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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漫长战斗历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也最为壮丽的阶段，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文学以自己的实绩、声势和威力，构成了抗日战争这一奇观中壮丽伟美的一景。它是战血浇灌的劲草，烽火映照的铁花，生命铸成的丰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奇葩。 不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抗战胜利后的５０年间，都产生过种种低估或贬抑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艺术成就的议论。这些议论中，有的说，抗战文学因其为时代尽了战斗的使命，就不免会流为“差不多”的“抗战八股”，造成“文学的贫困”；有的说，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过于高涨，就会压倒文学的启蒙作用，造成艺术水准的下降，在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上形成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矛盾趋向。但是，浮尘扬起终落定，青山轮廓更分明。每当人们想从现代革命文学遗产中汲取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力量时，每当人们因为现实中遇到令人困惑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而试图从历史经验里得到启示的时候，抗战文学的图景以及那些长久葆有艺术生命力的抗战文学名作，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选择。 众所周知，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也点燃了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热情。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苦难，使他们再也不能远离现实，“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以笔作刀枪，为唤起民众、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奔走呼号，甚至流血牺牲。不论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自愿聚集在抗日的旗帜下，以不同的方式，“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等组织，在团结作家、艺术家、宣传抗日主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作家们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荣传统，从抗战的实际出发，在诗歌、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创作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以田间、艾青、何其芳、柯仲平、臧克家等为代表的诗人，写出了《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义勇军》、《向太阳》、《复活的土地》、《北方》、《他站起来》、《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篇；以郭沫若、夏衍、欧阳予倩、曹禺、老舍、阳翰笙为代表的剧作家群，写出了《屈原》、《虎符》、《法西斯细菌》、《桃花扇》、《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北京人》、《蜕变》、《归去来兮》、《天国春秋》、《塞上风云》等剧作；以茅盾、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赵树理、马烽、孔厥、孙犁、刘白羽、姚雪垠为代表的小说家，写出了《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荒地》、《腐蚀》、《火》、《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荷花淀》等名篇。这些作品，或直接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或间接描写抗日大背景下广泛的社会生活。其中的历史题材剧作，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高压政策下的迂回之作，是一种特殊样式的抗战文学。正如阳翰笙所说：“当时我为了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和暴露他们阴险残酷的恶毒本质，现实的题材既不能写，我便只好选取历史题材作为斗争的武器。” 要全面评价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恐怕不是一篇小文所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仅从抗战诗歌的若干情形，来考察一下抗战文学在发挥战斗作用时取得的成就及其根本精神。 抗日战争催生、培育了中国新诗史上阵容最强、最有生气、具有各种各样艺术个性的诗人群。站在这个诗人群最前列的，是伟大的现代革命诗人艾青。他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在巴黎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一个集会的记录。当时他还醉心于学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一天，艾青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他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这句话好像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这件事对他投袂奋起、弃画就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和推动。艾青最重要的诗作，如长诗《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诗集《北方》和《旷野》里的抒情短诗，都是当时名传遐迩的抗战诗歌名篇。可以说，艾青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就是由这些燃烧着爱祖国、爱人民的时代感情，写得开阔深沉、朴素优美、充满新颖的形象和清新的语感的抗战诗歌奠定的。 抗日战争所造就的另一位应时而生的杰出诗人是田间。抗战一开始，田间就以他收在《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等诗集中的短促、有力、果决的诗句，震动了战斗者的心。非常有意思的是，冲破诗坛上唯美风气的积习，给田间的诗作以正确公允的评价，热情地称之为“时代的鼓手”的人，恰恰是一度趋于唯美主义、曾列身于“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应该说，田间的抗战诗歌里包含着的概括时代典型情绪的价值，是诗评家闻一多和青年诗人田间共同创造的。 由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而带来的战线的移动和变迁，在中国造成了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大后方）和沦陷区三种不同区域。在这三种不同的区域里，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抗战诗人群。艾青对抗战时期诗界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个中国新诗空前发展的时期。我国当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大多是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涌现出来的。他们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走上前线。他们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抗日战争除了在造就一代新诗人方面起了催生婆的作用之外，在改变抗战前即已成名的诗人的诗风，促使他们转向创作的新阶段方面，更如载舟导向的潮、吹帆疾进的风。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曹葆华、冯至、柯仲平、蒲风等著名诗人，都在抗战期间不同程度地转变了诗风，以适应新的战斗的时代的需要。这些诗人在抗战期间的诗作，如臧克家的《从军行》、《黎明鸟》、《泥土的歌》、《古树的花朵》等诗集，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摇醒你吧》、《夜歌和白天的歌》、《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等诗作，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曹葆华的《抒情十章》，冯至的《十四行集》，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力扬的《我底竖琴》中的短诗及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等等，都是他们诗的生涯中标示新阶段实绩的力作，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优秀诗篇。戴望舒在抗战后期所写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偶成》等诗作几乎构成了这位诗人创作的一个高峰，而这些诗也成了中国新诗中真正的瑰宝，永远闪射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光彩。 艾青指出：“有些诗人，他们几乎和抗战的发动同时，一面撇开了艺术至上主义的观念，撇开了人生的哲学说教，撇开了日常苦恼的缕述，撇开了对于静止的自然的幸福的凝视；一面就非常迅速地（当然，在他们的内心的奋斗过程里不会是太简单的）把自己投进新的生活的洪流里去，以人群的悲苦为悲苦，以人群的欢乐为欢乐，使自己的诗的艺术，为受难的不屈的人民而服役。”上述诗人创作的发展，不同程度上体现着这个思想进步的历程。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以歌词创作独树一帜的诗人光未然，写下了《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等著名歌词。这些歌词激发了作曲家的灵感，成了伟大乐曲产生的触媒；同时它们也插上乐曲的翅膀飞入人民大众之中，汇入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中国诗史上传唱最广的诗章。田汉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是如此，这首抗战短诗已成为我们国歌不可移易的血肉，将千秋万代传唱下去。 一斑可窥全豹。从抗战诗歌的实绩和历史地位，我们可以窥见抗战文学全面勃兴的面貌，也可从中领悟到，对文学的战斗精神的弘扬与强调，既不会像某些人所断言的“压制思想启蒙”，也不会必然地“使艺术水准下降”，相反，它必然会振奋起进步作家自觉运用文学这一精神武器服务于抗战的热忱，震醒那些生在战斗的时代却想脱离战斗而独立的个人主义者的幻梦，造成文学发展的新时期。 把战斗视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这是运用唯物史观观察人类文学艺术活动的结果。郭沫若在抗战中便指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它的本质上，便是一种战斗：对于横暴的战斗，对于破坏的战斗，对于一切无秩序、无道理、无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战斗。因此在进行着反侵略性的保护战的国家中，即在战争期间，必然有一个文学艺术活动的高潮。” 只有对文学的战斗本质作这种根本的、广阔的理解，才能把握住促使文学健康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从而对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根本精神作出正确的、恢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郁达夫抗战期间在南洋开展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特别值得称道。 例如，当有的论者以“反雷同化”、“反差不多”为借口，嘲笑贬抑刚刚兴起的抗战文学共同的鲜明倾向性时，郁达夫便指出：“以战事为题材，作强有力的宣传文学，所谓‘差不多’的现象当然是不能避免，并且也不必避免。一样的在‘差不多’之中，也有杰作与劣作之分，如同是女人，而有妍丑的一样。”他以报道战地及后方的实况的报告文学为例说：“只教笔致能生动些，内容能充实些，观察能透彻些，就是很好的宣传文学了，其中有些，也一定会传下去，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品无疑。”他还指出：“在这时期，只有抗战是我们全民族唯一的任务，差不多也好，差得多也好，只教与抗战有裨益的作品文字，多多益善。不问大文章小品，八股七股，只教是与抗战有益的东西，在这时候，都可以成立，都可算作广义的文艺。”这种从文学的战斗特性和现实使命出发观察文艺问题的观点，比那些钻进纯文学的茧子里为艺术而艺术的固执见解，不知要宽阔、通达多少倍。 对于国内批评“抗战八股”的议论，郁达夫也有高人一筹的见地：“我以为抗战八股，也未可厚非；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等作者们成熟之后，观察深刻，视界扩大，具象化的能力（艺术手法）增强了的时候，这作风当然会得改变过来的。”这是既保护抗战文艺的战斗品格又着力提高抗战文艺的艺术素质的结论。 郁达夫主张从充实抗战文艺的内容入手，来克服创作上公式化的毛病。他认为，“必须有充实的生活，与泼剌的生命的作者，才能付与文艺以丰富的内容。”而生命，在郁达夫分析起来，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玄虚空洞的名词，而是要使生命有意义化，使之与或是时代，或是种族，或是广义文化上的价值发生关联，这样的生命和在这样有意义的生命驱动下求得的充实的生活，才是构成文学内容的要素。在抗战时期，具体独特的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恰恰存在于与抗战发生的关联中。当郁达夫循此逻辑指出“抗战文艺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时代里的对抗战上有意义与有价值的生活”时，实际上就是指出与抗战有关，这是抗战文艺的命脉所在；加速和扩大这种关联，是抗战文艺克服公式化、八股化的必由之路。如果标举“与抗战无关”的文艺以期克服“差不多”、“抗战八股”，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实践起来，怕是要滑到消极抗战乃至不抗战的邪路上去。 郁达夫的文艺思想因受鲁迅影响，颇多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他是用生命殉了抗战的先烈。他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式，保卫着、阐扬着抗战文艺的战斗灵魂。 中国抗战文艺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的、有自己特殊贡献的组成部分。这种特殊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导，占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人民首先起来，为冲破世界法西斯链条的东方环节而进行殊死战斗，因此，中国的抗战文艺也就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前奏。中国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之久，波及地域之广，人民牺牲之巨，中国抗战文艺作为一个文学阶段历时之长，地域特色之繁多与显著，展开的文学画面之惨烈悲壮，实为世所罕见。第二，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指引下包括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在内，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指导这场战争的毛泽东思想在抗战过程中已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因此，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抗日战争中也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在抗日战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个系统而严整的理论表述。这一理论表述使中国抗战文艺在世界反法西斯文艺中显得特别具有思想蕴含和智慧风貌。 关于文学的战斗本质与战斗作用的思想及其在抗日战争中应包括的现实内容的阐述，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框架。 毛泽东首先从一般革命文化的战斗性入手来分析革命文艺的战斗品性。他先是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然后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实际上是确定了文学的战斗本质和战斗作用，并以此作为时代对文学的最高要求：“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观赏和评论文学作品，总是着眼于战斗性的有无、强弱。在评论萧三诗作时，毛泽东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在评论郭沫若抗战期间所写的充满战斗精神和历史教训的剧作、史论时，毛泽东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要战斗就一定有倾向。因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讲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要求革命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又讲了态度问题，即作家“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如歌颂与暴露问题等。 要战斗就有一个到人民中去汲取力量源泉的问题。由此就产生了《讲话》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于是也就产生了文艺工作者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 最后，文学的战斗性还有一个采取恰当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从这里也就产生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作家创造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任务也提出来了。 对文学的战斗性问题作这样系统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到抗日战争阶段自然而然地提出来的。 １９３６年，正当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鲁迅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一名文，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了适应这种时代转折，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已经进入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鲁迅认为，在这个新的阶段上，“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中国抗战文学在鲁迅逝世后的发展情形，几乎与鲁迅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道路完全吻合，连抗战期间发生的“与抗战无关”的文学的提法，也被鲁迅所预见到并提前予以回答了。 鲁迅坚持文学的战斗性的思想，并为适应抗日战争即将到来的新形势，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这一思想，同时也把十年反“文化围剿”期间未能彻底解决的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的问题，放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提法中去，交给新的历史阶段去解决。而这一历史性的文艺理论课题，则是在《讲话》和《讲话》之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实践中得到了解决。 鲁迅关于文学的战斗性的思想在抗战文学的实践中受到了试炼，得到了发展和丰富。他的这一思想是把文学置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视野之内，给文学注入现实生活的活力，要求文学接受时代的牵引，从而保证文学有充实的内容，健康的思想，蓬勃的热情和不竭的创造力。１９３３年，鲁迅曾著文批评中国文艺界日趋空洞和颓靡的倾向。他说：“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于是误认这空虚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说给读者们，其甚者还至于摆出他心的腐烂来，算是一种内面的宝贝。”鲁迅描述和揭露的这种文坛情状，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讲话》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文学的为社会进步、为人民福祉而战斗的精神健旺起来，这才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瑰丽、斑斓的抗战文学图景。 ５０年过去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时候，中国文艺界的现实情况，不能不使人产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的心情。 首先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令人感到欣慰。１９３８年９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回复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的一封信中说：“日相无视人道主义，硬把政治的招牌粘贴在他国的领域。”“你们在中国大量生产着阴魂，破坏中国的文化，毁灭中国的艺术，……我读你来信，受到遍体的鳞伤。我要警告日本，我认为我的警告是我的义务。”这位正直的印度大诗人的愤怒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警告至今仍未过时。他所指出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毁灭中国的艺术的图谋并没有得逞。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文艺实现了一次真正的、范围广泛的复兴。尔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赓续了这一民族文艺复兴，在近５０年的历史行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抗日战争作为一种抗毒素，它不但排除了敌人的毒焰，也清洗了自己的污浊，为光复旧物、再造神州创造了条件。我们５０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拜抗战胜利之赐，这自然是人们回顾历史时感到喜悦的。 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我们文坛的某些角落，抗战文学的余绪已经微乎其微，鲁迅所说的“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的现象又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作家越来越鄙视理想、淡化崇高，“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愿意描写人民大众平凡而朴素的生活，而热衷于“捕捉个人心灵的瞬间感觉”，“描摹自我内心的独特感受”。他们固执地把文学视为“纯个人的东西”，耻于言说文学艺术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揽史兴叹，想从抗战文学的历史经验中寻找一点文学的战斗性的端绪，以救正文坛时弊，振奋起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精神，收获更丰硕的人民文学的果实，是理所当然的。 原载：《求是》199518 原载：《求是》1995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