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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刚引起大陆学者的注意时，柯灵应时发表的《遥寄张爱玲》便成为最早一篇有关张爱玲的史料文章，因而影响极大，业已成为后人研究张爱玲时常援引的重要资源。 但此文也可能充满着由误读构成的批评陷阱。比如张爱玲与柯灵主编的《万象》的关系便在柯灵饱含深情的追叙中被不断地放大。其实张爱玲与柯灵的私交尚可并不代表张爱玲与《万象》的往来密切。但在现代出版业已初具规模的上海租界文化环境中，张爱玲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她所依赖的印刷媒体，其中主要是期刊对她有非同小可的影响。那么既然有《万象》主编柯灵的大力推崇，为什么我们最终只看到张爱玲在《万象》上发表了3篇小说，即《心经》(分两期登完)、《琉璃瓦》、《连环套》(分别连载在六期上)，且都是二流作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张爱玲没有选择《万象》作为她的主要投稿对象？她主要依赖的刊物是什么？当时的文学现场是怎样的？文学空间生产的机制是什么？ 在解决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当时的文学现场及张爱玲当时的生存状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42年夏香港沦陷，港大停课，张爱玲被迫返回上海，回到姑姑家。她仍企望完成大学学业，想转考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但她将再次遭遇没有钱的困境。因为战争，她从1941年11月便与几年前去新加坡的母亲失去联系，她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在百般无奈中，张爱玲也像她后来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作了“难堪”、“失面子”的屈服与妥协。她在弟弟的协助下，第一次回到了四年前逃出的父亲家，并索要了学费。张爱玲最终进入了圣约翰大学但随即而来的问题仍绕不开“钱”，因为她的生活费仍在毫无道理地依仗姑姑。再一次回到父亲家要生活费吗？敏感的张爱玲难以再次屈服。怎么办？钱，钱，钱，没有钱的难堪多年来一直梦魇般如影随形，时刻剥夺着她少女时代的自尊与快乐。 此时的张爱玲正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岔路口，她思忖多时作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辍学，卖文为生！张爱玲是被生活逼上绝路的。她曾说他们这一代人走出家门不带有任何浪漫色彩。的确，她的选择是悲壮的甚至是惨烈的！因为在当时战火纷飞、经济衰退、物价上涨、文坛荒芜、出版业萧条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面临着多么严峻的形势，张爱玲不会不清楚。 首先，上海沦陷后，文学刊物急剧萎缩，继续出版的文学期刊仅有《小说月报》、《万象》和《乐观》等三四种。到1942年，新出版的刊物不过五六种，《古今》创刊于3月，《万象十日刊》出版于5月，8月是《杂志》复刊，年底则有《大众》、《绿茶》露面。“自晚清末年，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上海，其出版的文学期刊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历来居全国之首。”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其中仅1933年，上海一地刊行的杂志就达215种之多，而被称为“杂志年”。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是上海小报发展的高潮，短短五六年间先后出版的小报就达700余种。在上海出版界的“黄金时代”，卖文不仅可以谋生(像鲁迅在1932年没有任何公职的情况下，仅凭稿费与版税就每月均收入不少于530元，按实际购买能力计算，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16000元左右)，还可以支付留学费用(像戴望舒、熊式一等)。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9320页。就是在“孤岛”时期，上海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大批文化人离沪的情况下，文学期刊在其鼎盛期仍达100多种。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也就是说，到1942年底，张爱玲打算依托的上海出版界正经历着晚清以来最严峻的历史时刻。由于沦陷以来，上海经济急剧衰退和物价飞速上涨，不只是城市苦力、产业工人，就连报刊的主要消费群体——“中产阶级”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所谓“不吃饭则死，不看杂志不死”江村：《文章与稿费》，载《杂志》，1943年8月第11卷第5期。的严苛现实威胁着出版业，也同样威胁着以卖文为主要谋生方式的作者群。 其次，自张爱玲去香港后，时局突变，她已不太了解当时的文化语境及文化市场的需求。除了忧惧日军的文化恐怖政策外，她未尝不担忧在她离沪之前便颇令她反感的“左派的压力”。从她几十年后写就的《忆胡适之》的文章中有“我知道它(指左派)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零年代”这样的话来看，她对“左派”对意识形态的苛求是有顾虑的。另外，她在港大三年一直坚持用英文写作，除了《天才梦》就没用中文写作过，哪怕是书信。她对自己的中文写作能力还不太有把握。 张爱玲面临的这两个最主要的困难都迫使她必须迅速寻求一个与自己文学趣味相仿并能够给予优厚稿酬的刊物，最好是肯为自己作宣传，以便使自己迅速走红，这样自己才有可能在文化事业萧条的沦陷区做一名职业作家。张爱玲在1942年11月辍学后，最初是用英文向《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投稿。最早的中文文章则是1943年4月发表在《紫罗兰》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 众所周知，《紫罗兰》是鸳蝴派的大本营。鸳蝴派虽在市民阶层颇受欢迎，但长期以来在文坛上一直备受攻击。在30年代就被阿英斥为“封建余孽”，在通俗文学极度盛行的沦陷区，它仍然只是投合小市民趣味的“恶俗”文学的代名词“封建余孽”之说来自于阿英：《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载《中国现代文学论》，1933(6)。。作家即使与鸳蝴派有文化上的血脉联系的，也极力撇清，没有主动归位的。 张爱玲为什么把一个已成颓势的刊物作为首要的投稿对象呢？原来张爱玲首次用中文写出文章后，还多少有点不自信。于是她通过一个亲戚的介绍把文章拿给周瘦鹃看，期望他能指点一下。没想到正逢周瘦鹃筹划《紫罗兰》复刊，周瘦鹃看过张爱玲的作品大为惊叹与赞赏，并希望张爱玲能同意把它们登在《紫罗兰》创刊号上。也就是说，至少在张爱玲去找周瘦鹃之前，并不知道《紫罗兰》要复刊，也就无所谓向《紫罗兰》主动投稿。从《紫罗兰》1943年4月复刊至1945年3月终刊，我们看到张爱玲也只有《沉香屑》两篇文章在《紫罗兰》上露面。这至少向我们暗示：《紫罗兰》从来就不是张爱玲的首选投稿目标。 从张爱玲投稿倾向上分析，她对鸳蝴派的没落看得很清楚。纵然对周瘦鹃有知遇之恩，但她犯不着为已成颓势的鸳蝴派重造声势。况且《紫罗兰》的稿酬也许不会太高，因为它自身从1943年4月复刊以来一直惨淡经营，常因经济困窘而隔月出版，末尾两期出版竟相隔4个月，最终在1945年3月出版了18期后不得不停刊。而稿费则是张爱玲投稿取向的首要因素。 张爱玲中文文章的发表是从1943年下半年骤然密集起来。不能不说，周瘦鹃的赏识大大激发了她一飞冲天的雄心。截至1943年底，除《沉香屑》两篇已投给《紫罗兰》外，张爱玲的稿件是这样分配的，《茉莉香片》、《倾城之恋》、《到底上海人》和《金琐记》投给《杂志》，《心经》、《琉璃瓦》投给《万象》，《封锁》、《公寓生活记趣》投给《天地》，《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投给了《古今》。 从中可看出，她的投稿虽有亲疏之别，但她还是在多方面进行了尝试。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她为什么从1943年的多方出击到1944年最终放弃《紫罗兰》、《万象》和《古今》呢？张爱玲与《紫罗兰》的关系毋庸赘述。张爱玲为她散文的发表园地最终选择了《天地》而不是《古今》，则是因为《古今》日伪的面孔做得太足。张爱玲为她的小说的发表园地最终选择了《杂志》而不是《万象》则极富研究价值。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折’，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21428页。柯灵作为当事人，他清楚事情绝非像唐文标所说的那么简单，张爱玲与《万象》“闹掰”绝不仅仅是傅文惹的祸。毕竟傅雷一文在《万象》上刊出以后，《连环套》又连载了一期，况且张爱玲亦有《自己的文章》作为对傅雷一文的回应。但究竟有什么“别的因素”，柯老也许是遗忘了，也许不便言明。 虽然目前已无法得知当时的真实情况，但据现有的资料(尤其是张爱玲与《万象》老板平襟亚的“一千元灰钿之争”即“一千元灰钿”之争，1944年8月平襟亚(笔名秋翁，《万象》刊物老板)，首先在《海报》上发表《一千元灰钿》指责张爱玲多拿一千元稿费。柯灵写文章本为张爱玲洗刷罪名，但反而坐实了这一件事。给予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机会)推测，《万象》稿酬太少恐怕是张爱玲与之决裂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把《万象》和《杂志》两相对比着来看。 1943年11月底，张爱玲与秋翁(平襟亚)议定，从1944年起为《万象》写《连环套》，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张爱玲：《不得不说的废话》，载《语林》，1945年1月第1卷2期。以每期《连环套》的字数而论，每期一千元稿费在1943年底就不算太高。据《杂志》社1943年7月举办的“出版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可知，当时名作家的稿费已达千字百元。但是沦陷区的物价上涨可谓日新月异。据《上海年鉴19491982》统计，整个沦陷时期，物价上涨了5490倍。因而到1944年2月，《杂志》增加稿费的启事便声称“至少每千字一百元为原则”，也就暗示或期许了名作家的稿费是高于这个最低限度的。至于《万象》，它的定价也由1943年11月的20元上升到1944年7月的100元，价格上调5倍，关键是张爱玲到1944年7月时已是炙手可热的名作家了，但平襟亚并没有给张爱玲加价。 于是当平襟亚提出为张爱玲出版小说集时，她十分犹豫，并写信向柯灵咨询。柯灵据实相告：“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21428页。于是张爱玲便毅然把出版权交给了《杂志》社。 这样做自然令平老板十分气恼，而且张爱玲自1944年7月后便不再向他投稿，最终没把《连环套》续完。平襟亚便借“灰钿”一事在《海报》上发表《一千元的灰钿》一文，指责张爱玲多拿一千元稿费以泄私愤。虽然最后在《语林》编者钱公侠的主持下各自在《语林》杂志上申述了自己的理由，比如张爱玲的《不得不说的废话》、平襟亚(秋翁)《“一千元”的经过》、汪宏声(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曾发表过《记张爱玲》，张爱玲指出文中的“莞尔”似乎坐实了她多拿一千元稿费一事)的《“灰钿”之声明》，算是不了了之了。但张爱玲与《万象》自此决裂。对照着来看，《杂志》则对文化人的生活尤为关注，从上文提到的“出版文化座谈会”及增加稿费的“启事”可以略知一二。 此外，虽然《万象》与《杂志》都十分推崇张爱玲，但由于办刊方针的不尽相同，反映在对她的态度也便差异自现。柯灵毕竟是有严重意识形态倾向的编辑，他既有把新文学火种借《万象》承继下去、传播开来的雄心，又想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中推行他的抗日主张。自他从陈蝶衣手中接过《万象》以来，《万象》的基本作家发生了变化：积极参加日伪“和平文学”运动的作家不再露面；通俗作家明显减少；一批从事新文学的作家多汇集于此，包括那些曾隐居辍笔、韬光养晦的作家也纷纷出山了，如王统照、唐弢、师陀、傅雷、夏丏尊等。在外地的叶绍钧、丰子恺、沈从文、施蛰存、端木蕻良、冰心也不时露面。柯灵显然更看重这些新文学作家的投稿，柯灵在接编《万象》的第一期即1943年7月第3年1期便增刊师陀的长篇《荒野》，短篇《狩猎》。又特别增加两面的插页，刊载叶绍钧先生手书的诗稿，和丰子恺先生的画，当时这两位先生都远在蜀中。与此相应的，有关他们的评论文章也不时出现。 对于这种变化，在柯灵接编后的第三个月，也有些担心地在《编辑室》栏目中问道：“第三年开始的《万象》风格似乎不自觉地有点改变了，我们不知道读者对这改变是不是感到兴趣？”柯灵：《编辑室》，载《万象》，1943年9月第3年第3期。 但《万象》终究是商业性杂志，争取读者是它首先要面对的生存威胁。半年之后，柯灵似乎在市民趣味与意识形态之间寻求到一种动态平衡。《编辑室》中的话便反映了他对通俗文学在无奈中的屈从及“中和”的努力：“本期的内容似乎比过去更其‘多样化’一点，读者诸君也许看得出来。小说只刊了四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比较倾向通俗性的。过去我们所刊的小说，颇得爱好文艺的赞许，但少数读者似乎感到较为重实，所以想试为调剂，算是一种读者兴味的测验。”柯灵：《编辑室》，载《万象》，1944年3月第3年第9期。张爱玲便一直充当着柯灵对意识形态作品偏好的“调剂”角色。 柯灵从来就没有把张爱玲与新文学作家置于一个同等的对话框内。在他眼中，郑振铎、傅雷、夏衍从来都是作为一个个文学界前辈、艺术的权威站在高处俯视、教导、关怀着张爱玲。于是傅雷对张爱玲小说的评论便成为“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而张爱玲基于不同的人生观、艺术观对此文所作的辩驳则成为“借题发挥”、“很不礼貌”的护短行为。柯灵还善意地嘲弄道：“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21428页。而《杂志》则把推出像张爱玲这样的“新近作家”作为它的主要办刊方针。 柯灵几乎是怀抱一腔爱才的赤诚认为张爱玲才出道，辈分浅，清浊难分，其行为很有一番劝诫、较正的必要。于是便对张爱玲有了一番晓之以大义的道德规劝：不要急于发表文章，待海晏河清后再刊行。因持有此逻辑，柯灵对张爱玲的走红反而忧多于喜。他不仅在《万象》上对张爱玲的推荐很有限，而且还对追捧她的其他刊物甚为恼火。 而《杂志》对张爱玲的追捧则是沦陷区刊物所能达到的极致。自1943年7月起《杂志》几乎每期都有张作，《杂志》几乎对张爱玲的所有社会活动都进行追踪报道，而且热心地为读者解答有关张爱玲的各类问题，并积极制造“读张”时尚。《杂志》专门为她举办了“《传奇》集评茶会”，“苏青与张爱玲对谈”两个座谈会，并特邀她参加了“女作家聚谈会”、崔承喜与上海女作家聚谈和“纳凉会”三个座谈会。虽然《杂志》上只刊登了有关张爱玲的评论文章3篇，但在《文化报道》、《编辑后记》、《杂志》信箱等栏目内出现的介绍、推崇她的文字俯拾皆是。《杂志》甚至对张爱玲潜力如绘画、舞台、服装的挖掘和对其文学因素以外的资源如照片、书简、原稿、隐私的借用不断升级。张爱玲逐渐被《杂志》从普通作家群中剥离出来，并由幕后走到表演的前台，在传媒故事中渐渐生动起来。可以说“张爱玲形象”是媒体制造畅销作家的经营策略所结出的硕果，是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与艺术逻辑吻合的经典。 也许是从“孤岛”时期延续下来“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战争思维在作怪，柯灵对撤退到后方的爱国文人作品中的艺术缺陷百般回护和偏袒。他不仅把《杂志》举办的“新文艺”笔法讨论会看做日伪分子别有用心的阴谋，还把傅雷文中以张爱玲技巧之长反衬巴金艺术技巧之短的一段擅自删掉，仅仅因为巴金正在后方从事抗日文化工作。为此傅雷大为恼火，几与柯灵断交。 凡此种种，敏感的张爱玲还是心知肚明的。她不仅对柯灵极力褒扬的傅雷一文立即回应，而且对柯灵的建议并不领情，并且好稿总是留给《杂志》。当《万象》上发表《心经》、《琉璃瓦》、《连环套》这样的张爱玲二流作品时，《杂志》上正刊载着《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留情》这样的一流作品。当然，人生体验和艺术理念的不同并不影响柯灵与张爱玲的私人交情。 除此之外，《杂志》与《万象》相比，其极富成效的版面设计和相对低廉的价格也增强了它的市场竞争力。如《杂志》25开本，比《万象》36开本大，比《古今》、《天地》16开本小，大小适中，别具一格。前有卷首插图，中有图版插页，从1943年1月起不仅长篇小说有插图若干，连短篇小说也增加了插图。封面设计典雅大方，有本期重要内容提示，内有折页式目录，字体较大，上下留的天地很宽，使人一目了然。显示出与上海沦陷区其他刊物不同的身份与气派。在价格上与它的竞争对手《万象》比：1943年8月，《杂志》192页，20元；《万象》207页，20元，此后一直是页码相差10页左右，价格相当。因《杂志》版面大，内容多，价格还是相对低廉。到1944年下半年，《杂志》与《万象》的差距逐渐加大，1944年10月，《杂志》170页，100元，《万象》180页，150元。后来《万象》终于因纸张等问题，1945年只在6月份刊出一期，便无疾而终。 行文至此，张爱玲与《万象》的短暂合作后的决裂便不言自明了。傅雷一文只是张爱玲与《万象》开始“闹掰”的导火线，其背后的深刻动因是《万象》有《杂志》这个既有市场号召力又有文化左右力、稿酬颇丰又肯全力以赴地为张爱玲作宣传的强大对手。相形之下，《万象》的一切皆成了劣势：稿酬太少，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万象》倾向于进步的面孔在沦陷区日伪的文化高压下举步维艰，当然最主要的是《万象》的主编柯灵办刊倾向偏“左”，与张爱玲在审美趣味和艺术理念上存在差异，柯灵在清浊难分的历史时期更倾向于“无为”。他曾劝张爱玲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舞，文章不如待海晏河清后再刊行。而张爱玲偏就只能盛放于时代的夹缝里、文明的荒原上。所以张爱玲与《万象》也只能是短暂的接触之后，永远地擦肩而过。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