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年代后，“重写文学史”思潮浮出水面，学者们试图突破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寻找新的研究视觉和价值评论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新的解读。“海外汉学”尤其是李欧梵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有力推动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改观，很多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重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过程。[1](P11)钱理群等人给出的这个概念代表了当时学界认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走向现代性的过程，学者们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也充分把握住“现代性”这个主潮，展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以及其时间界定的论争，并且开始关注现代化与现代性两个概念，从不同的文学史叙事范式中把握住现代性的“核心”因素。 一、“颓废”文学史叙事 李欧梵的自他的博士论文开始，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予以审视，他以浪漫主义思潮为对象，独特的视角、睿智的眼光对从近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进行分析，写作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发掘出了现代文学里的颓废美感。这一观点印合了波德莱尔的颓废与绝望的现代性思想。李欧梵由此出发，展开了他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形成了一套与“五四”的启蒙文学史和“左翼”的革命文学史相不同的以“颓废”美感为核心的文学史叙事。李欧梵这种“颓废”文学史叙事，以全新的审美观念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发掘出了一批为以往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所蒙蔽的中作家作品的价值。自《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李欧梵从浪漫主义这一视角联系了看视关联不大的一批作家，从近代的林纾与苏曼殊，到创作社的郭沫若、郁达夫，以及徐志摩、蒋光慈，再到左翼的萧军。在这其中，颓废的核心代表是郁达夫。李欧梵深入郁达夫的世界，以文本细读加精神分析的方法，从他的日记和作品中逐渐还原出一个颓废、放诞、自弃同时又自我崇拜的郁达夫，予以这种浪漫主义文学的流行全新的解读“他的作品流行起来，使他成为出名的人物，结果令他更为深入自己的幻象他必须是颓废的。最后，风格变更了独特的格调，习惯变成癖性，他的个人弱点变成了公众的资产。”[2](P122)同样，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李欧梵《铁屋里的呐喊》里，为我们刻画出来了别样的鲁迅，不再是坚毅深刻的“民族魂”，而是矛盾、苦闷、犹疑的鲁迅。李欧梵指出，鲁迅一方面深受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具有“反抗传统”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是主要的。正是这些艺术观和思想方面的现代特点，使鲁迅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顺着现代性的线索，李欧梵揭示了鲁迅文学世界里的某些审美上的颓废因素，这无疑是对既有鲁迅研究的极大挑战，而正是这种挑战，为鲁迅研究扩充了阐释空间，使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鲁迅，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维度。而依《范柳原忏情录》，张爱玲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她是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她小说中的“荒凉感”，是一种“颓废感”，是四十年代少数具有世纪末感觉到作家之一，这是现代文学四十年代的现代性。到了当代，这种情绪呈现在了王安忆的作品里，如《世纪末的华丽》里呈现的世纪末的颓废华美，与张爱玲的小说有相似的精神内核；她另一部小说《荒人手记》是一种世纪末式的对于整个时代的审视和反问这是颓废的时代，这是寓言的年代。这种世纪末的的感觉在李欧梵看来正是80年代文学创作繁荣的重要因素“危机感愈强，创作欲愈旺；幻灭感愈深，所创出的艺术也会更华丽”。[3](P21) 李欧梵的一系列论著大致梳理出了一条中国文学史上“颓废”线索从魏、晋、唐、晚明的一些文学，到《红楼梦》、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到鲁迅的《野草》等作品，到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和张爱玲巅峰时期的小说，到王安忆以及台湾朱天心的小说，都属于以“颓废”为核心审美意识的文学现象。李欧梵以这种审美标准为基础，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打破以往的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救亡文学为主打的文学的视野。李欧梵以“颓废”美学为切入点，来感知文学艺术内在世界的魅力。他注重“颓废”这种审美上的感情所具有的艺术内涵“它(颓废)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的内在真谛。”[4](P149)而李欧梵如此强调“颓废”美学，并不仅限于对艺术的评鉴，而旨在对文学的深入理论和评判，他从颓废中发掘出的现代性思想，正是这种文学史叙事的巨大价值所在。李欧梵认为颓废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艺术表现模式，“它是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5](P49)他识颓废为文学现代性表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发掘作品的颓废美感来发掘作品的现代性。他认为“(鲁迅和郁达夫)的颓废面，大陆上一般学者都不敢正视，或故意曲解，其原因除了道德因素外，主要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并没有把颓废看成“现代性”的另一面。”[5](P57)李欧梵的这种“颓废”文学史叙事在当时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给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维角度。处于80年代这样一个社会时代大变革的时期，新思潮的兴起、外来思潮的涌入，学术研究开始打破陈规，反思和质疑以往的结论，李欧梵的研究思路，无疑应和并促进了这样的革新。 二、现代性的探求 李欧梵引入“颓废”文学史的问题框架，并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条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线索，他还力图据此反思“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整个文化进程，指出30年代的现实主义和最终全面革命化这些似乎具有各自独立性的文学问题背后，存在着相同的现代性态度或者说现代性信仰。李欧梵说，“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6](P90)李欧梵借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社群”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详细地分析了晚清时期由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催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公共领域空间的兴起，并将其纳人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中进行综合考察，指出这些“新的观念进人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5](P13)李欧梵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流追溯至晚清，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来自晚清，这种现代性研究主要探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里具有启蒙成分的现代性思想与文化。 李欧梵提出现代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肯定的层面，即世俗的现代性；一个是反思的层面，包括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批判。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引入的“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以及后来的“反思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起始。这些现代性因素在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框架中，线索是很清晰的。因为社会现代性后果而促使的对启蒙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与哲学上的反思相呼应，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便使文化现代性裂变出一种被称为反现代性(包括反社会现代性和反启蒙现代性)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学界热门话题中的所谓“两种现代性之争”就是指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的对抗。李欧梵在其文学史叙事中也充分注意到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因素。而李欧梵更加偏好的则是那种倾向于“浪没的与预废的”审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传统。李欧梵从颓废叙事这一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又一副面孔出发，特别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颓废情绪的表达，以及某些怪诞、神秘、新奇的文学叙事方式。这些文学话语曾长期被中国大陆的主流历史叙事———无论是国家主义的，还是知识分子的“五四”启蒙叙事———遗忘和压抑。李欧梵的这种关注，使曾被埋入历史底层的现代主义文学叙事，重新浮现出来，它们曾被压抑的美学内涵也获得了极大释放。“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推动下，形成了80年代以来作为正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在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推动下，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活跃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并且，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成为主流叙事之后的霸权与遮蔽，激发了一种可以称为“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对立叙事在90年代后期的出现”。[7](P9) 法国学者伊夫·瓦岱在其演讲集《文学与现代性》中提出文学现代性不是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与启蒙现代性相对应的，但是文学现代性却包含了两者审美现代性是文学现代性的审美内核，是其审美动力机制的源泉，是文学审美想象空间建构的理念，它是转瞬即逝的；启蒙现代性则是文学现代性永远保持其现代意识的外在条件，它是指向未来的，是永恒的。[8]李欧梵所看重的“颓废”，正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他认为“在中国五四时期，这两种现代性的立场并没有全然对立”，启蒙的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于是小说叙述模式也逐渐反映了这一种新的现代性历史观”[4](P149)。李欧梵首次将“现代性的追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联系起来，并且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放在对现代性的探讨里。在他看来，所谓现代文学就是现代性影响下的文学。王瑶先生认为“现代化”可以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9](P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话语逐步扩展和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的知识视野，对于“现代化”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转变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现代性”知识。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现代性则是现代化的一个表征概念。从现代性中派生分化有反思质疑的现代性和注重感性生命、灵性本能、情感投入的现代性。李欧梵的研究观点可视为这种“现代性”知识中重要的一元。 三、从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来看其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李欧梵以现代性为视点的文学研究模式，提供了中国文学考察的另一个维度，这在实际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的说法，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0]换句话说，一种新的范式提供了另一个研究的模型，而这一新研究模型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完全不同的问题和答案。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李欧梵的文学现代性叙述，最终使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占有了风标独具的重要一席。李欧梵以现代性为中心对中国文学史的重构，一方面在于它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原先被压抑、被遮蔽的某些方面照亮了，使文学史不再是某一精神、理念或趋势的单调、平滑的演进史；另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历史观照方式和想象方式。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海外汉学”研究以“现代性”为核心观念，拓展了一片较之“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和“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当然“海外汉学”深受西方文化思想体系的影响，其文学史观点合理性和适应性也并非绝对的标准，不过，就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来讲，其所带来的启发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李欧梵的“颓废”文学史叙事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发掘，印合了当时中国学术研究新思潮迭起的局面。新时期学术界的“重写文学史”力图借重对历史的重新叙述，用以五四启蒙精神为标志的知识分子意识，恢复长期被极左思潮严重扭曲的文学史原貌，并意图赋予其新的意义。这样，许多原先被屏蔽的文学史现象得以进入历史叙述的视野，从而历史本身固有的文学生命力得以激活。从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模式和方法上看，人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摆脱“苏联模式”而开始转向“英美模式”的倾向。注重学术方法、引入了大量现代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所处时代的思想和社会背景给以更大注意，注重文化研究。作为对建国后的中国文学研究重视内容而忽略艺术的倾向的一种反拨，特别强调艺术欣赏重要性，强调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在这样一股潮流之下，文学史的写作大体上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化范式向文化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李欧梵以“颓废”美学为核心而建构起的文学史正是这一转换的中坚与代表。“现代性讨论，带来了一元文学史观的瓦解，但它更为重要的价值，还是表现在对新的研究空间的释放上。”[11](P134)在这样一个范式转换的潮流中，许多文学史的写作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关键词”来使用，并寻找诸如“颓废”的核心美学特征来试图诠释整个时代文学的艺术价值。典型代表如“三人谈”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的“悲凉”。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代性”只是概括中国20世纪文学的重要范畴之一，而不是全部。如废名的“禅境”式的作品，张恨水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时，新时期以来的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贾平凹的小说散文，如果一定要用“现代性”去评估其艺术价值，势必要得出失望的结论。即使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能够满足“现代性”的要求，也不能仅以此来衡量而忽略其他价值，否则很可能削足适履，抹杀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如对于鲁迅，李欧梵为我们展示了其复杂矛盾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但这只能作为鲁迅意义研究的一种或一部分。准确意义上的“现代性”可以成为评价相关作家的一个标准，但决不是评价他们的唯一标准，更不是用以评价所有作家的统一标准。部分学者在进行文学史研究中就过分注重一种标准来对作家作品进行筛选，从而难免有不准确和遗漏之处。“为了反拨过去的“政治标准”，“审美”就有可能被抽离出来，被颁布为另一个大写的标准，这种对抗性的思路决定了“审美”本身的抽象化，其与政治、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自然被简化或忽略了。事实上，在80年代特定的语境中，“审美”的鼓吹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政治性，是一整套现代化历史想象的一部分。”[11](P125) “海外汉学”的文学史研究中，夏志清的以“纯文学”理论叙事对抗左翼文学史叙事，就存在这一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美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文化现代转化的整个过程，重写文学史思潮也随之深入到多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分析。而这种深入并没有从此就找到完全满意的研究模式和我们想要的成果，因而也带来了对这种研究范式的质疑和反思。随着社会思想的新变化，人们开始以更客观的姿态审视文化现代性研究范式。在90年代关于“反思现代性”的大讨论中，人们开始质疑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学史观点完整性。海外汉学研究的突破与不足启示了后来的研究者们寻找更加深刻、真实地反映文学史本质和原貌的叙事模式。在经历“反思现代性”的大讨论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不在热衷于努力发掘其中的现代性，而开始进入多元领域，文学研究开始跨学科发展。新世纪以来，随着学术反思精神的深入以及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青年学者的推动，尤其是当下，正处于现当代文学三个“三十年”这样一个标志性时段的届满期，研究界回顾以往的研究路数，重评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意义成为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当代性”的提出，对“纯文学”的质疑，“左翼精神”的重倡等等一系列现象说明了随着批评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在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和评价体系时，越来越多的注意到了这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考虑到文学自生以及其与其它领域的关联，同时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如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以及文学思潮中的意识形态部分)与非意识形态性(文学性、独创性、风格多样化等)结合起来考虑，试图从这些多维的因素中还原出文学本来的面貌，从此逐步在形成又一研究范式———后现代的解构范式，在这样又一新的范式形成之下，认真认识前次文学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内容与合理价值，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研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A].漫说文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志宏等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李欧梵、季进.现代性的中国面孔[ J].文艺理论研究，2003(6). [4]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2000. [5]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郑闯琦.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 l). [8][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6(3). [10][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