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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3日至25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主办，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承办，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单位协办的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在重庆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出版社、图书馆、档案馆的正式代表70余人，王景山等老一辈著名学者给大会发来了贺信，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的数十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列席了会议。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代表们畅所欲言，广泛交流，既反思了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现状，又从学科的独立、方法的创新、领域的拓展等方面为其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还从扎实的文学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刊杂志、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具体说来，会议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 一 目前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具体阐述了目前史料工作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不可靠的史料已经被指出，但信息传递不到，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仍然在使用传播；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文献文物的拍卖十分兴旺，新的文学史料通过拍卖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但拍卖也给史料工作带来了新的难度；在对口述史的整理过程中，存在着方言引起的交流理解问题，增加了史料整理的困难；档案馆查阅的限制也影响着史料的开发搜集。 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探究了市场机制给史料研究带来的冲击，他把当下史料学的生存状况与易中天、于丹的讲史热潮进行了对照，对当下史料学研究市场小、读者少的状况表示担忧。 管士光（人民文学出版社）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境况和企业化运作条件下史料研究的出路和《新文学史料》的发展问题。他指出目前关于老作家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难发掘，收哪些和怎么收成为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文学史料》也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要兼顾科学研究与商业运营。管总编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义务和责任做好史料的发掘和搜集工作，《新文学史料》要采用多渠道办刊的方针，把作者和出版社联系起来，和研究机构、高校互动起来，把刊物办得更好，使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有一个更好的阵地。 二 现代文献学学科的独立 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史料重视不够以及相应的评价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强烈呼吁现当代文献学学科的独立。他认为，学科的成熟与史料研究的成熟是休戚相关的，现当代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意识的不够限制了学科的发展；对史料的不够重视也导致了评价机制的不健全，史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史料工作无疑也是研究，古典文献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现代文献学也应该独立出来；资料抢救在现代文献方面其实更为急迫，学科的不独立和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限制了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这种状况亟须改变。 徐鹏绪（青岛大学）则在其长篇书面发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中对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体系建构、传播功能与模式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三 文学史料研究方法的创新 陈漱渝（鲁迅博物馆）以切身的经历、翔实的材料对冯友兰所概括的史料工作的“收集”、“审查”、“了解”、“选择”四步骤和相应的“全”、“真”、“透”、“精”四原则作了精彩的演绎和发挥。管士光认为史料的收集、整理应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充分尊重历史，而史料的解读则应该在历史的背景下对前人给予同情的理解。张杰（《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指出史料研究应该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的方法。 刘福春特别强调了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他精辟地分析了文学史料与问题意识相互依存的关系，指出不深入到史料中去就提不出问题，同时不带着问题来看史料也等同于白看。陈子善对史料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希望史料研究能够有个新的拓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文献学角度的校注进入到批评性的校读。王锡荣探讨了市场机制下史料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他认为在经院式的研究无法走向大众的情况下，如果借鉴一点当下讲史的方式，增强市场化操作的意识，对史料研究的推广会有所帮助。 四 文学史料研究领域的拓展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以抗战时期四川省合川县的《大声日报》和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导报》为例，呼吁加强对地方性文学报刊的整理和研究。他认为目前地方性文学报刊尚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加强对地方性文学报刊的打捞、整理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现有研究格局增加许多意外惊喜，得到许多细节上的丰富，更在于从“地方性知识系统”建构的新角度和新立场上拓宽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空间。 王景山（首都师范大学）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两点建议：抗战时期的期刊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抗战时期的地方报纸副刊值得进一步研究；高校校园文化和文学社团方面的史料研究也有待推进。 王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则强调从档案材料与口头史料的角度，拓展史料研究的领域。他建议档案应该更加开放，口头史料也要加紧抢救。 陈子善指出史料研究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从民国拓展到当代，以新的途径（如竞拍）出现的新的史料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五 从文学史料出发的近现代文学研究 报刊杂志方面，胡全章（河南大学）对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数量、发行量提出了新的看法；秦方奇（河南平顶山学院）介绍了《豫报》这个河南留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及其创刊号上两则疑似鲁迅撰写的广告；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通过对陪都重庆文学期刊的全面研究，考察了抗战时期战时体制下的文艺政策以及文学活动的状况；何瑶（重庆师范大学）则以《抗战文艺》为中心，分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作家作品方面，胡全章对清末民初京津白话报刊孕育的通俗小说作家徐剑胆的创作情况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杨站军（河南大学）介绍了自己辑录、点校《蒋智由诗文集》的情况；张武军（西南大学）从《几个重要问题》这篇未收入《鲁迅全集》的讲话说起，探讨了左翼文学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转变的复杂性；廖久明（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介绍了《政治的新生》的发现对高长虹研究的重要意义；李文平（重庆师范大学）探讨了战争体验对现代作家心理和创作的影响，认为巴金的《寒夜》并不只是揭露政府的腐败黑暗，战争苦难也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张业松（复旦大学）对曹白《呼吸》之外的集外文进行了介绍，试图通过对这些集外文的发掘，结合现有资料，串连起曹白文学生涯的全貌。 文学运动方面，刘进才（河南大学）以民国时期的国语教科书为依据，分析了国语运动与现代儿童文学兴起之间的关系；段美乔（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抗战时期的西南旅行记这一全新的话题，探究了其勃兴的状况、原因，对其学者散文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王学振（重庆师范大学）以史料证实民族文艺运动并未终止于30年代中期，而是在抗战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萌发出民主主义、启蒙主义、国际主义等新的质素，也因此与30年代初期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30年代中期的民族文艺运动区别开来；刘静（重庆师范大学）讨论了抗战时期重庆新诗运动的战时文化特征；陶德宗（重庆三峡学院）介绍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认为将其纳入抗战文学研究视野，有利于重绘完整的中华抗战文学地图；吕东亮（信阳师范学院）分析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文学史意义。 [王学振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邮编400047] 新书架 《词语、表达与鲁迅的“思想”》，作者曹清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本书从“词语”和“表达”两个角度来探讨鲁迅的“思想”，全书以鲁迅笔下的二十八组词语为线索、从表达与自我或世界之关系的七个方面，展现鲁迅的写作和思考在两方面的努力。作者认为，鲁迅写作／“思想”的最大意义在于对“表达”这一文化行为的解剖。在积极的一面，他倡导一个与民众相接近、以革新为目的的表达立场，追求表达“心声”、“新声”乃至“恶声”；在消极方面，他致力于分析权力者表达的实际所指与生产机制，探讨表达与身体的复杂关联，揭示知识者共同面临的表达的困难。 本书并不从本质的角度揭示或界定鲁迅思想或鲁迅形象，而是讨论作为表达者的鲁迅，其思想和写作的意义。如作者所说，心声的表达，就是鲁迅所认为的写作的根本意义，也是鲁迅所倡导的知识者的根本角色。同时，鲁迅又清醒和警惕于表达的局限和困难，这使得他的解剖的笔既指向他人，也时时在清理自身。作者认为，研究者指出的鲁迅是“戴着假面的启蒙者”的现象，如果用“表达的困难”代替“启蒙的困难”来解释鲁迅，会完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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