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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同时也带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的产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会产生不一样的地域文化，作家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创作风格必定会受到这个特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和制约。由于马来西亚地处东西方文化的中心，又是个多元文化社会，种族混杂，多种语言在族群之间互相借用、渗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南洋风貌。 《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收集了近50年来，马来西亚各个阶段最重要的散文作家的作品，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内容的广度，都能代表马华散文的全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散文更是表现作家的真性情与文化背景。在此三卷本的马华散文读本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大量运用华人方言土语、本地语言借词、马来西亚化词语，构成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域文化。本文尝试探讨马华散文表现的语言特色，分析启成因，并揭示其艺术效果。 一、乡音本色:在海外的华语方言 《马华散文史读本》收录了三十位老、中、青散文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都出生在马来西亚，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华人，作品体现了他们在马来西亚生活的面貌，有趣的是字里行间穿插了大量中国南方的方言土语，甚至融合不同区域的方言，营造出浓郁的南洋氛围和中国南方乡村特征。这与马来西亚的华人祖先多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有关，不同语言籍贯的华人，如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福州人和广东人聚居到马来西亚各个地方，早期相同籍贯的人习惯于聚居在一起，互相照应，形成了本地不同的方言群。如福建人多聚居在槟城、吉打州，广东人多在吉隆坡和霹雳州的怡保，福州人则多在沙拉越的诗巫。 马来西亚的年轻一代华人多受华文小学教育，华语(普通话)是教育媒介语，但是在华人的家庭和社会中，年长者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只会方言。因此华人在沟通时，华语和多种方言的交叉使用，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语言环境。文学创作最能表现出社会特色，因此方言的使用也渗透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显示出马华文学在异域的发展同时，又保留了中国方言的传统。 由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受到限制，教材的编写也需要符合当地的民情，华语使用者一般只有小学或中学水平，只有少部分人有机会接受大专中文的训练，因此大部分华语使用者无法使用纯正的中文来表达日常所需，不同籍贯的华人为了交际的需要，大量使用他们最熟悉的方言，以增加表情达意的能力。方言的渗透力强，表意新颖、形式活泼、富于表现力，很多原来只是在口头使用的方言词语也因为被华人社会普遍接受而进入到书面语中，使得马来西亚华语里存在着大量的方言词汇，进而造成方言词语在文学创作里的运用比比皆是。 方言的融合和渗透现象在马华作家的文学作品里是非常普遍和无所不在的。以《马华散文史》读本为例，尹藤、冰谷、叶宁、瘦子、潘碧华、钟怡雯等作家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方言词语的影子。有的是来自家族使用的方言传统，有的则受所处在的区域使用的方言的影响，他们的散文里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方言，以加强个人文章的表现力。如尹藤的文章，大量出现闽南方言，这与他长期居住在槟城，习惯使用槟城闽南方言词语有关。此外，他的作品也出现客家、广东词汇，显示他日常生活中接受的不同方言。这些多方言的使用，无损作品的可读性，反而可以增加文章表现的族群群居的色彩，同时又表现个人家族的乡音特色。 马华散文作家大量使用方言，与家族原乡使用的方言有关，从许多字眼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籍贯来源，尤其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语，方言本色明显，却不失其流畅性，例如钟怡雯的“北纬五度”:“母亲为此很不谅解祖父，他看不起你爸，看死他一辈子不会赚钱，你大姑丈坐office(英语:办公室)毋使晒太阳，二姑丈做马打(mata-mata马来语:警察)威水，转来就买洋酒给他喝，你爸没镭(马来语:钱)。哪有阿爸看不起自己仔喔!祖父早就返唐山跟列祖列宗团聚去了，母亲说起来还是怒气冲冲”(《散文史读本》3:49)。 另外，吴进的“头家”也有这样的写法: 所以，“头家”才是华侨的成功英雄，也是华侨向上爬的最高目标，马来亚的高官厚爵是由英国的“红毛”专利的，所以华侨的眼睛就不能向“升官”方面看。当然“吃红毛头路”，做政府的“财副”也为一般人所羡慕，但那也只是因“经红毛头路”薪水较厚，地位永久，有养老金，而且与政府人员的关系，或向政府表示“效忠”的结果成为包工和买办等，容易发财，成为头家。(《散文史读本》3:369) 钟怡雯祖籍广东梅县，家庭用语是广东话，文章中的“镭”(钱)、“毋使”(唔使)、“威水”(威风)、“转来”(回来)、“返”(回去)等都是广东方言发音，显示人物的籍贯。方言里有她的童年记忆，有她的成长岁月，蕴含着她的情感和感受。母亲对父亲的不满和埋怨、对祖父的痛恨和不谅解等的话语，是母亲原始的口吻，使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形象更具体，叙事更真实，可信度更高。第二个例子摘自吴进的作品，写的是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槟城面貌，用的是槟城地道和流行的闽南方言词语，如“头家”(老板)、“吃红毛头路”(打洋人工)、“经红毛头路”(担任洋人公司职务)、“财副”(账房)都是闽南语发音。作者长期在槟城生活，对槟城华人使用的闽南方言十分熟悉。因此，他的文字有浓郁的槟城色彩和原乡方言色调。由于熟悉自身方言词语的意蕴神韵，作家能贴切地运用当地华人社会使用的方言，真切地描写和反映事实与现实生活图景，而就是这种多元方言的氛围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使他们的作品呈现独特的方言群色彩。 在叙事、描写和形容人物表情和情景方面，马华散文作家也会不自觉地选取生动和形象的方言，充分地展现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例如伊藤的“十二月八日这天”:“一些暗中贩卖日本货的，只要一被查出，立刻招牌上被上乌油:警察局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装聋作痴，好像故意不管似的”(《散文史读本》1:6)。另外的例子是吴进的“凉爽的亚答厝”:“马来亚城市中的商店，外面都有一道骑楼，骑楼下有走廊，宽五尺或七尺，闽人称之为‘五脚基’，让行人可不必冒着毒阳在发软的柏油大街上行走”(《散文史读本》3:348)。还有田思的“长屋里的魔术师”:“他忽然直着嗓子喊:‘饮—胜—’这一招逗得大家喷饭”(《散文史读本》2:65)。 上述例句主要描述南洋特有的人文风情，掺杂了各种方言，包括闽南方言、广东方言、客家方言和当地语言。如“五脚基”是商店门前的走廊，“脚基”源自马来语的“kaki”，1 kaki(脚)等于一尺，故“五脚基”须以闽南语发音，顾名思义，商店前五尺宽的走廊，方便行人遮阳挡雨。此外，“乌油”是闽南方言的“黑油”，而“饮胜”则是广东方言，不说“干杯”而说“饮胜”，显现出广东人对负面用词的避忌，喜以吉利的词汇代替的特色。 出现在《散文史读本》中的名词性方言词语还有:山芭(山林)、衫服(衣服)、头家(老板)、戏台(表演民间艺术的舞台)、歌台(过去为酬神所办的歌舞表演)、火水灯(煤油灯)、死火(抛锚)、镭(钱)、头路(门路)、财副(账房)、后生(年轻人)、分数(自有分寸)等等。这些方言词语可用普通话替代，但是作者使用方言，更可以传达出地域信息，不但让来自相同地区或籍贯的读者感觉亲切，也让读者感受到马来西亚当地华人社会的语用习惯，甚至可以追溯作者的原来籍贯。从表达效果来看，方言富表现力，强化了表达效果，增加了地方特色。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而地域文化却又因方言而变得更丰富、更多样化。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地域文化背景下，上述华语诸方言贯通交融，最终在保持乡音本色的基础上，凸显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精神，也提升了散文的语言张力和艺术效果。 二、时代与外来语:历史的纪录 马华作家写作的语言以华语为主体，但马华文学在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中，同样包含着马来西亚本土化的内容。而这些本土化内容，恰恰是华文之外的词汇，必须用在地语言的借词来表达，这也是马华文学作品重要组成部分。《马华文学史读本》作者在这一方面体现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同时也展现了马华散文在语言方面表现的张力和生命力。 马来西亚地处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自15世纪开始，马来亚半岛便是东西方商船重要的交汇点，包括郑和七次下西洋，也在马来亚半岛的马六甲停留。马来亚也是西方探险家的乐园，殖民地掠夺者的必争之地，从15世纪到20世纪，先后成为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的殖民地，至今许多地方的建筑物仍然保留殖民地色彩。此外，殖民地实力对当地物资的掠夺，引进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在此地定居下来，成为该地重要的群体。 如今马来西亚共有26127．7千人口，马来人占了总人口的50．48%，华人和印度人分别占23．56%和7%，此外还有少数原生民族，如:达亚族、依班族等，也有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人的后裔。几百年来对外的开放，马来西亚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种族，在同一个空间生活，多种文化之间的互相碰撞也就不足为奇了。各种文化之间交汇和融合形成了马来西亚多语种的文化。马华作家生于斯长于斯，长期生活多元文化氛围中，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必定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也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上，尤其在语言的使用，更加明显。 为了描写多元文化的环境，马华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在华文中穿插使用各种语言是必然的现象。“没有一种能够完全不从别的语言中借用词语的语言，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孤立的”(Jespersen 208)，这句话最能表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的使用语言中。在不同民族的交往中，不同的语言接触最先对词汇系统产生影响，其最初最基本的影响反映在借词的使用上。一个新的概念、事物的出现，如果无法在一种语言中找到适当的词汇，它一定会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来表达。 文化借词在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多文化汇聚的地域里是无法避免的现象。马来西亚有600多万的华人，已经足够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体系，马华文学主要为马来西亚华人读者所服务，作家使用的语言也就自然而然迎合读者的生活习惯，特别是日常用语，不免用上许多外来词。在《马华散文史读本》中，我们看到大量的马来语和英语借词，有的是直接引用，也有的是音译词或意译词，比如叶宁的“T恤和牛仔裤的日子”:“母亲上巴刹(pasar菜市场)买了个特大号的杯给我，吩咐道:‘晚上温习功课，可以泡牛奶’”(《散文史读本》2:5)。另外的例子是何乃健的“墓道上”:“映入眼帘的尽是垒垒的墓茔，有的宽阔偌大，高坟庞然如嶂嵝，比许多平民窟里，沙甸鱼(sardine鱼)罐一般的小房间更宽敞”(《散文史读本》1:168)。还有陈大为的《青色铜锈》:“阿虎到城里买了一把马来人用的‘巴冷刀’(parang刀)，刃长二尺，柄八寸，老铁匠根伯特别为阿虎打造的一把好刀”(《散文史读本》3:203)。在这些句子中，“巴杀”(pasar菜市场)和“巴冷”(parang一种马来刀)都是马来词语，而“沙甸”鱼(sardine鱼)则是英语借词。出现在其他作品的马来语借词还有:服饰如纱笼(sa-rung，一种马来传统围裙)、宋谷(songkok马来男子的传统帽子)、峇襦(baju衣服)、格峇雅(kebaya马来女自传统衣服)、格罗珊(kerongsong一种衣服上的装饰品);居家用品如有亚答(atap南洋一种树木，其叶子用于编制马来传统屋子的屋顶瓦)、甘榜(kampung乡村)、干冬(gantang容量单位)、舢舨(sampan小船));食物如拉沙(laksa一种马来传统面食)、马来酱(belacan一种传统调料)、咖哩(kari一种调料)、榴莲(durian一种水果)、亚叁(asam酸果)、芭菇(paku－pakis一种野菜)、芒光(mengkuang凉瓜)、沙爹(sate肉串);传统习俗如:班顿(pantun马来传统诗歌)、弄迎(ronggeng马来传统舞蹈)、媾姻(kahwin结婚);称谓如:拿督(Datuk一种尊称)、娘惹(nyonya一种对女性的称呼)、峇峇(baba一种对男性的称呼)，等等。这些词语要是没有加以解释，非马来西亚读者可能不容易理解，但是它们已经融入马来西亚人的日常生活中，当地读者很熟悉，作家使用起来很得心应手，读起来也就觉得亲切。 在英文借词方面，主要出现在新事物、新科技产品方面，如摩多(motorcycle摩托车)、罗里(lorry卡车)、巴士(bus公交车)、摩登(modern)、沙发(sofa)、咖啡(coffee)、好莱坞(Holly-wood)、三文治(sandwich)、坦克(tank)，罗曼蒂克(romantic)、麦克风(microphone)、派对(party)、的士够(disco)，巴仙(percent百分比)、估俚(coolie苦力)，等等。这些源自英语的借词也在其他中文地区使用，略加调整，阅读也就没有多大的障碍。借词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显示了该地人们的语言习惯，受到地域文化互相融合的影响，彼此之间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文学语言的多样性，为马华散文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使作品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除了马来语和英语，马华散文中也出现其他民族的语言借词。比如田思的“在园丁马登家里”:“他拿起‘宋必’(sumpit)———一支八、九尺长的烟木喷筒，把一根尖利的竹箭塞入筒中，竹箭末端的软木塞刚好纳紧”“有几架已接近完工的‘沙贝’(Sampei)琴，挂在门外的墙壁上”(《散文史读本》2:68－69)。还有梁放的“深深‘批灵’夜”:“‘巴赖’(balai)内仍留着一个批灵(Belean)用的祭品，还见三具木像分别在其中不同的角落放好”(《散文史读本》3:314)。 上述词语都是马来西亚原住民的用语，多用在对传统用品的表达。原住民多分布在东马的沙捞越和沙巴州的森林里，过着原始的生活方式，所以传统文化也保留得非常好。他们集体生活的方式还没有受到文明社会的影响，依旧崇拜神灵、保留很多传统的习俗和禁忌，也有自己的音乐和乐器。他们原始的文化是砂拉越作家的创作资源，通过作家的笔，我们看到依班族的文化特质、节庆、建筑、乐器、传统习俗等，也因此欣赏到马来原住民的生活文化。 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创造了绚丽多彩、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各种文化共存、碰 撞和融合，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作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运用具 有当地气息的语言，折射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传统文化以及思想精神，展示了别样的地方 色彩。如此，在丰富的地域文化养分滋养之下，马华散文语言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无限前 景。 就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二者“密不可分，语言会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语言是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的。”“语言与社会这种关系在后来的社会语言学著作里被概括为语言与社会结构共变的关系”(陈建民11)。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马华作家一向关心国家建设，在《马华散文史读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历年来有关华社的描写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名词，留下许多历史见证。作为马华语言精华的马华散文，在这方面体现在许多独有词汇的产生和运用。这些词汇从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反映了马来西亚独有的事物、现象或概念，具有浓厚的马来西亚色彩。它们是马来西亚人民用独特的语音外壳和文字创造出来的，并只有马来西亚历史背景的读者才能够明白其文化寓意。 因此，马华散文表现的是相应的社会内容，描写的是特定文化地域里的民风民情，刻画的是活在这个区域的人物，反映的是他们的人生态度和思想精神，作家从这里的自然环境挖掘资源，深入探究当地人的精神世界，再以特定的语言展现和描绘出来。这些词语是普通话里没有的，即使有，意思也完全不一样。有一部分的特有词语是从马来语，英语或其他语言音译、意译或音意兼译过来(如上面所述)，而有部分却按照汉语的构词法构成，形成非常地域化的华语词语。香港语言学家田小琳将这类只为当地服务的词语称为“社区词”。①现实生活里，特有词汇的数量庞大，涵盖各个领域。本节选取散文集里一些华语为例，比如伊藤的“劳动奉仕队”:“物价高涨，等于香蕉票贬值”(《散文史读本》1:44);蔡家茂的“上学辍学”:“……形成一个大新村”(《散文史读本》3:71);沈庆旺的“部落里的酒”:“在城市边缘的国民型小学毕业后，那几个部落里的异数依然离开部落，投入城市的国民型中学”(《散文史读本》3:129);冰谷的“两颗橡仔”:“我高兴的如同中了福利彩票，妹妹说我们‘升级’了”(《散文史读本》1:139);沙燕的“故园”:“胶树被砍伐后，转卖给一个巫籍园主”(《散文史读本》1:115);梅淑贞的“石头街夜雨在洒”:“后来独立后才改以第一任最高元首的名字为名”(《散文史读本》2:55)。 散文集里的文章跨越时间50年，特有词语随着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但有些特有词汇会随着时代的逝去而消声灭迹，成为历史的遗迹，而有些则因为社会的需要而继续存在并在现代社会中活跃使用。如“香蕉票”②、“新村”③词语产生于日本和英殖民地时代，“国民型中学”④、“巫籍”⑤、“最高元首”⑥。其中“香蕉票”随着日本战败之后早已经消失在时代的洪流里了，至于“新村”至今存在，是许多华人的家园。“国民型中学”“巫籍”和“最高元首”也还存在今日的社会中。不管是已经不用的，还是继续留用的词语，它们都是当地当时的社会产物，这些散文纪录了时代的变化，彰显的是在马来西亚特色的时代特色。 语言是历史的回声，语词是社会的符号。马华散文的那些独有语词的生成和广泛使用，就地域文化而言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集体记忆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再生;就马华散文语言本身而言，则又是其与在地文化的互融的标志，也是其独有特质形成的标志。 地域文化是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不仅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且反映出作家自身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和思考，从而使文学作品更有内涵和特色。地域语言的生成、运用又是彰显地域文化的主要标志。在此意义上，马华散文语言地域特色的发展与形成，则是一个绝好的范例。 注解【Notes】 ①“社区词”这一概念由田小琳在1993年提出，其内涵是指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差异，而产生的适应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参见田小琳:“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田小琳语言论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32－242。 ②日本侵略马来亚时，以印有香蕉树图案的钞票流通市场。 ③1948年后，英殖民地为了遏制华人社会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将华人家庭集中起来管制的村子。 ④马来西亚教育制度中的一种，原型是华文独立中学，战前由华人社会或教会筹办，以华文为教学语。独立后改制为半政府津贴，改制后除了一科中文，其他科目采用政府的教材，以英语或马来西亚语教学。 ⑤指的是马来人，马来西亚华文以“籍”来区分种族，如华籍是华人，印籍是印度人。 ⑥马来西亚政治制度模仿英国，属君主制度，最高元首是该国的皇室领导者，类似英女皇，享有至高地位。但是国家政权采取国会选举。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Chen Jianmin．Language and Society of China．Guangzhou: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2001．］ Jespersen，Otto．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22． [2]《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三卷)，钟怡雯陈大为编。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The Reader o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Prose．Ed．Zhong Yiwen and Chen Dawei．Taipei:Wan Juan Lou Book Company，2007．］ 作者介绍:潘碧丝，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和东南亚华人文化文学研究;杨国庆，博士，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研究;林德顺，博士，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研究。本文乃马来亚大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UMRG/RG209－11HNE】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