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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文代会后，新文学史写作被提上日程。1949年9月25日，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在《一致的要求和期望》一文中说：“对于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五四’到现在的新文艺运动史，也应该组织专家们从新的观点来研究。这一切，都应当放在我们今后工作的日程上。”[1]之后，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其内容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喜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中国新文学史成为高校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各校被指定担任这门功课的老师不仅学术研究好，还要政治条件好。 全国高校中，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较早。早在年北京和平解放时，王瑶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学生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第二年清华大学就添设了“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由他讲授。讲授新文学史，因系创举，无规可循，编讲义，查原始材料，出己见，都很不轻易。在这种情况下，王瑶“不断接到各大学友人的来函，索取讲义或讲授大纲之类，但清华没有印刷讲义设备，著者只自存原稿一份，因此不仅对索取者无法应命，而且写成后也无法送请各方指正，再加修改”[2]。于是，王瑶产生了写作新文学史的想法，他利用教学时间，“随教随写”，终于写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在长达两年的写作过程中，王瑶受到了减克家、李广田、吕叔湘、吴组细和余冠英等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中的一些章节还在《进步青年》上先行发表了。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于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出版后，王瑶不断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是，当时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的编写方面，虽也有修改的打算，却并未付诸实践。直到1952年9月《文艺报》召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座谈会由出版署副总长叶圣陶先生主持，座谈会记录发表在1952年20号的《文艺报》上。这次座谈会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批评： 这次座谈会集中了许多文学工作者和文艺教育工作者的意见，批判了这本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严重错误。并指出了这本书的作者在采取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的文学趣味有着偏爱，它把“五四”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不分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主流与逆流，都同等重视，兼收并蓄；漠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作用；忽视新文学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联系，看不出革命运动是怎样影响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指出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材料的堆积，是资产阶级经验论的方法，连篇累牍地引用许多别人的评语，而对于文学形式却特别加以玩赏；分期类不当，一个作家被分成了许多阶段，看不出作家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和古典文学的继承关系这一问题，完全忽略了。[3] 针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存在的问题，座谈会上形成了两种看法。减克家、杨晦等人建议王瑶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的重要观点进行修改。王淑明却说：“这本书的缺点，我以为是在总的方面，不是部分的修改，可以改好的，因为这里涉及方法问题，与体例问题。”[4]在他看来，“正确完善”的文学史，即体现着新观点新方法的文学史以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最好由领导上约集专家，集体研究，分工合作，以期完成”[5]。但是，在集体编撰的“正确完善”的文学史出现之前，“在教学上又是这样迫切需要，只有大家先行动手，汇集材料，就力所能及编述出一些东西来”[6]。 王瑶得知座谈会内容后撰写了《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座谈会记录>》，表明接受批评，并通知开明书店，停止出售此书。之后，他开始具体修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两册，修订好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于1953年8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是在未公开出版之前做了修改，具体做了哪些修改，无案可查。对于上册，对校初版本与修订本就能看到王瑶具体做了哪些修改；对其修改特点做出总结，还可以发现建国初文学史写作所面对的问题，以及研究者如何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的。 二 王瑶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和正文各章节都做了修改。他对“绪论”的修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关于新文学性质、新文学主流和新文学的领导权等问题。为强化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王瑶在文字上加大了这方面的论述，他把原文中仅有一句的“但新文学的性质也不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改为一段近250字的论述，指出：“新文学是反映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和政治斗争的，它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统领下，王瑶认同了这样的逻辑思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隶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说新文学内容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这也是这个时期学术界对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主要观点。 相对而言，王瑶对新文学领导权的阐述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他以阶级斗争观念代替了统一战线观念。在初版本中，王瑶是按照“统一战线”思路来论述新文学史的内容的，即新文学由“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三种形态构成，在修订本中无产阶级之外的各民主阶级的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不仅构成了等级关系，而且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领导和团结、斗争以及改造的对象进人新文学史的。原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简单说，“新文学”一词的意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它的性质和方向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路线来决定的。就作品思想内容和作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来说，它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是统一战线的，包括各民主阶级的成分。五四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和社会的激剧变化，很多作家都经过了思想上的进步和转变······ 在修订本中，王瑶把它改为： 它的性质和方向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和方向来决定的。但正因为新文学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并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经过了无产阶级对其他各民主阶级领导的加强(团结和斗争，)新文学在发展中经过了一次一次的思想斗争和改造，从五四开始即是逐渐向着无产阶级文学而发展的。左联时期已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而且也有像鲁迅后期杂文那样的具体作品的表现；特别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无产阶级思想已在新的人民文艺作品中占着压倒的优势，这说明虽然新文学内容的性质基本上仍是新民主主义的，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已在成长并壮大起来了。随着新文学发展中的思想斗争和改造，很多作家经历了思想上和阶级立场上的变化…… 以上论述中，王瑶特别凸现了无产阶级文学对其他各民主阶级的斗争和改造。在这种以阶级斗争观念代替统一战线思想的修改原则下，初稿中凡是强调统一战线思想而有违阶级斗争观念的话语，比如“如果片面的，就作家的出身或某一部作品来指定他的阶级属性，是很危险的事情。但就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说，却充分地说明了它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内容，它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自然都被删除。 在修订稿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王瑶对“鲁迅的方向”和“毛主席的方向”的关系的阐释。建国初期如何认识鲁迅与党的关系是学术界至关重要的问题，王瑶接受了毛泽东、冯雪峰等人对鲁迅的解读，认为鲁迅自始至终都受到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说“即如鲁迅，他在前期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如他自己所说，他是相信进化论的；但由于他的一切战斗都是彻底的，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求的，因此他就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了。这当然也就说明了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是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之下进行的，而且这也正是使他的后期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原因”。在谈到“左联”时期的鲁迅时，王瑶引用冯雪峰的论述来说明“左联”时期鲁迅受到了“党的领导和支持”，才成为“左联的首脑和当时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或主将”，而且，“鲁迅先生领导着左联的那几年，他自己是完全明白的；我们党在支持它，而它在我们党的旗帜之下战斗”。在此基础上，王瑶得出结论：“我们说‘鲁迅的方向’，就是因为鲁迅先生通过了左联，与党发生了经常而密切的关系，党给了他支持和力量，同时当然也因了他自己的积极和主动的战斗业绩，遂使他成为我们文化战线上的一面伟大的旗帜了。”也就是说“左联”时期“鲁迅的方向”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党支持并领导着鲁迅，王瑶辨析“鲁迅的方向”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强调党对新文学的领导，是把“鲁迅的方向”统一并等同于“毛主席的方向”。 在初版本中，王瑶曾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在鲁迅毛泽东所领导的方向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而鲁迅，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那个时期之最正确完备的体现。”修订本改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毛主席更亲自对文艺运动和创作实践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和方向，因而使新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所以我们可以说，党对文学战线的领导作用，是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其加强和巩固了的，而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就是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党所领导的方向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按照毛主席就是共产党的化身的逻辑，把由鲁迅与毛泽东的共同领导，改为毛主席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为回应对原版中“漠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作用”的指责，王瑶在修订版中除了直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外，还通过对鲁迅的修改来强化共产党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三 王瑶在“绪论”中强化了新文学的性质以及领导权外，也同样吸取权威理论，加大现实主义作为新文学主流的论述。除此之外，为了纠正批评者所指出的原版中“把‘五四’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不分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主流与逆流，都同等重视，兼收并蓄”这一弊病，凸显现实主义的主潮地位，王瑶不仅在“本书各编中皆包有讲述关于创作趋向的一节，目的即在说明现实主义的主潮在新文学历史发展中的一般情况”，还对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非现实主义流派的相关章节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不仅对这些非现实主义流派进行总体上的否定，把它们定性为“落后”和“反革命”的“逆流”，而且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介中进行具体的批判。 在初版本中，王瑶很赞赏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在艺术上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修订版中，他对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的总体评价和作家作品的评述，努力从阶级属性出发，遵循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把对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作品的技巧和结构的肯定赞扬，改为对其内容空虚以及反动的批判；认为这些流派是以作品形式上的追求来掩盖其内容上的空虚或者反动，作家的创作麻痹了读者，对读者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王瑶在对各种非现实主义流派进行总体否定和批判中，对新月派的修改最多，对它的定性批判也最多。他说：“这些人的文艺观点本来是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因此在诗歌的创作上也一样地表现了病态的甚至反动的意识；为追求形式格律的完美，而竞尚雕琢，复以形式至上主义来掩饰那内容的空虚纤弱，以迷惑读者的感觉，所发生的影响是很坏的。”具体到对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的评述，修订本仍引用他的具有个人主义特点的话语，只是把原来的“十足地反映出了他的向上的市民的要求”的评价，改为“十足地反映了他的右翼资产阶级思想”，突出了徐志摩的阶级属性。同样，对徐志摩的诗歌特点的介绍，修订本也仍然保持原状，只是在“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成就的，章法的整饰，音节的铿锵，形式的富于变化”之后，把“都是他的诗的特点”改为“但内容极空虚。他是新月派诗人的主脑，文艺倾向是很坏的”。按照同样的修改原则，修订本把陈梦家“怀旧的情绪也适宜于唯美的传达，形式是很完整的”改为“也有许多不健康的怀旧情绪，内容是非常空虚的”；把“他的诗格律严峻，形式完整，特别在一些小诗上更其如此”，改为“好像这些兵士的遭遇是命中注定的一样，就是新月派诗的内容，在当时是发生了麻痹人心的不良作用的”。 王瑶对现代派的修改也增加了总体上的定性批判，认为现代派与新月派在“以形式文字的排比来掩饰内容空虚纤弱的特点”，“两派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受资产阶级没落期的所谓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很深，以为诗只表现一种情绪，甚至以人家看不懂为妙；这种荒谬的主张也曾在中国发生过相当的影响，客观上起了诗人逃避现实的麻痹作用，影响是很坏的”。评述戴望舒的创作时，则把初版本中的“在写作技巧上，《望舒草》是有很高成就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他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情绪，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改为“而实际上却使自己更其麻痹了，对读者的影响尤其不好。就当时文学运动的一般情况说，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出现是和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相对垒的；它们自然是起了一些阻碍进步文学向前发展的作用的，但对于文学的主潮来说，这种阻碍作用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也是为当时革命文学阵营所不断批判了的。随着我们文学运动的扩展和深人，这些所谓‘流派’就再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存在了”。 在非现实主义流派中，王瑶对象征派作家的修改力度最大。修订本除了把原来的肯定性评价改为否定性批判外，还删除了对个别作家的某些创作或全部评介，使得个别作家的某些创作或者全部从史稿中消失。受到这种“历史待遇”的作家有王独清和林庚二人。修订本突出了王独清的“托派”身份，把初版本中对王独清的介绍：“五份以后，从个人英雄主义出发，他接近了社会运动；这样诗中就有了一些在流浪途中所见到的苦力和巡捕打着的工人的形象”，改为“他接近了政治生活，但不久便沦为反革命的托派了，在创作上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修订本以政治身份来裁定艺术成就，初版本中对王独清后期诗歌和历史剧创作的评介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对郭沫若诗歌和历史剧创作评介的扩充。 但是，在政治正确的修改原则下，王瑶对林庚评述的全部删除却耐人寻味。初版本是在戴望舒之后评介林庚的，字数长达500来字。王瑶说林庚的诗集《夜》和《春雨与窗》，“如果要加名目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诗歌”，在这些诗集里，林庚“感到现实是暗沉沉的夜”，“他孤独，也不少幻灭的感觉，但也压不下又去追求的情绪；正像二个夜行人，他是在孤独中摸索着的”。其诗作“有的是怀古感旧的情调；诗是缠绵忧饱的，音调的柔和凄楚也与诗的情调一致，技巧是有相当成功的”。他的“诗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一致的，他尝试着各种形式，有时用标点，有时又不用，在技巧上是有相当成就的。”这样的评述，在今夫看来是契合林庚创作的。但是，在1952年王瑶修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时，如何修改他对林庚的评价，对他来说可能颇费踌躇。 王瑶和林庚私交甚好，他们同属“清华学派”又为北大同事。1933年林庚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朱自清先生的助教。第二年王瑶考人清华大学，1937年又做了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1947年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朱自清先生撰写了序文，王瑶撰写了他对林庚文学史的评价文章，收录在《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林庚很有文采，有“五四”精神。1952年院系调整，王瑶调到北大，两人遂为同事。初版本里王瑶肯定和赞扬了林庚的创作，在修订本里若要对林庚的评述进行修改，也必然要把肯定赞扬改为批判否定。这可能是王瑶不愿意的做的事情，因此，在修订本中，王瑶把初版本中关于林庚的评述全部删掉，这样做即减免了对林庚的批判，间接上也是对林庚的一种保护。 四 王瑶除了对新月派、现代派和象征派这些非现实主义流派进行修改外，对革命作家或左翼作家的评述也做了修改和删除。修订本比较大的改变有两处，一是把初版本中对马子华的评述置换为对罗淑的评述，一是删掉了有关李辉英的评述。原文是这样评介马子华的： 一九三六年马子华出了中篇《他的子民们》和短篇集《路线》，又在《文学丛报》上写了一些短篇如《勾结》《南溪河检》《查长》等，他的小说大都是以云南南部作背景的。作者在《他的子民们》的跋中说： 南中国，封建制度是更深的表现于那特有的土地生产关系上。这中篇所描述的一切故事的发展，除了人名地名以外，向壁虚构者少，而真确的事实倒很多；至少在主题方面始终都还顾及到，那么，这篇东西读者如果把它当作报告文学来看，多少总是还可以的。 这是些西南边鄙“土司”治下的子民们的情形的，那完全是原始的封建领主对奴隶的关系；“土司”可以任意杀人，农民不只没有土地，连女儿都是属于“土司”的；展开的是多么残酷的一幅图画。小说中的主人公农民阿权经历了种田，打猎，和淘金沙，但每样都逃不出土司的掌心，最后写的是淘金沙的奴隶们底自发的反抗，结果当然是惨剧，土司有武装齐备的五百兵士。作者在《跋》中说： 这个中篇是在一九三三年初冬开始动笔写的，那时，我受到了一点意外的变故，事后带着失望和感伤的情绪写它，内容上，描写上，无意间受到的影响很深，把整篇小说渲染上无限的灰色的气氛。以后重读一篇颇不满意。 但这故事本身是悲壮的，作者的情绪并没有使它太灰色了，倒是如实地写出了一向不大为人注意的西南的一角。他的短篇也都有很浓重的地方色彩，显示了云南虽然边远，到底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部分，那里的农村也一样地在动乱衰破的变化中。 修订本中这些文字被删掉后，替换上对罗淑的评述，具体如下： 罗淑的短篇集《生人妻》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其中也多半是描述农村中悲惨生活的遭遇的，尤其是农村妇女的酸辛与苦痛。作者以素朴清新的笔调，细致地写出了这些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变化。其中《生人妻》一篇尤为人称赞，这是写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农民出卖生人妻的生活悲剧的。这对夫妻贫穷到每天割青草出卖也还是活不下去，于是丈夫虽然觉得“羞愤和屈辱压低了他的头，”但也只好把她卖掉了。那个买她的新丈夫是惯在场口上找人喝酒，谁提起都要吐口唾沫的流氓，她在新婚的喜筵上就遭到了新丈夫的辱骂，还受到了小叔的调戏，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便自发地逃了出来。在路上颠沛了一夜，到黎明时候到故家的时候，她原来的丈夫已经因为她的逃走被人抓去了。作者对这个生活在无告的命运下面的女性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她虽然被丈夫卖掉了，但她却仍旧未失去对他的爱情和同情；她虽已决定向命运屈服了，却又自发地逃走了，表现了反抗的一面；但反杭了以后却又害怕拖累了她原来的丈夫而懊悔。作者细致地写出了这个女人的心理变化，她不是勇敢的抗争，也不是麻木的屈服，虽然是在那样的悲惨遭遇下面，她仍然是要活下去，而且仍然是对生活抱着期望的。她的举动都好像是在突然之间决定的，但这却正是事件之合理的发展，而这样的女性也正是当时落后农村中善良农妇的一般的典型。比如当买主就要来的时候，妻子对卖她的丈夫是怀着仇恨的；但当丈夫在床头稻草下摸出了才赎回来的它们不久抵押出去了的银簪的时候，她却忽然流泪了，便咽地说：“我不要!──你留住有用处，我，我不要啊!······”银簪划开了这一对受难者夫妇之间的心的隔膜，就从那裂缝中涌出了纯朴的真诚的感情。于是女的揩干眼泪，坚定地说：“我走!”而且在踉跄地走了一段以后，还回头急急喊道：“当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晒在桑树上，莫忘记收进来!”这样细腻的描写把这对夫妇的悲惨的“生离”和它们之间的纯洁的心境都写出来了，而且也说明了造成这种悲惨现象的社会原因。此外如当这个女人被扯到喜筵间向媒人敬酒时的心情，以及被人指使到猪圈里去“洗晦气”时的情形，也写得很委婉生动。除这篇外，其余各篇也都写得相当成功。作者虽然写得数量不多，但每篇都是比较结实的。 修订本中，王瑶用罗淑来替代马子华，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两人作品内容上的差异。马子华是云南白族人，1931年曾加人“左联”，《他的子民们》“故事本身是悲壮的，作者的情绪并没有使它太灰色了，倒是如实地写出了一向不大为人注意的西南的一角”，但它所表现的毕竟是一出惨剧，“淘金沙的奴隶们底自发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在《跋》中，可以看到作者撰写这部作品时是“带着失望和感伤的情绪写它”，从而“把整篇小说渲染上无限的灰色的气氛”。而罗淑的《生人妻》虽也写的是主人公自发的反抗，也是一出悲剧，但“也说明了造成这种悲惨现象的社会原因”，可见，《生人妻》替代《他的子民们》，主要在于它的社会批判功能。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修订本中，对左翼作家的另一处较大的删改，则是删掉了对“东北作家群”中的李辉英的评述，具体如下： 其中比较早的一个作家是李辉英，他的长篇《万宝山》是企图以日帝积年的经济掠夺来解释九一八之前的万宝山事件之成为人民反日斗争的大运动的，但并没有写得很成功。一九三三年他又回东北看了二次，写了短篇《丰年》，序中作者向自己说：“你该把那种书写闲情逸致的笔调，变成反抗敌人的武器!譬如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压迫，屠杀，欺骗我们弱小民族的人类事情。同时你也该抓住现实社会的某一点，说上一些该说的话。”这书就是他所说的实践。其中《丰年》一篇写的是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的故享，爱和平的老农夫孙三怎样从事实教训中由落后而认识了必须参加抗日的过程。《修鞋匠》是东北的一个修鞋匠因日本橡胶套鞋大量倾销，而他不会修补，遂由愤懑而自发地反抗那干涉他摆摊子的警察。另一篇《乡下人》写青年学生的地下反日运动。题材都是有现实意义的，作者也有激昂的情绪，文字中用的吉林土白也适宜于表达当时的情状，应该是写得很好的；但作者的思想性不强，只能表面地介绍出现象，感人的力量就差了一点。文字通畅而欠简练，说明的地方过多。 修订本中这段文字被删除，与建国后李辉英定居香港有关。李辉英是30年代较早崛起的东北籍现代文学作家，先后参加了“左联”、“北平作家协会”。抗日战争期间加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随“作家战地访向团”在抗日前线巡回演出和访问，出于对日寇侵华的愤怒，自1932年始，李辉英拿笔作刀枪，揭发和声讨日寇罪行，宣传抗日救亡，并于1932年只身潜回故乡，调查日寇犯下的罪行，为日后写作积累了丰富素材。抗日胜利后，李辉英曾在东北任长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但是，1950年后，李辉英却定居香港。香港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建国初期许多海外华人克服英美帝国的百般阻挠设法回到祖国，报效祖国，李辉英却滞留在香港，政治上自然“有问题”，也就不能进入文学史册。1951年8月5日王瑶在给一位向他请教新文学教学问题的教师的信中说：“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7]这封信是在《文艺报》召开的座谈会之前写的。此时的王瑶和李何林、老舍、蔡仪等人一起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草拟工作，“大纲”强化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重点放到文艺思想斗争上。按照“大纲”要求，王瑶已经意识到有政治问题的李辉英不能进人文学史叙述了。 以上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的初版本和修订本作了对校和分析总结，可以看到王瑶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的具体修改以及修改特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修改仍然无法满足50年代不断更新的政治标准的要求。1955年第19号的《文艺报》上，刊登了一篇题名为《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影响—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文章，作者甘惜分说《中国新文学稿》(下册)“不仅没有避免大家所指出的上册中所存在的那些错误，反而更加发展了那些错误；这种发展，特别显著地表现在他对胡风集团的捧场和掩盖胡风集团的反动思想等方面”。对此，王瑶在1955年10月30日的《文艺报》上作了题为《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检讨[8]，承认错误，《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停止发行。1958年《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受到批判[9]，王瑶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一文检讨他“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直到80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稿》才得以再版，才获得它应有的声誉。近年来，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人们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了它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1]1949年9月2日，《一致的要求和期望》，《文艺报》第1卷第1号。 [2]《中国新文学史稿·自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于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初版。 [3]甘惜分《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影响—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文艺报》1955年第19号(1955年10月15日出版)。 [4][5][6]《<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纪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7]《王瑶文集》第7卷60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8]《文艺报》1955年第20号。 [9]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专门写了一本书，题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