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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方法论反映着学者治学路数的风貌，它是学者之间相区别的根本标志。相对而言，鲁迅、胡适文学史方法论异多于同。同的一面：鲁迅、胡适受旧学习染极深，两人对清代乾嘉考据方法与传统都极为谙熟，因此两人均沾溉了朴学余泽。不同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他们各自对旧学方法的超越。鲁迅对清儒家法的继承与超越可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勃兰兑斯理论的接受、重史识、重审美批评等因素都表明鲁迅的方法论对旧学的超越。但鲁迅治学方法与胡适相比，传统因素较多。鲁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理论作了借鉴，并非是根本性的输入西方观念。而胡适则表现出了另一种风貌，他搬来了西方“实证主义”这一带有时代影响的工具，与传统治学方法对接，形成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箴言。胡适对清儒考据法和杜威五步骤法都极为谙熟，从而在两者之间发现了相通之处，他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嫁接”出一套对中国学术对症下药，且极易推广运用的“科学方法”。中西方法经胡适改造，就表述成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运用此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成功实例莫过于《红楼梦考证》。这一注重证据的“科学方法”内在地规定了《红楼梦》研究重点在“著者”和“本子”。他也认为只有这两者才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有着极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曾自诩“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从某种意义讲，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方法论第一人。（摘自：《学术月刊》2002/3，白振奎、蒋凡：“鲁迅、胡适早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方法论比较研究”） 原载：《学术月刊》2002/3 原载：《学术月刊》200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