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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年轻时曾翻译过《月界旅行》等科幻小说，并有那句常为中国科幻界所乐道的名言：“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遗憾的是，在这次短暂而热烈的相遇之后，鲁迅终其一生，就再没关心过科幻了。 鲁迅为何没有继续关注、更没有亲自去写科幻小说呢？不妨换个角度，看看他在偶尔挣脱现实的沉重而展开幻想的翅膀时写了些什么，于是就可以把目光聚焦到那部奇妙的《故事新编》上，以此或可反观“鲁迅和科幻”的问题。 与《呐喊》和《彷徨》中关注现实小人物不同，《故事新编》取材于神话或往事，领导故事核心的都是不凡的人物：女娲、后羿、老庄、大禹、墨子、伯夷、叔齐、庄子……他们有的是积极的英雄，有的是消极的老智者，却都面临着某个困境、某种难题，为了克服困境，他们必须有所行动。 诸多困境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与外界的不可沟通。面对世俗的冷漠、嘲讽和不理解，这些人物态度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行动的人，而非思或言的人。他们的行有两类：一种是积极地干下去，一种是以不行之行来还世俗以冷漠。不论持哪一种态度，这些人都是通过行来实现自我的：女娲补天而死，大禹排众议而治水，墨子亲自到楚国申明自己的“非攻”，眉间尺的自刎和宴之敖者的复仇等都是属于前者的。其中大禹的态度具有代表性，他不但自己亲自考察，坚持己见，而且明知与迂腐而无可救药的顽固党们没有沟通的希望，所以不去激烈地驳斥，只是听凭他们去说，偶尔哼哼两声，而自己治水的立场绝不动摇。而老子出了关，伯夷和叔齐饿死山林，虽然消极，毕竟躬行了自己的主张。说鲁迅要批判老子的避世和伯夷叔齐的愚笨固然没错，但正如钱理群所言：“鲁迅对这种真信徒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称之为‘笨牛’，就既有嘲讽、否定，又多少觉得他们也还有可爱之处，他最痛恨的就是‘小穷奇’这样的假信徒。”因此，如果说《故事新编》是个谜语，我给出的谜底就是：行。 在这里，人物是作为行动的主体而存在，“行”与“伪行”鲜明对立。 行者，将自己的主张身体力行，鲁迅在想象着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值得赞扬的积极英雄们时，喜欢用几个词：“黑”“瘦”“铁一样”——理水的禹是“面貌黑瘦”的，他的随从则是“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复仇的宴之敖者是“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为阻止楚王攻宋而奔走的墨子“像一个乞丐，乌黑的脸”；后羿在遭遇背叛愤而射日的时候是“须发张开飘动，像黑色火”；甚至于有点迂腐的庄子也是“黑瘦的面皮”。可见鲁迅是非常偏爱“黑色”的，他想象这些真正为了民众而四处奔劳、做出实际行动的人黑瘦而又如铁一样坚硬。他们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不喜欢说话，做的比说的多。 与之相对，伪行者表面上说着冠冕堂皇的空话，实际却无所作为、尸位素餐，还打着仁义道德的大旗，背地里却干着沽名钓誉甚至于“吃人”的勾当，所以总是一副白胖、脸上一层油光的模样。墨子帮助宋国抵御楚国的时候，他的学生曹公子在发表空洞的演讲，煽动百姓去送死，而另一个学生管黔敖则四处募集守城物资预备作战，管黔敖说募集物资很难，因为“讲空话的多”，而墨子则要他去告诉曹公子“不要弄玄虚”。当他用智慧迫使公输般放弃了攻宋的计划之后，公输般说的话正好说明了“行者”与“伪行者”之间的区别：“劳形苦心，扶危济世，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乡！”老庄、伯夷叔齐虽是“笨牛”，终究言行一致，而“伪行”才是最可憎恶的。鲁迅的标枪所指，无疑是无处不在的伪行之举。 鲁迅何以如此关注“行”？为什么要让古代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智者们去面对行动的难题呢？ 从晚清开始，如何让古老中华重焕生机，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难题。《月界旅行·辩言》和《故事新编》，可视为鲁迅在不同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据钱理群研究，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两个不同时期：1903-1906年和1907-1909年，转折的关键是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其证明是两个时期著述中“中心词”的转移：前期为“故园”“轩辕”“中国”“科学”等，而后期则聚焦于“心”这个核心概念，即认为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危机，救人必先救心。 显然，《辩言》体现的正是第一时期的思想：科学可以“破遗传之民心，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科学小说”可以使人对科学耳濡目染，因而具有很高的价值。这里，鲁迅注重的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部分，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伟力面前，总是受到各种束缚，“沉沦黑狱，耳窒目朦，夔以相欺，日颂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羞者矣”。惟有保持探索自然的进取精神，才能“人治日张，天行自逊”。这本来是整个人类的基本问题，但是“日颂至德”却分明暗示这里关系到中国。“至德”语出《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中国的先贤们主要关注人伦之道，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先预设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世界然后去认识它。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诗”，注重的也是“兴观群怨”，关心的是怎样让人间变得秩序井然，而不是世界的构成和规律，这就意味着，即便对自然界所知甚少而“沉沦黑狱”的时候仍然可以“日颂至德”。鲁迅在这里要批判的就是只知人伦而不懂科学以至于最后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他提出的对策就是通过科学小说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来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世界观，破除迷信，达到强国的目的。当然，鲁迅也意识到如果忽视人文关怀，那么即便能够殖民星球，也将“星球战火又起”。 到了第二个时期，鲁迅依旧肯定“物质”与“科学”的意义，但指出如果二者发展到另一个极端，也可能成为对人心的残害。故而《非攻》中，公输般给墨子展示他用竹片和木片所造的能飞的喜鹊时，墨子却说：“还不及木匠做的车轮……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坏的。” 在鲁迅看来，“至德”在千百年来被少数的真信徒和无数的假信徒的日颂夜颂中被僵化、扭曲、变形了，成了吃人礼教，个体无法独自、自由、充分、健全地发展。所以，当眉间尺称宴之敖者为“义士”时，宴之敖者立刻说“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因为这些名称“受了污辱”，“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正是由于伪行者的存在，听上去美妙的名称都成了鬼债，并且继续压迫着千千万万中国人，而没有独立自主的“个人”，只有吃与被吃、示众与观看示众的众人，中国就永远无法前进，也不可能发展出基于批判精神之上的现代科学。反之，要发展科学，同样需要先清理千年的鬼债，拯救“人心”，否则，科学掉进中国这个大“染缸”，也不过“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于是他越过滞重的历史，回到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在染缸还不那么黑的时候，去它的本根处翻检值得存留和发扬的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了。 鲁迅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而“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通过《故事新编》对神话和历史的重写，鲁迅把中国神话英雄和文化英雄描绘为“行动者”，尽管他们遭遇了世俗的尴尬，但是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完全被消解，而是多少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后羿确实杀死了许多怪兽，宴之敖者确实杀死了暴君实现了复仇，禹确实治好了水，墨子也确实拯救了众人……不论英雄的血将要怎样成为一块“血馒头”，但是世界确实在缓慢变化着，只要还在变化，就不能说没有希望，而鲁迅在他们身上发掘或者说赋予的厚生爱民、寡言实干、劳形苦心、扶危济世的光彩品格，也成为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不论人伦还是科学，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保留、改造、发扬，使其在当下获得重生，力求以此促进民族精神的新生和民族性格的再造，这就是鲁迅给在强势西方文化入侵和压迫下陷入困境的中国文化选择的一个现代性方案。这或许也就是为何鲁迅在有时间展望未来、有能力描写科学的时候，却望向了过去，描绘了种种“人心”。如此看来，“五四”一代文人与科幻的失之交臂，似乎有某种必然性。当然，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种阐释而已，如果它能为考察“科幻”这一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后的文化种种境遇多少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思路，也就足够。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