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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从1918年元月，《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1期发表胡适等人9首白话诗开始，就宣布了新诗的诞生；从此，传统诗词作为文学革命的对立面被打入冷宫，成为文学的弃儿。在此后的20年间，虽然也有人在写着诗词，甚至若干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也以此抒发感情（例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王统照等都擅长此道），但是，她被排斥在诗的主流之外，简直无家可归，则是不争的事实。1920年秋，由于校方的提倡，清华大学校园里又出现了学习古诗的一股小小的潮流，当时还是学生的闻一多立即在《清华周刊》上撰文《敬告落伍的诗家》予以猛烈抨击，非常肯定地宣称：“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路走。”“若要知道旧诗怎样做不得，要做诗，定要做新诗。”由此可见，旧诗的处境简直是到了“老鼠过街”的地步。 从1918-1937这20年间，在中国的诗歌舞台上，各种流派的新诗纷纷登台亮相，各领风骚，就是没有旧体诗的“位置”。 可是，当1937年“七七”抗战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序幕，这一形势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新诗人们奋发踔厉，以诗为枪，投入这场殊死的搏斗的同时，旧体诗词也焕发青春，重登大雅之堂，发出正义的怒吼。 由于诗词创作一贯不受重视，这方面的资料缺乏，其作者的人数与作品的数量，根本无法统计，所以本文只能仅就手头掌握的一些材料，对抗战诗词作一番简略的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二 首先，本文所称抗战诗词的概念要有一个规定，以免混淆。我这里论述的抗战诗词，是指写于1937年7月-1945年9月的以抗战为题材或与抗战相关的诗词作品，其作者暂时限于国内。 抗战诗词的内容主要是正面歌颂民族抗战图存，揭露日寇滔天罪行，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与此相呼应的则是反映中国百姓的苦难生活，艰苦历程，战争带来的深巨创伤：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95年，重庆文史馆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编选了《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重庆出版社1997年出版），从当时的报刊和诗词集选取了400余首作品，也许是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的全国性诗词选本。据悉，还有一本由廖永祥编选，四川出版的《大后方抗战旧体诗选注》，可惜无法找到。诚然，此书名冠“中国”，但是依据的原始资料主要来源于重庆市图书馆藏品，难免遗珠多多。可就是这本书，不但大体上展示了抗战诗词的基本轮廓，而且堪称一部八年抗战史的诗的缩影。从卢沟桥事变一直到日本投降，八年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无一遗漏，都有生动感人的反映。这里不妨举出1938年，即抗战第一年的一些篇目，证实上述的“缩影”之说：《庐山闻卢沟桥之变》，《京阙篇.廿六年秋作哀北平之沦陷也》，《浣溪沙.八月十三日敌复犯我上海》，《闻第八军平型关捷》，《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八百好同胞》。仅凭诗题，就可以知道，当年的一应要事都在抗战诗词中有所反映。仅就此书而言，作者有许多声名显赫之辈，若看目录，可以见到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如军政界人士：朱德、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陈毅、林伯渠、续范亭、肖克、李木庵、熊瑾玎、邓拓、潘汉年，陶行知，以及杨沧白、冯玉祥、叶楚伧、程潜、沈钧儒、于右任、何香凝、邵力子、陈叔通等等，至于大家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诗人、作家、学者，那就更多了，难以尽数。可见当时采用古体诗形式写作的诗人是相当广泛的，其创作的势头也是颇为旺健的。 抗战诗词的佳作精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足以传世的，确实是很多的。只是囿于长期存在的偏见，这部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收集，整理，编选的工作都做得不够，更不曾深入地研究了。比起抗战时期新诗所享受的“待遇”，实在是差得太远，令人十分遗憾。 为证明这一论断，聊举数例吧： 朱德写于1941年春天的五绝《寄语蜀中父老》：“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是向父老乡亲汇报八路军勇士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杀敌的英雄气概，可谓字字铿锵，金声玉振。也是在1941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朱德在一首七律中称颂陈毅：“家国危亡看子弟，河山欲碎见英雄。尽收勇士归麾下，压倒倭儿入笼中。”这是多么殷切的期待，又是何等豪迈的气概啊！ 郭沫若是新诗的开创者之一，同时又擅长诗词。上海闵行仓库八百壮士英勇抗敌的事迹传遍中华，请读他的七绝《弹八百壮士大鼓书付潜修》：“枯肠搜索费沉吟，响遏行云弹雨音。词与健儿同壮烈，自拟身亦在枪林。”既歌颂了壮士抗敌的壮烈，又赞赏了表演的精彩，堪称酣畅淋漓。 抗日战争虽然开始战局不利，但是也打了不少胜仗，所以祝捷之作很多。庆祝台儿庄大捷的诗作当时不知几多。书中所选几首都是气壮山河，令人斗志倍增的大气之作。为武汉空战胜利，涂康作七言长歌相庆，并且讴歌了飞将陈怀民的英雄事迹：“猛撞敌机愿同尽，足动天地泣鬼神！” 抗日战争又是空前惨烈的，许多将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所以也不乏悼亡之作。毛泽东悼念戴安澜将军的五绝称颂他虽死犹荣：“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生前气已吞胡虏，死去魂犹作鬼雄。” “拼死留得真面目，图存不惜好头颅。”这分别是濮智诠悼念赵登禹、佟麟阁将军和汪巨伯悼念王铭章师长的绝妙对句。 正面描写战争生活，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女诗人李蕙苏填有《减字木兰花.从军乐》三阕，其一为：“和衣卧雪，笑拔霜刀映冷月。一响冲锋，跃马声嘶战雾浓。/枕戈待旦，斩敌男儿终不倦。奏凯回军，手弄弦声欲上云。”金戈铁马，豪气干云，巾帼不让须眉。 日寇的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对此，许多作品有沉痛的描述，将作为罪证，作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永远的控诉。像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不尽的流亡，兵荒马乱中亲人的相思挂牵，都有诗为证。这样的诗例太多了。著名词家唐圭璋的《雨霖铃.流亡图》如下：“风狂雨急。向前途去，不辨南北。乡关极目何处？但迷雾里，千山遥隔。负老怀婴，浑不管衣履都湿。只念念睡收？庐舍成灰火犹炽。/茫茫四野天如漆，问无村一饭何能觅？荒庐败苇深处，凝泪眼几星磷匿。忍死须臾，伫望三军，扫荡腥迹。会有日万众腾欢，相伴还京邑。”离乡背井，饥寒交迫，还念在期盼胜利之日。再摘取一些片段：陈禅心听逃难者说日寇暴行后，集杜诗记之：“焚烧何太频，谈笑行杀戮。……积尸草木深，天地日流血。”也是唐圭璋，这样写成都遭受空袭的惨境：“悲恻。弹雨密。料血染游魂，楼化瓦砾。城堙火炬连天赤。”优秀女词人沈祖棻以《声声慢》一曲记述了“闻倭寇败降”的复杂心情，喜余还忧，非常动人：“肠断吴天东望，早珠灰罗烬，乔木荒寒。故鬼新茔，无家何用生还！” 以上只是仅就非常有限的一点资料，对抗战诗词作了一番粗略的介绍，离其本来面貌肯定还相去甚远。不过，我们不妨作这样一个推测：设若在资料完备的前提下，由行家来编选一本《抗战诗词（曲）选》，与同样条件下精选的《抗战新诗选》放在一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起码是各擅胜长，平分秋色，决不会比新诗逊色的。 抗战诗词，谱写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光辉篇章。其应有地位至今没有得到确认，是非常不公正的，是应予弥补的憾事。 三 抗战时期，为什么已经被放逐了的这样一种古老的诗体，会突然间重新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繁荣起来了呢？这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必然原因与深厚根基的。 首先，这是时代赐予的机遇。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浩劫，同时也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大团结，大奋起，大抗争。江山不幸诗家幸。正是如杜甫所处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代。家仇国恨，同仇敌忾，怎能不诉诸笔墨，讴歌吟唱？长歌可以当哭，这时候，诗歌自然成为形式的最佳选择。 中国历史上，以诗歌反映抵御外侮的战争，反映战乱中人民的疾苦，有着悠久而优秀的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无衣》、《黍离》、《君子于役》、《扬之水》等名篇；后世的民歌中也有《木兰诗》这样的不朽篇章。至于中国诗歌的高峰盛唐时代，更有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留下多少辉煌的绝唱！下至宋词的苏辛豪放派，陆游的爱国诗篇，又有多少无价之宝！如此丰富优良的传统，当然不能不对当时的诗坛产生巨大的影响。 诗自然要出自诗人的笔下。当时离辛亥革命不过二三十年，一些活跃在各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大多正当壮年，其青少年时代都受过古典文学熏陶，有很好的诗词根底。所以一旦情积于怀，不吐不快，便很自然地选择了诗词形式来倾吐。于是，祝捷，感时，纪事，抒愤，悼亡，怀人，种种过去习用的题材通通在诗词中有所反映，而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容。一些文学界中人，更是本色当行，纷纷大显身手。吴组光1942年在重庆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及此：“ 近来复古之风甚盛，许多埋没已久的古书古人古迹都得到机会在伟大的抗战年代里重新出头露面了。只以诗来说吧，甚至二十余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抱着凌厉无前以创造中国的新诗为职志的大师们，也兴高彩烈地大做起旧体诗来。事实甚多，不烦枚举。”这样的人物可以毫不费力地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郭沫若、沈尹默、田汉、张恨水、郁达夫、叶圣陶、老舍、罗家伦、阿英、王统照等等，至于本来就是著名诗词家或古典文学专家的，如柳亚子、赵熙、唐圭章、潘伯鹰、谬钺、胡小石、向楚、汪东、成善楷、易君左、霍松林等等，经常活跃诗坛，为抗战诗词多所奉献，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诚如上述，从事抗战诗词创作的诗人队伍是相当庞大而精锐的。在此，举出两位颇具特色的诗人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为卢前，是抗战期间名头很响的学者、诗人。他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江苏南京人。1905年3月2日生，1951年4月17日因肾脏病逝于南京南大医院（院址现为南京铁道医学院）。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先后受聘在金陵等多所大学讲授文学、戏剧。主编过《中央日报·泱泱》副刊。卢前自小聪颖，十岁能文章，年十二、三始，好韵语”。1921年卢前时年16岁，投考南京东南大学，虽中文成绩优异，因数学0分，未被录取。一年之后再考东南大学，以“特别生”名义被录取入国文系。当时吴梅（瞿安）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归，成为卢前的老师，对卢前一生学术上的影响甚大。卢前后来成为元曲、戏曲专家。在抗战诗坛上，他以大量的曲作见重于时。兹举其《商调梧叶儿.募寒衣慰问信》为例：“单绵袄，一封书，寄到战场无？争执殳，作前驱。可忘了他们痛苦？”语言浅近，而情长意深。再如《仙侣游四门.劫后成都》：“停车夜宿锦官城，重向御街行。暗中空想楼台景，荒芜独心惊。腥！血债记分明。”记述成都遭到空袭后的一片惨象，声讨日寇罪行。 一为沈祖棻，字子苾，1909-1977，浙江海盐县人。为著名的宋词学者，自己也是杰出词人。她早年就读中央大学，师从著名词学家汪东先生。1932年春，“九.一八”事件不久，沈祖棻初受教于汪东先生，便以一首《浣溪沙》得到激赏，从此蒙其青眼相看，一时传为佳话。所以章士钊《题<涉江词>》写道：“东吴文学汪夫子，词律先传沈祖棻。”该词云：“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雨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民族危机在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令汪东先生惊奇不已，以后遂悉心教导，而沈祖棻也由此得到了“沈斜阳”之雅号。沈祖棻著有《涉江词》十卷，凡918首。其中抗战中所作，又系其中之精华。盖因在抗战中饱经离乱之苦，憔悴呻吟，以血泪凝成的作品，饱含家国兴亡之感，竟被称许为“一千年无此作”。她本人也被誉为“当代李清照”。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十分惨烈，闻守土战士有来生相见之语，沈祖棻有感而作《一萼红》词，堪称抗战诗词绝唱。其上阕云：“乱笳鸣。叹衡阳雁去，惊认晚烽明。伊洛愁新，潇湘泪满，孤戍还失严城。忍凝想，残旗折戟，践巷陌，胡骑自纵横。浴血雄心，断肠芳字，相见来生。” 四 抗战诗词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除了以上原因，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因为有一定的组织保证和理论支撑。 这就不能不说到当时解放区两个重要的诗词组织，一东一西，相互辉映。 一个是延安的怀安诗社。这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于1941年发起组织成立的，并且出版了社刊《怀安诗刊》，由李木庵主编。社名取自“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语，表现了宽阔的胸怀。诗社成员除边区德高望重的老革命朱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续范亭等，还吸收了当地名士参加。《怀安诗刊》的发刊词是一份珍贵的抗战诗词文献，如今读之，仍不免激动。特摘录数语，以见精神： “一国兴亡，视乎民气；民气升沉，系于士志；士志激越，发为心声也。时至今日，四海横流：法西肇祸于西欧；倭寇逞暴与东亚。”“国中志士，敌忾同仇。义愤所激，恒多泣血椎心”，“不无慷慨悲歌之士，披襟述怀，吮毫抒愤”。“既可扬民族之气，亦以振中国之魂。则心声所及，国运可固；军歌与战鼓齐鸣，吟坛共战马并捷，直可辅显武功，岂徒目为文艺！” 这段用骈语写的宣言，观点鲜明，主旨突出，意气风发，文采飞扬，论列了当时严峻的形势，论述了诗词作品产生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抗战诗词对于抗战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加上党内耆老的以身示范，带头咏唱，这对于抗战诗词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怀安诗社的成立，引起了远在重庆的董必武的关心，曾经写了《寄延安诗哦四首》表示祝贺。其中有云：“而今四海多烽火，酬唱怀安乐意浮。”乐观主义气息溢于言表。 怀安诗社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后。李石涵编选，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怀安诗选》，共选用了45位诗人的560余首诗作，蔚为大观。虽然包含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还是以抗战诗词为主的。 无独有偶，将军诗人、新四军军长陈毅也于1943年在江苏盐城发起成立了湖海诗社。事实上，还在上年他就在策划此事了。他在反“扫荡”准备中“倚马走笔”写出长达30韵的五古《湖海诗社开征引》。这是抗战诗词的又一重要文献。他回顾了中国的诗史，提出了自己的诗观。对于古今关系，他主张“不为古人奴，浩歌聊自试。师古亦好今，玩古生新意。”他对诗词创作的要求是“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豪气贯日月，英风动大地。”这些真知灼见，就是在今天，也有其指导意义。最后，他对“淮南彦俊”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开拓“诗国新疆土”，“文坛望新赐”。他期待着优秀的诗词问世。湖海诗社的影响及于当今，盐城的湖海文艺社继承了她的传统，前年还开展了湖海诗社成立60周年的纪念活动。 抗战中另一个重要的诗词组织饮河诗社，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和开展活动。以一群流寓于此的名流为主，得到重庆诗人许伯建、柯尧放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活动方式是传统文人那种“吟集”，彼此唱和，自印刊物。其主要成员有章士钊、沈伊（去“人”旁）默、乔大壮、李春坪、江庸等，他们也在报刊发表诗作，颇有影响。《中国抗战诗词曲选》中，就有他们的作品。 五 抗战诗词的光辉成就，虽然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取得应有的地位，但是，真正的珍珠决不会长久被历史的尘土淹没。当我们回顾抗战诗词辉煌成就的时候，不能不结合当前诗歌创作的现实，思考一些问题，从而获取一些启示。 首先，让我们惊叹的是中华诗词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如前文所述，古典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遭到一次横扫式的几乎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抗战期间进又奇迹般地复苏了。 其次，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诗词（曲）形式对于崭新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容受与适应能力。优秀的诗人运用这种古老的形式，完全可以得心应手，意到笔随。 这一事实，同样由新时期以来，20世纪传统诗词的第二次复兴所证明。抗战诗词创作高潮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退。50年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诗词创作再次遭遇厄运。如今，诗词创作的复兴已见端倪，其高潮经过20余年的酝酿，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也许就参与者的广泛而言，如今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抗战时期。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多年的厚今薄古而形成的知识断层，人们的古典文学修养与六七十年前相比，那就大为愧色了。就连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不能做诗填词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无论怎么说，当今的诗词创作中之佼佼者，同样证明了诗词形式对于今天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证明了她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一个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感叹的事实是，自负盈亏的《中华诗词》的印数，竟然超过了有国家财政支撑的《诗刊》！ 让我们更加珍惜抗战诗词这笔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认真学习其精髓，汲取其精华，为有力地促进诗词创作在新世纪的繁荣兴旺而努力吧！ (收稿日期：2005年9月4日) 原载：本站首发 原载：本站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