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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时的家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城墙根下。在我遥远而朦胧的记忆中，长长的胡同总是那么幽深恬静，各家门楼前的门礅总是那么古旧斑驳。春日里古槐繁花垂挂，花香浓郁，鸽群雨点一般掠过，抬头便可望见的城墙上的湛蓝天空。 半个多世纪后，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楼群耸立。宣武门的城墙如今只留存在老照片上。 京城的变迁犹如一代代京城人生命的更迭。 京城的历史对于近代中国犹如一个民族生命的更迭。 在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皆为“蛮夷”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历代朝廷和臣民无不认为那些越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洋人是来臣服的。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当中国所有的海岸大炮以及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都无法阻止“蛮夷”入侵的时候，中国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心灵蜕变。这种蜕变在墨守成法与变革维新的冲撞中痛不欲生，最终导致了几千年历史上最恐怖与最悲伤的故事发生，导致了一个古老而巨大的国家伤筋动骨的剧变。1900年夏，京城的七座城门同时打开，十万义和团农民冲进城内，王府的花园豪宅被抄洗一空，西什库教堂遭到围攻……一年以后，庚子巨祸的直接后果《辛丑各国和约》在北京签订，它让中国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国家的一半重臣大员被朝廷自己下旨杀掉；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让国人所承担的捐税达到极限；因为外国有权驻军，中国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整个国家门户洞开…… 中国为何会遭遇如此巨祸？ 导致时局剧变的细微而隐秘的诱因深藏在哪里？ 新世纪来临的那个冬季，我从北京坐长途汽车去了保定，看了当年的直隶总督府，还有总督府对面的莲花书院。1900年炎热的夏季里，环绕京城的高大城墙并没有挡住外国联军的进攻，当美军冲到天安门前瞄准着巨大宫门的门栓准备开炮的时候，清廷所有的大员纷纷开始自杀或是逃亡。一百年过去了，莲花书院在时光的尘埃里寂静无声，宛如今天国人一片苍白的历史记忆。中国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忘却是有选择的，而这种选择一旦成为一个民族惯常的禀性，那么任何悲剧的发生都会被寻找到令人忘却真相的借口。《1901》是在一种惆怅的心情中写完的。我想用强大深厚而又激情内敛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面孔与表情；之所以选择了一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是因为中国人千年不变的面孔在那时突然表情急剧丰富起来，犹如舞台上夸张的戏剧表演。曾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说：“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很轻微的刺激，就能使中国人进入戏剧情境，将自己当成一部大戏里的一个角色。”而令人遗憾的是，百年以来，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人依旧在用戏剧精神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于是匪夷所思的种种历史悲剧得以再次发生。我试图在《1901》中揭示并反思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中，影响或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面貌以及命运沉浮。 当然，迄今为止，人类所有书写的历史都不是历史本身。无论记述历史的人如何标明自己客观，其用文字呈现的历史都难免渗透着记述者个人的情感倾向与道德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事件的真正面目，是我们永远无法彻底知晓的；哪怕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其对历史的复述也必定是局部的，是带有个人价值观的叙述。可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人类血脉相传的历史保有无穷无尽的兴趣，我们才会在历史的叙述中寻找到对应当代生活的提醒或是注释。 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复兴，盘桓百年，历尽沧桑，时至今日依旧任重而道远。回顾中华民族希图富强的曲折历史，是为了我们对于明天所怀有的斑斓梦想。 值此《1901》修订版出版，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读到它。 (此文为修订版的作者序，有删改) 《1901》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原载：《大众日报》 2011年05月20日 原载：《大众日报》2011年0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