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从整体上改变批评的柔弱状况，先有必要生成新的批评话语系统，少强调思想的前沿性——这里，如果先强调思想的“抢位战”，批评因没有必要的话语系统支撑，会很快堕落为别一形式的“工具论”。 一 当前的中国文学批评问题能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和研究，的确是好事。这说明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批评本身的危机了。尤其把批评作为研究对象，意味着它一直以来的问题可能会被搬到前台。略有遗憾的是，至少目前为止，在我看到的相关研究文章中，提问的方式、研究的思路和判断的视野，其实仍然属于在文学批评内部谈文学批评的模式，这就导致结果不可能从根本上看到当前批评之所以乏力的致命之处。 提请列位注意的，无非是区分把批评话语方式与批评思想混用的现象。这两者的联系无需多说。但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其实大可展开研究，否则，对于批评的批评就非但不能从质上产生一些令人信服的结论，相反，可能还会把问题的半径越缩越小，除了找到一点类似批评主体应当有担当、理想精神、时代关切之类的老套药方以外，要说真有什么切实的进展，恐怕也难。我的个人鄙见，第一，需要生成这个时代的批评话语系统；第二，新的话语系统才会承载新的批评思想。不然，我们对批评的要求，就会因直奔就事论事的“犀利”，而丧失介入整个人文社科话语环境的锐气。批评就成了真的孤家寡人，你还怎么希望它内在于社会现实，又突出于众多话语网络的前沿位置呢？ “话语”这一术语，其实高频率出现在学术刊物的大小版面，国内而言还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情，再具体一点，是法国哲学家、理论家福柯《知识考古学》译介进来之后。我不事版本学研究，手头的本子印象中是新世纪的哪一年出版的，自然也不知道是翻印了多少次的——我只关心我所读之物，是否从正面或侧面冲击了我已有的知识储备。《知识考古学》大概是冲击我的本子当中的一个，福柯所考之古不是一具具尸体，也不是一处处历史遗迹，就像书名所显示，是知识。径直说，在福柯之前，“文本”是我们研究对象、言说对象、叙述对象的全称，有人先用了，后来者就如此去用，没觉得有什么不当，事情就这么简单。不简单的是，有一天，福柯说把对象视作“文本”不会有错，但问题是，当你开口说话，有一个经过别人反复打量的被称为“文本”的东西横亘在你面前，你本来是有那么点新想法的，可是这时候，你下意识里被告知，文本是唯一的，或者是客观的和真实存在的，“文本之外无他物”。此时，你的那个思想——已经有点冒犯地逃离出文本概念的东西，不是就范于文本，而是被文本束手就擒，还言什么自由表达？这大概是福柯以话语取代文本的基本构想。 然而，话语如何取代文本，或者，文本概念在话语面前为什么就显得蹩脚了、不再那么威风凛凛了，这似乎还需一些基本的语境转换。比如，詹姆逊这个人，他写过许多理论、思想著作，有人把他的一部分著作命名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也有人把他同样的著述视为后现代理论，由此可见，詹姆逊很复杂。但有一点詹姆逊非但不复杂，还显得有些明白得可爱。他有一个“永远历史化”的概念，被国内学人经常引用。一则用在历史研究，一则用在文化和文学研究。什么意思呢？詹姆逊当然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只是在他所关心的哲学思想领域涉及历史。就是说，詹姆逊那里，本来没有什么明确历史边界的历史事件，让这些历史事件成为历史的一个直接原因，不是别的，是叙述主体的叙述。是叙述使它成为历史，并不是说它本来就是那个悍然不动的坚固之物、客观之物、真实之物。我未比较过福柯与詹姆逊思想的关联性，不好妄下断语，以致降低詹姆逊的学术辈分。但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其实就是福柯话语理论的具体实践：文献是历史学得以建立的根本，可是另一堪称根本的源头人们往往忽视了，那就是叙述人及叙述人所借重的语境、立场——这里，谁说话的问题变成了是谁使他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的问题。这个背后的“谁”，可以是文化环境，也可以是叙述人的自由选择，但无论怎样，你最终要公布的言说结论，必须是经过某种“授权”的，这就等于在面对同一个文本时，其实不见得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此，“永远历史化”的关键之处不在“永远”，而在“历史化”这个权威性授权。詹姆逊的术语，就成了深刻揭示某种“从来如此”的定法的话语行为。 二 举福柯与詹姆逊，我意在强调，对一个学者来说，话语与思想并不是随意颠倒的，当我们急切地向学术要思想时，先有必要考虑，究竟是先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话语，还是笼统的以创新为名义索要“思想”？我的个人体会是，先有自觉的话语意识，思想才能产生——至少，有条件产生。因为现如今不像过去，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信息爆炸的语境，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生活在一大堆虚假信息的包围中而不自知，而思想的基本面貌、或者基本形式是格言、警句，乃至某种简明的好记的句式，这恰好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反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过去，某个权威人士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一大群人的信仰，现在简明好记的一句话也许只是一个“传说”。而话语则不同，新的话语方式不单考验学者的敏锐眼光，至关重要的是，它通过语言的使用检验学者对对象世界的解构，或者建构。值得申明的是，我这里的解构或者建构，描述的不是通常我们见到的“戏说”、“搞笑”，以及被“授权”的抟塑。真正的解构始终指向某种僵化的定势思维和腐化的话语表述方式；真正的建构也是始终面向历史，在历史语境的内部发力的“自反性”(乔纳森·卡勒语)思维。 我个人自然不敢妄下评语，说我们的研究正在受惠于西方话语资源，可是，当我们的理论面目无法绕开诸如此类的巨型话语之时，最终能挑战巨型话语的仍然是新生的话语，以及话语之中蕴藉的思想。因为话语行为指向话语纹理的细处，这个颇有意味的“细处”当然不是前面所说的使人沉陷的“细节”，它实际上是学者首先在语义层面尝试改变学术现状的“语词”。例如，现如今，凡涉及当代人的精神问题、价值问题，几乎没有研究不宏论“焦虑”的，可是，从消费主义时代气候、物欲、跟风、浮躁等心理学、精神学和文化学来研究，眼见的事实是，当代人的焦虑症不是被不明就里的理论武断地打下去，就是反过来言不由衷地蛊惑了、诠释了焦虑症的正当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呢？我的答案仍然是，个体的研究因没有发现、拥有属于该领域的特殊话语———动用的那种公共话语，遮蔽、淹没了“焦虑症”的源头，言说因为失效而失去了说服力。 所以，粗略来看，先提话语、不提思想，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正因为文学批评只面向了文学，少面向、或者不面向文学生产的整个人文社科话语语境，我们觉得批评说不到点子上，批评无法令人信服，根本原因，不在批评主体的道德承担少了、纯文学信念减弱了，而在于批评所开启的话语视野失去了批评所依附的人文知识结构。人文社科视野的褪色，直接导致了批评只能就事论事、只能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所以，要从整体上改变批评的柔弱状况，先有必要生成新的批评话语系统，少强调思想的前沿性——这里，如果先强调思想的“抢位战”，批评因没有必要的话语系统支撑，会很快堕落为别一形式的“工具论”。新话语极其相关修辞规则的稀薄，凸显所谓“思想”的批评最终会被弹回去，于是，可预见的结果可能是，脚疼医脚、手疼医手，批评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对它整体免疫力的拯救或许被永久性地放逐了。 原载：文学报2011年05月31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5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