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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刊于《文汇报》，它们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是空前的，由此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浪潮———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之所以轰动的原因，在于它在“庙堂”和“民间”都有着一定的迎合性。一方面，“文革”作为“人类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悲剧”（白先勇语），其造成的创伤是全方位的，伤痕文学对“文革”创伤的苦难叙事，直接诉诸了人们在“文革”结束后的群体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毋须讳言，作为一种创作现象，伤痕文学也直接对接上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它和后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道，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被看成是为新时期的政治改革进行着文学的论证。 “伤痕文学”的概念虽源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①但伤痕文学的滥觞并非产生“本土”，而是来自海外。1973年，陈若曦由大陆移居香港，在留港的一年间潜心创作“伤痕文学”，1974年《尹县长》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发表，在海外华人世界同样造成了轰动效应。陈若曦自然成为伤痕文学的始作俑者。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伤痕文学的观照视域更多局限于大陆中心，对台港与海外的同类创作却关注不够，因此这种观照无论是在文学的现实认识层面还是在文学的审美层面都遮蔽了我们对伤痕文学这一创作现象本应丰富的体认。2005年大陆的“重评伤痕文学”，②同样有着这一观照视角的限制。“重评”发动者的重评目的，“是要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的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和大致准确的认识。”[1]这场“重评”属于“重写文学史”行为，说到底是对当年伤痕文学的“热评”作实事求是的“冷处理”，但是这种只关注“中心”而忽视“边缘”的“重评”，在目的上是否能真正达到对伤痕文学这一创作现象的客观和准确的评价？相反，海外评论者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在大陆的伤痕文学出现不久，诗人余光中除了从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出发对《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作出尖锐批评，发前人之未发外，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将大陆的伤痕文学创作与海外的同类创作进行比较，作出了对这类创作在当时较为通盘的考察。③显然，这是我们呼唤的研究视角和文学史视野。我们将伤痕文学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下进行观照，重要的不只是为了扩大伤痕文学的存在空间（台港与海外）和增添伤痕文学“文库”的文本数量，而是为了还原伤痕文学创作现象本身所提供的文学审美多元性和丰富性。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伤痕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早已确立，似乎无人怀疑。令人遗憾的是，其意义与局限总是形影相随，在每一项功绩之后都可找到它与之相对应的欠缺。一本文学史著作曾这样概括它的文学史意义：它提供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回归，开启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河。[2]实质上这每一项意义背后都潜伏了危机，比如悲剧大都被作品模式化的喜剧结尾冲淡了，现实主义往往只流于生活的表面，人道主义却缺乏对生命个体的真正关怀等。伤痕文学的实际面貌果真如此么？当我们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下观照伤痕文学，将那些流散在香港、加拿大（陈若曦）和美国（白先勇、丛甦）的华文作家的这类创作纳入其中时，我们只能说在不同的空间，伤痕文学呈现的绝非是大陆的一种风景。 1977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一个暧昧的年代。一方面“四人帮”已被打倒“，文革”已经结束，但与此同时，“文革”仍被奉为“完全必要”。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出现的伤痕文学，“文革”文学的规范就依然具有强大的规约性，使它仍处于“文革”文学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在主题开发、人物塑造和叙事框架等方面体现出“文革”文学的历史投影。这正是导致大陆伤痕文学艺术价值普遍不高的最重要原因，使其在引领现实主义回归的途中又让其跌入艺术模式化的窠臼。 经过“十七年文学”，当代文学创作的种种“律令”终于在“文革”中臻于“完善”，形成了所谓的一系列的文学创作规范。按照这种规范，文学创作要求主题先行，要服务于根本任务，创作方法必须是“两结合”，人物塑造上要求“三突出”，等等，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将文学创作重重规约起来，从而造就了新型的文学八股。文学史的发展史实表明,形式远比内容具有更大的历史惰性,因此文学变革每每从形式入手。对于“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来说，在主题意蕴上颠覆“文革”文学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形式的惰性力量依然顽强。以《班主任》为例，其叙事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相比，缺乏明显的创新。 《班主任》通过宋宝琦的“外伤”（无知）和谢惠敏的“内伤”（盲从）让人窥见十年“文革”给广大青少年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其影响力就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班主任）所发出的“救救孩子”这一带有启蒙主义思想色彩的呐喊，由此在主题意蕴上冲破了“文革”文学的惯例。但是它的艺术表现是粗糙的，严重的“文革”文学痕迹让人有难以卒读之感。作品围绕宋宝琦转学一事展开叙述。首先，这件事在作品中被过分渲染，张老师围绕接受宋宝琦的所思、所想、所虑、所行，仿佛就是在策划指挥一场重大的斗争，而根本不像是在接受一个转学来的少年。其次，作品的叙事框架基本上沿袭了“文革”文学路线斗争的模式，即张老师团结广大同学，帮助教育受极左路线思想毒害的宋宝琦，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这一叙事框架在思维和方式上都打上了“文革”文学的烙印，因而其充其量不过是“用了‘文革’的叙事模式讲出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3]。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创作的主观意图在于突出班主任张俊石的形象（从小说篇名上不难看出），但从读者的阅读接受上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谢惠敏这一形象，从而造成文本叙事层面与故事层面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原因根本上在于张老师的形象还是按照“高大全”式的英雄模式来塑造的。在作品相当长的篇幅内，读者几乎找不到属于张老师的个人生活空间，他因毫无个性而极易被人忽略。应该可以说，这种模式化和概念化的痕迹广泛存在于大陆的伤痕文学作品当中，《班主任》只不过是作为最早的“历史过渡物”而更多地为人注意罢了。 海外华人作家与大陆作家相比，由于当时他们所承载的文化思想资源的不同，在他们的伤痕文学作品中，“文革”文学规范失去效应因而被完全涤除。当我们说伤痕文学在现实主义上所取得的成就时，显然大陆伤痕文学所具有的模式化和概念化是根本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开掘。在这里，海外华文作家的伤痕文学之作却能给我们以新的发现。 在创作出伤痕文学的海外华文作家中，陈若曦有其特殊性，与白先勇、丛甦不同，她有着切身的“文革”生活经历。1966年，陈若曦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丈夫的影响，怀着“对祖国向往的热烈比少女的初恋还要强烈”[4]的心情，与丈夫取道欧洲回国，因为她“那时相信，中国要从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4]。回到国内，时值“文革”爆发，在大陆的七年，她目睹了红卫兵的大串联，看到了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赶往“五七”干校劳动，甚至遭迫害致死的惨状。这段生活经历让其如临梦魇，从而也宣布了她的乌托邦的追寻趋于幻灭，在1973年移居香港后又于1974年移居加拿大。 陈若曦的伤痕小说主要取材于自己在大陆的这段生活经历，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在历经刻骨铭心之痛以后，提笔创作的伤痕小说却少有激愤的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的抨击，其意愿只是“真实地把文革前后这一段时间的中国横断面刻划一下”，“目标是把中国人的痛苦和心酸告诉所有的中国人。”[5]这种客观冷静的创作态度使其伤痕小说呈现出一种生活流的表现，尽管不无琐屑之处，但并不缺乏深沉。收在《尹县长》集中的六篇小说分别从不同侧面还原了“文革”荒诞而近似梦魇的生活场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因孩子们在玩耍时的一句口号而使一个家庭陷入无边的恐怖（《晶晶的生日》），看到了整个一代人青春的流放和理想的失落（《值夜》），看到了人的隐私的被剥夺和毫无尊严感（《查户口》）以及干部被迫害致死的惨状（《任秀兰》和《尹县长》）。其中《耿尔在北京》一篇因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心体验，使之在透视“文革”时显得深刻与独到。作品主要以倒叙的方法讲述了知识分子耿尔的辛酸情感历程。耿尔29岁获得博士学位，39岁回国，作为归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怀有不可言喻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但回到国内的他不仅在事业上毫无作为，在个人感情上更是由于受“血统论”、“成分论”的禁锢，两度恋爱均以失败告终，如今49岁仍是单身。这个作品的成功也许不在于故事本身如何感到人，如叶维廉所说：“《尹县长》集中小说的感动力便是来自一个作家强烈地信仰的完整世界观（但被作者完全冷静地隐藏着的视界）突然地（但她不愿意相信会发生的）解体。”[6]毫无疑问，小说中耿尔的身上分明有着作者自己的投影，但作者在表现他时抽去了激越的感情流注，她只是静静地立在一旁，很从容地叙述着，“她任事件演出我们的眼前，由我们去感觉到其中令人不寒而颤的情境。”[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陈若曦的伤痕小说对现实主义的描绘不是以表现生活的广度见长，而在于这种冷静客观从容的叙述态度所达到的对“文革”现实生活的深度捕捉。 伤痕文学的小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苦难叙事。无论大陆作家还是海外华文作家，他们在选择叙写苦难上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叙写方式尤其在对苦难的认知上两者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由于作家精神资源和创作背景的原因，大陆的伤痕文学在苦难的认知上过多地表现出廉价的乐观主义情绪，这同样是对现实主义深度的一种遮蔽。 与《班主任》所选取的宏大视角不同，卢新华的《伤痕》从最普遍的人伦———母女情感的视角展现了“文革”给普通人所造成的无法抹平的精神创痛，从而开启了新时期文学讲述苦难记忆的先河。“文革”给个人心灵所造成的创伤与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不同，并不能依靠意识形态秩序的修复而很快得到恢复，从这方面讲，《伤痕》确实显示出了比《班主任》更为惨痛的地方。作品中的王晓华在母亲逝世前不能与母亲见最后一面，这使文本的故事层面弥漫着一股透彻肺腑之痛，但文本在叙述层面却又不时地冲淡这种感觉。仔细阅读这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作品中的王晓华自始至终缺乏对母亲的一种忏悔之意，这样造成母女情感伤痕的唯一指责就全部推向了“四人帮”，而这显然是一种“粗糙而省事的二分法”[7]。再有，无论是作品中的母亲还是王晓华，她们对叠加在自己身上的情感伤痕都有着不约而同的忘却，冲淡了《伤痕》本应具有的艺术冲击力。 上面指出《伤痕》叙事层面与故事层面的裂隙，并非是对这一作品的酷评，只是说明由于特定时期历史语境和作家自身精神资源的影响，这种《伤痕》身上的“伤痕”在大陆作家笔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在当时一些中年作家如王蒙、张贤亮、高晓声、从维熙等身上，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对历史加注在他们身上的苦难作出理性的认知，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一种与痛苦相伴随的爱的生命体验。这就像诗人梁南在《我不怨恨》中所吟唱的：诱人的黎明/以玫瑰色的手/向草地赶来骠悍的马群/草叶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亲昵地仍伸向马的嘴唇/马群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其实王蒙自己也说过“：我不悲观也不埋怨。比起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代价，个人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8]也许正是这种痛苦与爱相伴随的生命纠结，使大陆的伤痕文学作家在当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当政治意识形态秩序重新得到修复时，不约而同地对曾经的苦难采取了同等程度的规避，这样的结果，造成大陆的伤痕文学在叙写苦难时再次出现模式化的叙事弊病：苦尽甘来，善有善报，终得善果。 有着“文革”生活经历的陈若曦在她的《文革杂忆》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花费了十年宝贵时光，损耗了无数人力物力，只搅得全国生灵涂炭，建设迟缓，科技落后，文化艺术一贫如洗，教育上一段空白，人民生活降低；其中，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再一个十年也平复不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外华文作家对“文革”所造成的苦难的另一种认知。不同于大陆作家的那种痛苦与爱相错综的心态，他们直逼这种苦难的深沉处，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巨大勇气。 一度作为海外“留学生文学”代表作家的丛甦在198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主要收入《兽与魔》中，这部集子中的小说虽仍然写作者所熟悉的海外流浪人，但内涵无疑更为广泛。她写到纳粹集中营，“文革”中非人的迫害以及柬埔寨的战乱等，着力表现人性的被扭曲和摧残。对“文革”苦难的叙写，她选取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参照视野，这样在她笔下，“文革”灾难就由此带有了人类共有的缺陷和人类普遍的弱点，从而获得了人性观照的深度。小说《辛老太太的“解放”》将“文革”记忆置放在异域的生活中，写辛老太太母子分别三十年后在纽约相聚的生活情景，其中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辛老太太的一系列怪异行为。在机场母子相见，当见到三十年不见的儿子，“她没有流泪，没有拥抱……却往后退，又鞠躬哈腰，像遇见陌生人似地……”在儿子家中，一径地沉默寡言，将自己房间的窗帘严严地拉下，将客厅里的电视机用棉被盖住，将食物偷藏在自己的床下等等。在这些怪异的行为背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老太太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阻隔而使曾经的恐怖消失，她对周围的一切都持怀疑和拒斥态度，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她只是孤独地活在自己个人的世界中。尽管儿子辛明新百般辛苦为其寻医问药，但一切终是徒劳，辛老太太最后在精神迷失中在街头被车撞死，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与大陆作家对“文革”苦难的相对乐观、廉价处理不同，作者丛甦在这篇小说中则让人看到了刻骨铭心之痛。辛老太太的精神创伤无法复原，一定程度上表明作者对这种苦难本身的无比恐惧，从而对它的能够修复表示怀疑。作品中格兰医生的一席话恐怕就代表了作者对“文革”苦难的观感：“人，很难很难脱离他所经受的苦难的炼狱。他所忍受的苦痛会永远潜入他的下意识，化成梦，化成猜疑，化成恐惧，化成忧虑，像影子一样地跟着他……” 不可否认，伤痕文学较早地突破了人性禁区，其中对人性罹难的忧愤与揭露，对扼杀摧残人性的社会之恶的批判使人性关怀成为作家对“文革”苦难叙述的一个重要视角。卢新华在2004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经谈到，《伤痕》的发表让她明白了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应该是搞文学的人不可或缺的素质。”[9]正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启蒙立场，从而使伤痕文学泛现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相比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文学，伤痕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在性格内涵上的多样性、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较为深厚的命运感等方面都达到了艺术上的新高，人性书写由此达到了1949年以来文学的最高水平。但另一方面，如我们在上文分析伤痕文学的苦难叙事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受特定的苦难认知的制约，其苦难记忆的讲述始终是在人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向度上展开，个人的苦难是时刻被笼罩在国家、民族的苦难之下，这样当历史叙事翻到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一页时，个人的苦难就应该被迅速地忘却。这样，大陆伤痕文学在“人”的回归上就始终缺乏鲜活的个体生命内容，其人性书写只是在类的意义上的书写，并不能真正深入到个人生命关怀的空间。然而当我们言说人道主义，它的本质要义却要求我们关注的是人的个体与生命的关系，而大陆伤痕文学在讲述苦难时恰恰对这一关系向度进行了遮蔽，从而造成其人道主义思想情感的单薄和不彻底。 海外华人作家对“文革”苦难的另类认知，他们在叙写“文革”苦难记忆时往往将关注点集中到人的个体生命的关怀上，通常把人性问题引入到艺术的层面加以思考，进而达到对造成这种恶果的社会环境强有力的抨击。除上文提到的陈若曦和丛甦的小说创作外，白先勇的《夜曲》也是一篇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它从政治的视阈对人的生存形态进行关注和思考，表现了不良政治对人的生命的戕害。 小说以回忆和对话的方式，展示了五十年代留学生回到大陆后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和悲惨结局。作品里四个主人公各怀满腔的爱国热情，除吴振铎因学业未完而未回国外，其余三个均踏上了回归之途。其中吕芳追随父志，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希望“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高宗汉则在地图上替中国设计了一条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漠直到新疆的伊犁，只等着回国去为实现这一计划贡献才能；刘伟知道“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因此他所学的化工专业回国后正该大有用武之地。但“文革”一来，他们统统都被当作了“专政”的对象。吕芳被隔离审查，吃饭时必须排队弯身；高宗汉政治上被歧视，终被迫害致死；刘伟则被逼无奈，“学会了见风使舵”，练就了一套“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花费文字对这篇小说进行描述，目的在于表明白先勇在透视“文革”苦难时其基点始终立于人的生命个体，这与大陆伤痕文学不同，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人的个体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 海外华文作家的伤痕文学在人性反思的深度上整体上超越了大陆伤痕文学作品，从而彰显出人道主义思想的厚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这些作家置身异域的现实境地，在他们身上往往都有着深沉的中国情怀，如丛甦所说的：“中国可以没有我们而存在，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中国而存在。”[10]这样他们在逼视“文革”灾难时实际上也是在对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哀悼，从而体现出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如果说对人的生命个体的关怀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一种普泛表现，那么这种忧患意识无疑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一种升华。 以上我们将伤痕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进行考察，既牵涉对具体文学创作现象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是为了引发对文学史的一种思考。作为文学创作现象而言，在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观照伤痕文学，至少在现实主义的表现、苦难叙事、人道主义思想情怀等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伤痕文学创作本身所提供的文学审美多元性和丰富性，大陆伤痕文学的艺术局限性在海外华文作家的同类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从而获得对伤痕文学的一种整体认识和评价。就文学史而言，它在一定层面上促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需的文学史视野和文学史写作应该在多大的时空维度上展开也具有直接思考的意义。 近20多年来，整体研究已成为新文学研究的基本理念。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理念，黄万华的“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的文学史意识等具体成果相互补充，意在描绘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这就是说，从单纯的一元的时空维度来建构我们的文学史愈益显示出巨大的局限性，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如果文学研究只关注‘本土’，而忽视‘境外’，不仅造成文学史的严重缺失，而且连‘本土’也会看不清。”[11]但检视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其理念与实践的断裂在今天却依然存在。基于此，“整合”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来讲就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解释说“：‘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尽管‘伤痕文学’的概念是否科学还值得研究，但关于如何评价‘伤痕文学’的论争，却激烈展开，波及甚广，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十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第540页。 ②2005年《文艺研究》第1期特约程光炜主持“重评‘伤痕文学’”，发表了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王一川《“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和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新的评价。 ③余光中对“文革”题材文学的批评文章主要收在《分水岭上》(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 参考文献： [1]程光炜.重评“伤痕文学”[J].文艺研究，2005,(1):4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4. [3]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J].江汉论坛,1998,(9):58-62. [4]陈若曦.台湾·大陆·美国———我的写作经验[N].南洋商报,1982-06-22. [5]陈若曦.陈若曦自选集[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5. [6]叶维廉.陈若曦的旅程[M].尹县长.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7.12;15. [7]余光中.分水岭上[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161. [8]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99. [9]卢新华.伤痕之后[N].南方周末,2004-11-04. [10]丛甦.中国人·序[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78.3. [11]黄万华.越界和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应有的文学史视野[J].扬子江评论,2008,(6):1-6. 作者简介：钱果长（1978-），安徽青阳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 原载：《社会科学家》2011年8月 原载：《社会科学家》2011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