚为壮观，美国华文文学文革题材小说创作亦硕果累累，然而对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拓展。本论文试图对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创作的两个作家群——台湾60、70年代作家群和大陆80、90年代新移民作品概况、走向做一个梳理。 “文革题材小说”包括直接描写“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如陈若曦的《尹县长》，严歌苓的《穗子物语》、《白蛇》、《天浴》，苏炜的《迷谷》、《米调》等；也包括描写20世纪后半段中国历史而“文革”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时段出现在小说中的作品，如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人寰》等；还有穿插讲述主人公“文革”经历和美国生活的作品，如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戴舫的《第三种欲望》、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等；以及虽写美国的人和事，其中包含对“文革”回忆和反思的小说，如白先勇的《夜曲》、《骨灰》，於梨华的《江巧玲》、《姜士熙》等。 美国华文文学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有两个群落:台湾60、70年代移民作家和大陆80、90年代的“新移民”作家，他们大都是留学生。前者以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聂华苓等为代表，后者以苏炜、严歌苓、戴舫等为代表。前者的创作时间从1974年陈若曦的短篇小说《尹县长》算起，到1986年的於梨华的小说集《寻》，其时间早于大陆“伤痕文学”的发生，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十年。就目前能够搜阅的篇目来看，新移民作家从90年代开始触及“文革”题材，至今仍在创作中。 两个作家群落的创作概况 以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聂华苓等为代表的台湾留美作家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成名，以抒写其文化乡愁、“边缘人”体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美学风格，自命为“无根的一代”——大陆回不去，台湾不是家，美国更是他者的文化圈。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同样也是西方文化的他者，无论在哪一方都无法全心投入。其作品中，自我与中国有着相对牢靠的联系，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对于承续现代民主传统的“无根的一代”来说，“文革”无疑是一个“变态社会”，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陈若曦、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的小说主人公们在“文革”中都试图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改变现实社会，毫无例外地全部以失败而告终。细读四位作家“文革”题材小说，并不多的十几个文本构成了一个有趣的链条：有比“伤痕文学”更早、几乎是“同步”记录“文革”的《尹县长》，接着是表现“文革”刚刚结束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感的《夜曲》、《骨灰》，之后有对“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刚来到时对国家命运乐观展望、对中国文化重新体认的《千山外，水长流》，还有展现“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劫后重生面貌的《江巧玲》、《姜士熙》。这个链条呈现出台湾移民作家对大陆形势的关注和敏感反应，也奇妙地将中国知识分子“五四”时的心态重新演绎了一遍。但是，亲历性的缺乏使上述“无根的一代”作家们不能够深刻了解“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文革”历史在他们笔下被简化为知识分子遭难的历史。 比较来看，新移民作家来到新大陆，不再有那么多振兴民族的历史中人，更多是带着个人成家立业的理想。书写“文革”，不再处处带着国家的影子，而是鲜明地讲述个人历史和个人对“文革”的想象。借用陈谦的说法:“我将新移民作家命名为‘美国两面派’。”[1]“美国两面派”从“无根的一代”那种启蒙姿态退回到个人对人性的思考以及文学的本体建设上来。新移民作家的文革题材小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路子：一种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回忆性成分较多；一种是以“文革”为背景，做大胆的想象，编织传奇故事。周励写于1991年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有三章是作者当年北大荒插队的记录，戴舫的《第三种欲望》在愧疚的叙事基调下不时流露出对“文革”童年经验的怀念，严歌苓的《穗子物语》是对“文革”记忆蓦然回首的顿悟。这三部作品都以自我经历为素材。而1991年苏炜开始创作《迷谷》，作家已在小说中尝试进行一种想象力的新实验。今日看来，“文革”是一段荒诞的历史，荒诞的背景里完全可以编造故事以凸显人性，于是“文革”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创作的背景环境。严歌苓的很多小说也是这种路子，王瑞芸、陈谦、卢新华等涉及故国想象的作品也都有浓重的传奇色彩。而且，从创作技巧和艺术价值来看，这一部分作品已经相当成熟，展示了美华文学达到的新高度。 正—反—合：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题旨的变化 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30多年的历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总体发展趋势，即使这种趋势或许并不那么明显。文学史不可能按照规划好的轨道纹丝不乱地演进。我们的梳理也只能是对其主脉历程做出线索式的大致判断。 物极必反：从载道走向言志。台湾移民作家的“文革”题材小说创作，无疑是“载道”意味浓重的。作者们一次次借人物之口对“文革”中的荒诞和残忍发出质疑的声音。到了新移民作家手里，载道逐步让位于言志，对“文革”的真实表现和反思渐渐演变为借“文革”的传奇背景书写传奇故事。从陈若曦对现实的记载到严歌苓、苏炜等人对“文革”题材尽情的想象，小说的虚构性不断增强，文学技巧上也有了越来越精心的雕琢。 台湾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中，对祖国压抑不住的情感时时蔓延出来。陈若曦小说中有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担忧却又无可奈何的慷慨悲情；白先勇的《夜曲》、《骨灰》中处处充满着对“文革”的失望和自身价值遭到毁灭的失落；聂华苓笔下的莲儿在“文革”时遭到冷眼和伤害、一有出国的机会马上逃离出中国这个“是非窝”奔向美国，然而刚下飞机心中莫名地涌起对祖国的情感：“一到美国，她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她原以为自己对中国的心冷了，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2]陈若曦、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的作品刚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链条，从呐喊、彷徨、幻灭到信心十足的展望未来，展现了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文革”后中国的关注和敏感反应。在台湾移民作家笔下，“文革”就是一场劫难。然而，因急于表达情感和见解，作家们往往疏于对文学审美的顾及。除了陈若曦《尹县长》系列由于写作时间较早在海外引起轰动外，其他作品并没有在评论界引起太大的注意。亲历性的缺乏使作品少了一份厚重感，简化了的叙述没能对“文革”发生的前因后果做出深刻的反思。 比较“无根的第一代”们将“文革”看作一次大灾难和大断裂，“美国两面派”们则视之为人性表演的大舞台。台湾移民作家撕心裂肺地呐喊到了新移民作家这里，则成了在人性的试验田里兴致勃勃地挖掘和收获，宏大的国家叙事逐渐演变为个人利用历史缝隙的创造。现实主义写法渐渐隐退，对民族劫难的痛心疾首逐渐走向情感的有效节制，不再纠缠于历史事实中不能自拔，而是向着虚构性、文学性逐渐增强的方向发展。这些“文革”题材小说的作者多为50、60年代生人，“文革”是他们的童年/青年记忆。远在美国，遥望源于故国的童年/青年经验，小说中充满了个人讲述的创造性。叙事中着力对国内文革小说、知青小说苦难叙事做出反拨姿态，展现了对“文革”题材处理的新的可能性。苏炜强调他对于《迷谷》、《米调》，“在写法上，我是确实想刻意和以往的‘文革小说’、‘知青小说’拉开距离”[3]，并且明确指出自己写作时的游戏性心态。在这种凸显人性的写作要求之下，“文革”逐渐淡化为小说的底色，主题和事件都离真实的历史背景越来越远。作品着力追求文学审美上的创新和实验，真实复杂的“文革”历史渐渐被置换为表现人性的背景环境，“文革”宏大的历史意义亦被消解。在此，“文革”成了作家任取所需的创作素材，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新历史主义创作的特征。于是，台湾移民作家那种对祖国的担忧、对中国尊严的维护到这里逐渐成了一种有节制的情感。正如王蒙所说，严歌苓的“文革”题材小说“有一种类似于‘诗教’的那种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节制，还要有一种对人性美好的那一面的确信，它不会是比如说像鲁迅式的那种冷峻”[4]。不止严歌苓，这种“节制”和“确信”在许多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中都见得到。也正是在这种情感的“节制”和认识上的“确信”，使新移民作家们的笔锋转向“言志”，转向对人性的追问和对小说审美性、实验性的追求。 合流走向:言志基础上的载道。新移民作家对文学性的追求和实验使小说越来越好看，如此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丰富了“文革”题材作品的类型。但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如果今后的“文革”题材创作都向着这种方向走下去，无疑又是另一种偏执。2005年，美华作家王瑞芸发表中篇小说《姑父》重提建国直至“文革”那种高压政治体制给个人带来的精神创伤，陈谦在《特蕾莎的流氓犯》里呼唤重新严肃地反思“文革”，都是对这种走向的反拨和纠正。对“文革”进行长久和不断深化的反思，是当代作家应当承担的责任。80、90年代移民美国的华人作家渐渐进入中年，也纷纷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从对小我生活的展现转向对“文革”历史的严肃反思，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虽然陈谦只是通过一个风月故事来表达她反思“文革”的倡议，并没有用足够的历史资料和上好的题材来做支撑，作品也并未达到作者自己期许的那种反思深度，但我仍然相信，作品显示出美华文学甚至整个当代华语文坛“文革”题材作品继续演进的一个方向:朝着历史反思与文学审美兼顾的方向走——这也是当下“文革”题材作品需要的品格。 文学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思潮的急先锋和指向标。小说更是一种可以承载大量含义的文学体裁，应当好看、“言志”。面对民族劫难时，作家应当以反思的面目，做到“载道”与“言志”的结合。由于“文革”一开始就被“伤痕文学”定下了“血泪史”的基调，近年来作家们在处理“文革”题材时往往表现出对这一定向的疲劳和反拨。这种反拨在美华文学中表现为跳出历史的纠缠，将笔锋转向对人性的刻画和新的文学实验，“文革”仅仅成了一个相对暗淡的故事底色。苏炜和严歌苓是这方面的两个极为出色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然而，对“文革”，我们的反思还太少，应当警醒却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还有很多。反思的维度千万种，我们的开掘还远远不够。在我看来，深度反思和追究个人在“文革”中的所为，美华文学将沿着这种转向走向“言志”和“载道”兼有的新空间。 为“文革”题材小说提供另一种“思维术” 从“伤痕文学”开始，大陆“文革”题材小说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破除“四人帮”影响、回复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也都没离开文学作品。他们有的控诉苦难，如《班主任》、《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有的感谢苦难，如《绿化树》。但是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往往将“文革”简化为《芙蓉镇》式的“少数坏人迫害多数好人”的过程。“文革”中无论做过什么都一笔勾销，一切罪责都推到“少数坏人”身上。最典型如《伤痕》，王小华明明是在母亲受难时背弃她而去，而在作品中却将一切罪责推给“四人帮”，王小华觉得自己是被“四人帮”蒙蔽才相信母亲是“反革命”，并没有受到多少良心的责备，作者也对她并无苛责，反而预示黑暗过去后，王小华将有光明的未来。后来的《马桥词典》、《玫瑰门》、《黄金时代》、《一九八六年》、《叔叔的故事》等作品，虽然不像伤痕文学那样把“文革”简单化，但都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承载着过量的“表意的焦虑”。 家园记忆书写与移民体验书写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两大题材，而“文革”题材写作无疑是家园记忆追述之中成绩较大者，艺术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国大陆的“文革”叙事有优长之处。远离故土，美华作家作为“体制外”的人，并没有参与“文革”后的“历史总体性”建构。台湾60、70年代作家是文革的“旁观者”，除了陈若曦这一台湾人在“文革”时期到过大陆外，其他三位作家都没有在“文革”时期到访大陆。四位台湾作家都不能深刻了解“文革”的前因后果。对于新移民作家来说，“文革”是一段童年/少年记忆，多年后在美国遥望“文革”，放下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小说中“文革”成了他们自己成长的经历或编织故事的背景色调。美华作家这种外于体制的历史总体叙述的声音，为表述文革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视角，他们对“文革”所做的表述往往不在大陆的“表意”之内。然而，美华文学的表意必将和大陆文学一起，共同组成我们民族对“文革”的集体记忆和想象。 从陈若曦自觉肩负历史重任对“文革”现实呐喊开始，台湾移民作家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密切地关注“文革”。到了新移民作家，在存在主义、个人主义、解构主义思潮侵淫下，他们反拨知青文学的苦难叙事，同时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台湾移民作家的那种乡愁情结。于是，大陆知青作家对“文革”的苦难书写和“无根的一代”们对民族前途的担忧转变为对个人历史的温馨回顾和空间化的历史表述。作家们的兴趣从历史本身移开，落到对人性的发掘上，这种转向为“文革”书写提供了新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方案也使小说渐渐远离真实的历史境遇，从而疏于对民族劫难的反思，幸而不久便有了对此一走向的反拨，《姑父》和《特蕾莎的流氓犯》便是重新面对历史之作。 从陈若曦的《尹县长》(1973)到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2008)，三十多年间“文革”题材经历了数位美国华文作家之手演绎出不同的小说和故事。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中这样表述:“本书使用的‘表意’这一术语，试图贯穿一种历史总体性的观点，这个‘意’，主要是总体性的历史意愿，它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总体表象。它当然散落于各个独立的文本之中，但却是可以感觉到的一个时期的精神意愿。”[5]按此说，大陆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性是“在思想上需要建立新的历史起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6]。美华作家们的“边缘人”身份注定他们的视角与大陆作家不同，思想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从“无根的一代”们传承五四传统对“文革”做横断面的描述、站在民主立场上做出启蒙姿态到新移民作家们将“文革”作为背景来编织传奇故事、专注于文学本体的建设，美华作家们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大陆的路子，可以说，美华作家们为“文革”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术”。 注释: [1]关于“美国两面派”的论述，详见拙文《风月中见风云——浅析〈特蕾莎的流氓犯〉主题意蕴的多重性及其文学史意义》，《贺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3]苏炜、李陀:《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它》，见《迷谷》“附录”，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王蒙、郜元宝:《王蒙与郜元宝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5]、[6]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作者介绍：李晓鸥，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3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