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干”是俄罗斯人对中亚回族的称呼，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东干族，分布在30多个“陕西村”和“甘肃村”，他们是130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于1877年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10万余人。东干学研究不仅受到前苏联的重视，在吉尔吉斯科学院设立了东干研究所，俄、德、日、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等学者分别发表出版了东干学论著。东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东干语言、历史、文化、文学、民俗等方面。中国的东干学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势头不错，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里，就东干文学的研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关于东干文学的定位。近20多年兴起的海外华语文学研究是一个新的学科，但华语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东南亚及北美华裔文学，对欧洲、日本、韩国的华语文学也有一定的研究，但东干文学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而东干文学的独特性是任何一个地域的华语文学所无法取代的，笔者曾将东干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以期引起海外华语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东干文学的独特性价值。在世界华语文学中，华语作家可能运用双语写作，但用汉语写作，都离不开汉字。第一代东干人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只有极少数秀才。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东干人，汉字就失传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协助东干学者创制拼音文字，先用阿拉伯字母，接着改用拉丁字母，直到50年代，才确立了以33个俄文字母外加5个新字母拼写汉字的东干文。东干文的创制，大大推动了东干文化与东干文学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曾经出现过汉字拉丁化运动，提倡者有瞿秋白、萧三、鲁迅、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胡乔木、欧阳山、柯仲平等。汉字拉丁化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谭嗣同、蔡元培、钱玄同等都有过改汉字为拼音文字的类似主张。中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与东干族创制东干文之间有无联系，还没有人去研究。其实，汉字拉丁化运动同海参崴、伯力中国工人中推广运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及东干族创制东干文，可以看做是同一棵树上的三个分支。20年代末，瞿秋白、萧三曾和苏联汉学家龙果夫、史青萍、郭质生等共同发起汉字改革运动，并制定改革方案，在远东的海参崴、伯力中国工人中推广。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等也参与了东干文字的创制工作，同东干学者一起制定新字母方案，被称为亚斯尔·十娃子和龙果夫的《东干语音节正字法表》，正是俄罗斯学者与东干学者的共同成果。汉字蕴含着巨大的中国文化信息，废除汉字的初衷是汉字难记、难写，不便于工人农民掌握，今天看来以拼音文字完全取代汉字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国的汉字拉丁化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缺乏实践。而东干拼音文字却成功了，几十年来，拼音文字保存了大量的资料，用东干文创作了优秀的诗歌、小说。直到现在，东干报纸、书刊仍通行东干文，东干电台广播员可以像我们读汉字一样，以流利的语速读东干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东干文具有研究价值。 东干语言的独特价值。东干语言的主体是西北方言，同时又有阿拉伯语、法尔斯语借词，据东干语言学家杨善新统计，这类借词有300多个［2］（P321），与宁夏回族语言中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380多个接近。阿拉伯语、法尔斯语借词多与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有关，是东干族具有伊斯兰文化特点的标识。东干语中还有俄语借词，有人估计这类借词大约占7％，在各类文章与作品中的比例并不平衡，科技语言和政治术语、新事物名称中，所占比例更大，而在口歌（谚语）口溜（俗语）及民间故事中，几乎没有俄语借词。东干小说中，同一个词，常常出现俄语借词与汉语新词并用的现象，如同一篇小说中汽车与马什纳（俄语汽车）交替出现。东干口语分甘肃话与陕西话两大类，而东干书面文学语言则是甘肃话，这是因为东干语言家、作家多为“甘肃村”人的缘故。东干语言被中国人称为晚清语言的“活化石”，东干语言中的确有不少晚清语言的活化石，这类语言已从中国人的口头中消失了，但东干人还在用，如“帖子”，东干人把几块钱叫几个帖子，帖子是洋务派发行的纸币。中国的语言学者发现东干语中有不少词汇和《老乞大》中的相同，东干学者发现托克马克方言（陕西话）中某些词的发音同广东方言和朝鲜语的发音一样，而不同于普通话。东干语中也吸收了某些现代汉语词汇，如新闻、出版社等，但其语言不仅有晚清的语言，还有宋元，乃至先秦语言的遗迹，如“干办”，是宋元语言里常见的。东干人把老百姓叫“民人”，中国人觉得很别扭，但是我们的经典《论语·先进》中就有“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把老百姓叫民人，语出有典。这倒不是说，东干人通古，方言里就有古代语言的“活化石”。又如，东干人把失去丈夫的女人叫“女寡妇”，把没有妻子的男人叫“男寡夫”。有人译成“男寡妇”，引起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认为“‘男寡妇’本是荒谬的，因为‘寡妇’本指失去配偶的女人。同男性是对立的，不能相容的。现在缩小了‘寡妇’一词的内涵———不局限于女性，扩大其外延———兼指男性。也可以说，‘寡妇’一词的性别义素脱落了，消失了。”［3］（P6）一处误译，导致越说越离谱。东干人运用拼音文字，大多数情况下语词的涵义他们是清楚的，东干学者从娃子解释说，我们把没有男人的女人叫寡妇，“妇”是“妇女”、“媳妇”的“妇”；而把没有婆姨的男人叫寡夫，“夫”是“姐夫”、“妹夫”的“夫”。［4］（P51）虽然汉字失传，其推断是正确的。中国古代，女人死了丈夫叫寡，男子无妻或丧偶也称寡，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可见，东干人的称呼与中国古代是相通的。 东干语的价值还在于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发现汉语在异国的传承与变异。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东干人与中国文化交流甚少，对于新的事物如何命名，东干人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借用俄语新词，如出纳叫卡西尔，农艺师叫阿格洛诺姆；另一种办法是旧词新用，把飞机叫风船，领导叫大人，高射炮叫天炮，把国家最高领导人叫皇上。同现代汉语相比，有的词义扩大了，如“窝”，不仅是睡觉的地方，还是座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有的是词义缩小，如兄弟，只指弟弟。东干人还有自己独有的语意系统，如把男教师称师父，女教师称师娘，学校叫学堂，教室叫讲堂，阿拉伯数字叫码字，数学系叫账算法古里近特（俄语借词系）。 二 东干文学的文化资源。同其他国家与地域的华语文学一样，东干文学既有对中国母体文化的继承与认同，又受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具体说来，东干文学同中国文化具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又受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具有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中国古典文学或通过民间渠道或通过俄语翻译影响东干作家。中国古典诗词对东干文学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民间影响较大的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等在东干民间广为人知。东干著名小说作家阿尔布都的《惊恐》同唐代作家白行简《三梦记》的第一梦故事框架有惊人的相似，如出一辙，很可能是作家受到俄语翻译文学的影响。阿尔布都还将老舍的俄文版小说《月牙儿》译成东干文。十娃子小说中不仅有薛仁贵的故事，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还写过歌剧《长城》，讲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从戏剧情节、人物、结构形式、唱腔到道白、唱词都受中国传说故事与戏曲的影响。东干文学中有许多中国题材，阿尔布都有直接描写清朝西北回民起义的小说《独木桥》，十娃子专门有一本诗集命名为《中国》。 中国意象在东干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象征，黄河则是中国的象征，这两个意象在十娃子诗中有特殊的意义。东干文学中最具标志性的意象，如韭菜。韭菜，是东干人从中国带到中亚的，没有对应的俄语词汇，中亚人的韭菜发音是汉语发音。东干诗人十娃子在德国，想念家乡，怀乡诗中想到的是东干乡庄的韭菜；诗人去中国，飞机一过天山，首先闻到的是韭菜味。韭菜成为带有东干民族特点的诗歌意象。牡丹差不多是中国的国花，是富贵的象征，东干人也酷爱牡丹，精心护养，这在东干文学中有诗为证。俄罗斯人喜欢白桦，白桦是俄罗斯诗人喜爱的意象，叶赛宁诗中白桦占有突出的地位。俄罗斯人不喜欢白杨，认为它是不吉利的树。相反，东干人特别喜欢白杨，院子里的大白杨树下支一张床，夏天乘凉。因此白杨便成为东干诗歌的独特意象，出现频率颇高。诗中的白杨，不是父亲栽下的，便是爷爷栽下的。银河，在俄语、英语、德语中都叫牛奶路，哈萨克语叫鸟路。东干文学中，保留汉语的叫法，称天河。诗人想象游过天河，去找王母娘娘，完全是中国意象。东干文学中也有其特殊的意象，如鸟类意象五更翅儿，即夜莺，是东干文学中带有民族特点的标志性意象。诗人听过柏林、黄河沿上等各地的五更翅叫声，虽然也叫得好听，但是都没有东干乡庄（营盘）的五更翅能打动人心。西方人以玫瑰代表爱情，东干人却不是这样，十娃子有一首诗《毛柳枝》，写小伙子去见姑娘，希望姑娘送他一枝鲜花，表示爱情。出乎意料的是，姑娘没有送鲜花，却送了一枝柳树枝。小伙子垂头丧气，有老者告诉他，柳枝表示爱情。为什么柳枝代表爱情？其文化符码的意义来自中国，中国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可见，东干文学意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东干文学的研究价值在于，可以窥见中华文化在中亚的流向。 东干文学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笔者将民间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看成东干书面文学的两大动因，说东干书面文学是在俄罗斯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并不为过。东干作家从小学到大学，受俄罗斯文学的熏陶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作家又亲自将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译成东干文。前苏联时期，作为主流的俄罗斯文学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学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高尔基曾确定的一系列美学原则，如同旧风俗的遗迹作斗争，创造新的人物形象，汲取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等，都影响了东干作家的创作。以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十娃子为例，他以普希金的作品为范本，不但翻译成东干文，还潜心学习。在诗歌题材上，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民诗的创作上，受俄罗斯公民诗传统影响，涅克拉索夫、雷列耶夫，尤其是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初期偏重鼓动性与政论体的诗还受到别德内依的影响。诗人甚至借用俄罗斯民间的说法创作作品，如《运气汗衫》。中国西北民间认为孩子出生穿白衫、戴白帽，是戴孝，不吉利；而俄罗斯民间正好相反，认为孩子出生穿汗衫，是一生幸运的好兆头。诗人写东干人在十月革命后翻了身，是穿上了列宁赐予的运气汗衫，融合“俄罗斯古话”，写得妙趣横生。通过东干文学可以看到华裔作家如何将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与中国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 东干文学的伊斯兰文化特点。研究者都注意到东干文学的两个根：中国根与阿拉伯根。伊斯兰文化不仅体现在东干人的宗教信仰中，同时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以丧葬风俗为例，阿尔不都的中篇小说《老马夫》中的丧葬风俗体现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东干人的规程是，村子里有无常了的人，不论生前为人好坏，全村老少都要送埋体，要为亡人祈祷。埋体停在土地上，头朝北，脸朝西，身上盖绿豆色单子。脸朝西是朝向穆斯林的圣地，绿色是穆斯林喜欢的颜色。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特点，还充满宗教气氛。东干文学也有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阿尔布都的《绥拉特桥》，写东干人认为人死后要通过头发丝一般细的绥拉特桥，只有在古尔邦节宰杀了牲口，死后可以骑上牲口顺利通过。东干文学还反映了东干人观念中的伊斯兰文化特点，如抚养“也提目”（孤儿）。《古兰经》要求人们怜恤孤儿，善待孤儿，同时对保护孤儿的财产作了一系列规定。东干作家曼苏洛娃的《你不是也提目》是一篇内涵丰富的道德小说。其中的人物，有两个男性孤儿，三个以博大的母爱关怀孤儿的女性。小说反映的抚养孤儿，不仅体现了东干人对伊斯兰传统道德的继承，还融入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高尚精神。十娃子的诗歌《北河沿上》，典型地反映了东干人的寻根意识，把中国人称为大舅，将阿拉伯人称为老爸，这就是东干族源所说的“回族爸爸，汉族妈妈”。因此东干人有两个精神家园。 三 东干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甚为密切。中国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在中亚的流传过程中，被东干人加以改造，使其更伊斯兰化。《西游记》写唐僧取经，是去印度取佛经，东干人改造成去麦加取《古兰经》。唐代白行简《三梦记》第一梦写刘幽求夜归遇见佛堂发生的故事，东干作家阿尔布都改写成李娃夜归遇见金月寺（清真寺）发生的故事，人物是阿訇，使其伊斯兰化。东干文学中的部分题材来源于中国民间文学，如小说中的《宁受一顿打，不受一句歹话》来源于民间兔子的故事。《扁担上开花》、《礼仪当先》从小说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同歇后语、俗语的关系。诗歌中的《孟先生》也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东干民间故事与传说许多来自中国，不仅有回族民间故事，还有汉族民间故事。如《三齐王———韩信》，同《史记》的记载相差甚远，东干民间传说中的韩信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不仅将厕所修在哥哥的井旁，为了做官，还把母亲活埋在一块风水好的地方。东干书面文学受民间传说的影响，韩信成了恶的共名，东干诗人常常将希特勒和杀人不眨眼的恶人比作韩信。民间故事《三齐王———韩信》也有伊斯兰化的情节，韩信被骗入宫，门卫不让进去，韩信硬闯进去，看见女王（应为吕后）裸身洗浴，女王看见韩信，急忙用白单将身子裹起，韩信知道不妙，因为伊斯兰经典规定，女子要保护自己的羞体。在东干民众看来，韩信看见洗浴女王的玉体，犯了伊斯兰的禁忌，必受惩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 东干口歌口溜即谚语与俗语，大多来自中国，几乎没有俄语借词。将口歌口溜置于中亚文化语境中，才能认识其价值与意义。东干人将某些精辟的口歌口溜当做座右铭，《东干》报头每一期印有“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的东干文字。东干小说也常常引口歌口溜以强化作品的思想意义，或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在阿尔布都的小说中尤为突出。东干口歌口溜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如不同于汉族的重农轻商，东干族既有重农的谚语，又有重商的谚语。东干人喜欢绿色，流传“绿配红，爱死人”，汉族不戴绿色帽子，东干人却戴绿色帽子，因为这是穆罕默德喜欢的色彩。口歌口溜内容丰富，涉及自然、社会、生产、生活、道德等各个方面。东干口歌口溜又具有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特点，如“人爱主爱，人不爱主不爱。”这里的“主”是安拉。因此口歌口溜也是我们了解东干民俗与文化的窗口。 东干文学的民俗学价值。东干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反映东干民俗的居多。在物质生产与生活上，东干人有别于中亚其他民族，如经营菜园与种植水稻。曼苏洛娃的小说《你不是也提目》中，写东干人经营菜园，种植韭菜；阿尔布都描写苏联英雄王阿洪诺夫在部队里讲述东干人如何种植水稻，引起苏军官兵的极大兴趣。东干文学中的婚丧风俗也颇为独特，保留了中国回族的许多传统。东干人唱“少年”（花儿），玩“顶方”等都是中国西北的娱乐方式。十娃子、阿尔布都等作家都是东干民俗的行家，他们的不少作品都是一幅幅东干乡庄的风俗画。东干民俗也有同中国汉族民俗不同的特点，如《三娃儿连莎燕》中莎燕死后，三娃儿梦见莎燕披头散发，穿一身白衣，又梦见莎燕变成了一只白鸽，在大海上飞翔。黎明又看见喜鹊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叫。东干人认为，披头散发是“舍塌尼”鬼，白衣是埋体，都是不详之兆。汉族认为，喜鹊是吉祥鸟儿，是报喜的；而东干人认为，喜鹊飞来是通知不幸的哀伤消息的。东干文学中大量民俗现象值得我们去研究。 东干文学的美学价值。文学的美学价值，包括内容较多，与中国文学及海外各地的华语文学相比，东干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朴素美，朴素美不仅仅是单个作家的特点，而是东干文学整体（包括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体裁）的美学风格。东干书面文学不是运用规范的普通话书面语言，而是运用西北方言写作，运用东干人活的口语写作，是高度的言文合一。东干诗人和小说家以惊人的才华，将西北方言提升到艺术的高度，证明了方言的活力，这在世界华语文学中是颇为独特的。 作家的文化身份，几乎是各国华裔作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处理所在国主流文化与故国母体文化的关系，如何由边缘人变成所在国的公民身份等等，都是华语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同美国华人受歧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不同，东干人进入中亚以后，被周围民族所接纳，苏联时期贯彻列宁的民族政策，东干人以苏联公民的身份保卫苏维埃政权，卫国战争时期，东干儿女英勇上前线，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在作家的笔下都有充分反映。但是作为华裔作家，他们又时刻不忘自己的祖先，不忘中国。诗人十娃子的诗《我爷的城》，伊玛佐夫的《一把亲土》，都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中国人的后代。曼苏洛娃的诗《我有两个祖国》，典型地表现了诗人的文化身份。一个祖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是诗人生长的地方；一个祖国是中国，是养育祖先的地方。诗人歌唱黄河，也歌唱伊塞克湖。这种情感在世界华语作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灵的聚光镜，东干文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对它的研究具有多重意义。可惜，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但愿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它。 参考文献： ［1］常文昌，唐欣．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N]．光明日报，2004－08－04． ［2］[吉尔吉斯斯坦]杨善新．东干语的托克马克方言（东干文）[A]．林涛．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3］林涛．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4］[哈萨克斯坦]从娃子．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东干文）[M]．依里木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常文昌（1947－），男，甘肃镇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及中亚东干文学研究。 原载：《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31卷第2期 原载：《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31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