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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十字星空下的澳洲华文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以留学为名形成的海外移民潮而逐渐浮出了水面。对澳洲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众多评论家的热切关注和广泛重视。但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以纪实性写作为主的澳洲华文作家身上，对于澳洲华文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著名诗人庄伟杰则关注较少。著名澳洲华文作家张奥列在《独行侠庄伟杰》一文中说：“在悉尼文坛中，伟杰不属于某个圈子，而是独来独往，独闯天下。他办报办刊，办公司办书展，受益了那些渴望芳草地的文化人。现今活跃于各中文报刊的作家，有不少是从《满江红》起步的。”［1］诚如庄伟杰自己所说的：“如果说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那么，我唯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自己没有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放弃诗的精神，没有因困惑和孤独而摧毁诗的神圣。尽管多年来我醉心于在海外创刊办报，说狭隘些，是为了五斗米而不愿折腰的生存心态；说认真点，是为了一种信念，旨在非母语的国度里企冀用母语来表达我们自己，从而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2］133庄伟杰的诗歌正是从心灵出发去书写留学生的心灵苦难史，以及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中，诗人对沦落边缘的诗魂的坚守与执着，自我体认的精神放逐之路。他的诗之独特魅力，用他的诗句便是最佳的注释：“我行我素我在我思/像一尊路标站成美的风景”。诗人身体力行，把母语写作当成一种生存方式，至今已出版了《神圣悲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精神放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东方之光》（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和散文诗集《别致的世界》（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等多部诗集（另有多部散文、评论和书法集等著作），为澳洲华文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大旗、一个方向标，为我们展示了海外学子的心灵风貌和文化特质，提升了澳洲华文文学的灵魂和精神品质。诗人这种难能可贵的探索实践以及所获得的硕果，必将会引起愈来愈多人的研究和评价。 一、人在路上的《从家园来到家园去》 谢冕先生在读到庄伟杰的诗时说：“生命的本质就是流动，生命也因这种流动而美丽，生命又因这种流动而悲伤———人始终都在路上！这就是庄伟杰诗中频频出现‘创伤’、‘依恋’、‘无奈’、‘追寻’这些词语的原因。”［3］1对此，庄伟杰深有感触：“流浪作为生命的一种形态，似乎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离开故土，漂泊天涯，成为游子。无论是现实的流浪者，还是精神的流浪者，诗人的命运总是摆脱不了流浪的情结。对于诗人而言，流浪是一种遥远而亲近的距离，或苦于煎熬、或倦于迷途、或疲于奔命，这驱使诗人在某种情绪的疏远中企冀寻找到自己的家园，以求心态获得平衡，以求灵魂获得暂时的归宿。”［2］123应该说，诗人本身的生命基调就是漂泊的。1989年12月，诗人辞别家园，远赴澳洲留学，浪迹到陌生的南半球去开拓一番新天地。1991年元月，在悉尼创办并主编澳洲华文月刊《满江红》杂志及组建满江红出版公司；1994年两次与中国出版贸易总公司联袂举办中国图书文化展览会，开中国大陆版图书在澳洲展销之先河；1996年春，创办并主编了澳洲华人历史上的第一份商业性文化周报《唐人商报》；1998年又策划主编澳洲华文文学历史上第一套大型图书《澳洲华文文学丛书》（5卷本），之后又策划主编了多卷本的《澳洲华文文学方阵》系列书籍等等，并同时担任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功成名就之际却毅然返回祖国攻读博士学位，本可以过一番安逸的生活，然而，诗人的不安份驱使他不满足于现状，又进入复旦成为著名学者陈思和先生的博士后……可以说，庄伟杰的心灵漂泊历程本身就是一首诗，他在北大访学进修时的导师谢冕先生如是说“：在描写这些人类共同面临的，也是永恒的话题时，庄伟杰可以骄傲，因为他拥有的是付出巨大的感情投入的大跨度的，也是产生了大悲欢的人生漂流。”［3］1 对诗人而言，旅居澳洲，开始了人生一段新的漂流极其重要。《作品01号：漂流的漂泊者啊》的题记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想必诗人当时的心境也如李白般狂喜吧。但随即诗人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一个没有归期的节季/漂流———漂流———”，并“注定走上没有端点与终点的征途”，面对现状，置身一个陌生的时空，诗人感慨万千“：人生飞扬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面临着无奈//也许最美丽的一种穿越方式/是递上阳光签发的护照/走上铺上鲜花的请柬/并将贯穿长长的一生”。护照是诗人澳洲之旅得以成行的身份标签，而以后的失落、思念、梦想、拼搏、希望等等均与此相关，诗人的青春、渴望、痛楚和追求的历程都回归到了签发护照这个“美丽如初的路口”，并成为他以后漂泊生活与思乡怀国的关键所在。 由于华人在澳洲的弱势地位，留学生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这一严峻的现实让诗人在挣扎中发出深沉咏叹：“我从东方圣地走来，却落在一个陌生的怀里，喘息为一匹瘦马”。诗人从东方圣地而来，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但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碰撞后，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哪一种诱惑/能够超越现实本身/痛苦的开端与梦想的结局/终究难以预测”。这种尴尬的局面令诗人扼腕叹息：“现实令我目眩/而想象永远是想象”，“一次次地突围/一次次地更迭/火辣辣的向往/徒劳成悲叹”。诗人开始思念家园，“本想在袋鼠爬行的地带风光/却无法忘怀牡丹国里的殷红/故土已渐行渐远/怀旧成为一种难喻的慰藉”，“疏离家园又亲近家园/我饱含泪水”。可是，对诗人来说，“记忆中的家园已然陌生了”，诗人发问“是谁想不起回家的路/是谁把记忆丢失像一场误会/这样的荒诞该如何领会/面对深刻的土地只以孤独回答”。于是，诗人不得不面对精神被放逐的漂泊困境：“我的精神属于我的节日啊/也在流浪之中/放逐”，仿如一场炼狱，诗人感觉“漂泊在无穷无尽的苦海里”，并且在浪迹的旅途中发觉：“伸向时间的未来放逐自己/……∥辉煌闪烁漂泊的星空/我们将走向我们的终极”（《漂泊》）。诗人在忧思中感悟：“过去的一切如此刻骨铭心/未来的一切是否耐人寻味”，“更远处或更深处/只是最为宽广的虚无”。这种彷徨无助的孤独感，引发了诗人浩茫的心绪，也透露着诗人的焦灼：“死去和静止一样其实/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灵魂寻不到居所”，“倘若找不到灵魂的家园栖居/肉体的安放将潦草不定”。身处特定的现实境况和文化语境，诗人进而提出发人深思的追问：“没有尽头的世界是不是远方/没有终止的河道是不是流浪/没有终极的命运叫什么/没有家园的人们叫什么∥我们从哪里走来/我们必须向哪里走去？”这不正是千百年来那句悬而未决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永恒的哲学追问吗？ 从《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可以看出，庄伟杰诗歌集中且富有代表性地写出了澳洲留学生在异国挣扎生存的悲哀、漂泊的精神心灵苦痛以及对祖国文化的眷恋。“从庄伟杰的诗歌表现来看，那些描写漂泊流浪和渴望回归的诗篇，实际上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眷恋的表现，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既有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又有在异国生存挣扎的悲哀。”［4］485在叙事文学大行其道的当下，作者“尝试用心灵阐释的方式对留学生精神苦难作一次史诗式的概括”，“以诗的形式系统地展示海外学子的心灵的苦难历程，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3］4。诚哉斯言！ 二、边缘诗魂的《神圣的悲歌》 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商品交易统治方方面面的今天，似乎已经进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贫困时代”，诗被边缘化了，“现代汉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群众。两者的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5］。对于这一点，诗人有清醒的认识：“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商业化、大众传媒的革命、经济的全球化、高科技互联网、意识形态变革、世界性文化产业的扩张等的此起彼伏，诗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鸿沟日趋殊深。当汉语的传统诗学及诗歌的文化元素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汇中产生变奏时，诗似乎已丧失了以往固有的尊荣和风采；在现代物质消费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面前，靠诗生存已成为一种梦想，诗眼睁睁看着自己像游子漂泊到新的世界边缘。”［2］11 无论是作为生存的经验或梦想的选择，诗歌在这个多变的世界已变得有点尴尬和暧昧。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本质———在这里是指‘贫困时代’的真正的诗人———在于，由于时代的贫困，诗的活动与诗的职业在他身上成为诗的追问。为此，‘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凡出现这种情形，那是因为诗的活动必须被设想为适合于这个年迈已衰的世界的命运。诗人的权利和使命就是在人们心中唤起高于人自身的力量。”［6］庄伟杰对此深有同感：“对于一个钟情于缪斯之神的诗歌创作者，无论他身在何时何地，无论现实怎样以痛苦或寂寞来回报他的追求，即便是当各种外来的喧哗或揶揄使他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诗人仍然沉湎其中，并始终一如既往地回眸凝视眷恋诗的那片净土，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通过个人的独特感受和真实体验，去寻觅与此相呼应的表达方式，从而涵盖诗对生命本体认知的实证，使个体的生命与天地自然万物的生命融为一体。这时作为个体生命的诗人，站在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展示出一种真我的风采，惟其如此，他所律动和奏出的言语，才属于纯正的诗。”［2］122他的诗歌就体现了诗人对边缘诗魂的坚守与执着，不甘心被今天的商品社会所驯化，默默地守住自己的寂寞，守住自己的诗歌创作，在这个“贫困的时代”里唱响了一曲“神圣的悲歌”。正如当代学者杨匡汉所感叹的：“在华文文学世界里，确实有不少类似庄伟杰先生这样的诗人、作家，他们拒绝被驯养成只会在动中生活着的人，而甘于做守得住寂寞、守得住沉默、守得住诗的人。”［2］2 诗人曾在一首题为《诗坛寓言》的诗中这样吟叹：“A诗人不管春夏与秋冬依然我行我素/默默走自家的路就像他的个性一样/一边写着一边玩着一边交友好个自在逍遥”，这不正是诗人自我的最好注脚吗？诗人认为“我选择诗诗也选择我/我写诗诗也写我”，可以说，诗人的生活一直指向别处，那是寄托希望与梦幻之处，是超越现实之处。因此，在诗人坚守诗魂的时候，诗人与诗在互相成就着。诗和诗人的生活始终相伴“，岁月诗歌和酒/还有枕边的花朵/陪同我离乡背井的创伤/浪———迹———天———涯”。诗人的这份坚守是一种美丽的孤独，这份坚守让诗人觉得“没有谁会将谁遗忘/在明天流动光辉的码头/生命的内涵时刻在丰盈着/我的船只告诉自己/那将是我祈求到达的彼岸”。正因为如此，诗人感觉到，“当心悄悄的蓄满了珠泪/最动人的诱惑在灵魂的殿堂/痛苦和幸福难分难辨”，“为自己的美梦付出之高的代价/能否成真我不想验证/值得方显至尊和高贵”。诗人最为难能可贵和动人心弦之处，在于自觉地用对诗的坚守与执着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寻找灵魂的栖居之所，“我寻找着/企冀复活所有的美/我想寻找屈原的五月舟/我想复活荷马的七弦琴/去确认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对于诗人而言，心灵之旅实际上就是大地上旅程的凝缩，在走向内心之路中进入或返回，让诗人获得了一种新的状态“，我一直在累积庞大的文字废墟/这是安顿灵魂的栖居之所”。而“那些闪光的诗篇于内心的空间复活/那些痛苦的种子在春天的旷野萌芽”，“在一个美丽如初的路口/沿着我们选择境地的方向/走向生命的真实归宿/从容的走去坚定的走去”。流浪本身就是一种寻找，它既是一种自我挑战，又是一种自我证明。尽管诗人在向时代与人类输送精神血液的同时，不得不要忍受孤独的落寞，诗人却觉得“哪怕蛰居深井孤独仰望天空/只要心里装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宽广”，或许便是一种最大的慰藉。因为“，都市在静静地安睡着/都市的尽头昭示一种征兆/我守望着那徐徐展示的家园/平静的思想酿造诗歌”。 始终走在路上的庄伟杰，从边缘地带出发去领略诗的神圣。诗人在诗集《神圣的悲歌》后记中深情地坦陈：“如果说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那么，我唯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自己没有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放弃诗的精神，没有因困惑和孤独而摧毁诗的神圣。尽管多年来我醉心于在海外办刊办报，说狭隘些，是为了五斗米却不愿折腰的生存心态；说认真点，是为了一种信念，旨在非母语的国度企冀用母语来表达我们自己，从而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因此本书中所收入的诗作仅仅是自己的一种表白，一种体验，一种探索，也当作是一名游子在海外寻求自身的文化和精神家园，让灵魂得到一种升华的轨迹……”［2］133在异质文化土壤上生存和拼搏，精神的皈依仿佛汉语发出的光芒，哪怕是一曲“神圣的悲歌”。诗人坦然地道出在异国他乡浪迹中的那份心酸，其中蕴涵着诗人多少执着而悲壮的情怀啊！ 三、自我心灵的《精神放逐》 诗是非理性的，但诗人必须有自己的写作理念或写作伦理。面对走向边缘化的诗，庄伟杰坚持“诗作为诗人生命存在的一种最真实深刻的形式，其象征或代表着人类走向终极的内在心象；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则必须时刻关注并热爱人类的痛苦或幸福。呼吸那些必须呼吸的，表达那些应该表达的。”［3］141他的诗歌正体现了他对终极真理的追寻，对人生终极命运的追问，以及诗人心中深沉的忧思之痛。 艾诺克说“：二十世纪的知识追寻是一种放逐。”［7］这应是一种精神的放逐。诗人、作家或者思想者，为了保护心灵的一方净土，或者对某种乌托邦的追求，自愿选择自我放逐的命运。庄伟杰为了追寻他心中的理想境界，心甘情愿选择了自我放逐之路。诗人辞掉了国内优厚的工作和职位，远赴澳洲留学，步伐一经迈出，除了勇往直前没有回头路可走，这是一种外在的自我放逐，但与此同时“我的精神属于我的节日啊/也在流浪之中/放逐”。在这种流浪的精神自我放逐之中，诗人发出了令人目眩的“天问”般的忧思：“没有尽头的世界是不是远方/没有终止的河道是不是流浪/没有终极的命运叫什么/没有家园的人们叫什么”，在看似向读者的发问中，酣畅淋漓痛痛快快地抒发了诗人心中深沉的忧思之痛与对人生终极命运的追问。“忧思狼烟般滚滚而来/指头燃着一只孤独/我将所有的伤痛所有的回味/统统的掷进灵魂的伤口/洞开的深渊”，诗人把失落精神家园的孤独表现得那样富于张力，让人读后仿佛面对一个用肉眼望不尽的迷宫。“没有谁能读懂我/没有谁读不懂我/不设防的人生/有形或无形/透明或朦胧/最悲哀的是读不懂自己”，在貌似语言游戏的外表下，表现了作者对文化失落的苦痛，个人自我体认的艰难。诗人甘愿选择外在的与内在的自我放逐之路，只为了追寻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方净土，那一份诗歌的神圣。 在这种艰难而疼痛的自我放逐中，诗人并没因生活的困惑艰难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因为“生活与艺术，不仅应该相互承担责任，还要相互承担过失。诗人必须明白，生活庸俗而平淡，是他的诗之过失，而生活之人则应知道，艺术徒劳无功，过失在于他对生活课题缺乏严格的要求和认真的态度”，“艺术和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8］。诗人正是在这种艰难的自我体认中与自己的生活统一起来，把外在与内在统一起来。“蛙声自深远处隐约传来/令人仿佛谛听一树梅花笑傲/独立生活凝重的枝头”（《有赠》），一个“谛听”仿佛是对世俗生活的彻悟。在《水中之莲》中诗人的话语则导向了一种境界，“让时间突然凝固/让思想静止为一个点”，“精神的默契可以灵感诗句/我沉浸于绿色深层的笑容/怡然进入一方精致的意境”，仿佛是坐在莲台之上，倘若未能领悟佛家的超脱，怎能达到这般意境。“是谁将他的一生忍心地伤害/蟹可以从容地爬过精神的高度/蟹却无法爬过现实的龙门”（《餐桌上的蟹》），“禅是生命唇边的笑/在说与不说之间/在悟觉与迷惑之间”（《生命唇边的笑》），“分手的那一刻顿悟什么是轮回”（《翔舞的声音》），“过去现在将来/轮回的终点也是起点”（《现在》），这些闪烁着奇思异想的缤纷诗句，无不在佛家的一种“说与不说”境界中让我们有所顿悟，仿佛让我们聆听到诗人内心激越而平静的呼唤与追寻。“无所谓今生与来世/无所谓拥有与失去/无所谓寂寞与辉煌/我会死去正如我活着/我活着像死去的先贤圣哲”，古往今来，彻悟参透此等玄机的能有几人，所有这些无不表现了诗人超然物化的旷达精神。“自己是自己的深渊/自己是自己的造就”，“独自絮语独自领受/命程或深或浅的鞭痕”，“山有山的高度/海有海的壮阔/在子夜的背影上/我是唯一的飞鸟/横———空———翱———翔”，“观照自身只静静的开着/一只淡淡的黑玫瑰”，类似这样充满着“智性话语与诗性沉思”（孙绍振语）的诗句在诗人的笔下俯拾皆是。这既有感性的象征，又有诗性的概括与深邃的思绪，是诗人在自我的精神放逐之中的反思与淡定。 庄伟杰诗歌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在于诗人以一颗敏悟的心，全心全意地做缪斯的钟情者，生活的歌吟者，从而唱出了被惊叹为“天籁之音”的诗歌：“庄伟杰的诗文魅力来源于他的诗思，纯属那一颗敏悟的心灵，是一种天籁之音”［4］489。他在澳洲华文文学中之所以比较特殊，与他所追求的“我行我素我在我思”的境界紧密相关，即既能以独特的角度表现了海外学子精神苦难的心灵史，又能超越了实体的层面，从而达到了对人的存在的本质及意义的追问与顿悟，或者说，是指向了一种更高的存在，从而使诗人的诗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情趣、美学价值和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张奥列.独行侠庄伟杰［M］//澳华文人百态.台北：世界华文作家出版社,1999：48. ［2］庄伟杰.缪斯的别墅［M］.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 ［3］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M］.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 ［4］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三［Z］.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5］［美］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M］.宋炳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 ［6］［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84. ［7］［美］Richard Exner“.ExulPoeta:ThemeandVariations”［J］.Books Abroad,L,no.2（Spring,1976）：293. ［8］［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一［M］.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 作者简介：刘成才（1976－），男，安徽蒙城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1期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