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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先生的文章《数字：代表什么？挑战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7日“文学”版）试图告诉我们今天媒体制造的数字英雄已经成为时代的文化英雄。“媒体批评运用各种数字成功地推出了自己的文化英雄。这些文化英雄不是权力册封的，也不是专家炮制出来的。他们是声望、资本、民主三者汇聚而成的偶像，收视率、点击率和印数、发行量构成偶像背后的强大后援。”诚然，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媒体批评运用数字塑造“英雄”是现实，互联网时代带给传统文学批评的改变，新媒体批评的崛起等也都是事实。但是，在这种现实中，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的责任是什么？南帆先生的态度似乎是文化学者应该认同这一趋势，并跟着“数字英雄”走。其文章中表达的这种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互联网时代，报纸、电视、互联网给每个人提供了批评空间，传统媒体的权威力量被解构，数字成为媒体批评中的重要角色。数字是赢利的数字，是点击数及作家富裕程度的排行榜。这些高数字完全依赖每个人的参与度，南帆先生说“数字”已经成为民主的代表。所谓“蔑视票数，就是蔑视民主。即使在艺术领域，这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名。”这里的“民主”其实是政治话语，适合政治领域的用词。从人类智慧看，从数字中固然可以看出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度，但是数字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思想和文化问题。人们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么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文化学者、知识分子是否也追随数字的趋势，视“数字英雄”为文化英雄呢？非也。这种代表“多数人”的“数字英雄”不是真正的文化英雄。我们应客观地一分为二地看待它。我们既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因此就放弃知识分子追求经典和真理的理想。多元化时代应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 第二，当代的“数字英雄”是大众文化的代表，但我们要知道，大众追求文化产品并不一味都是追求低俗产品。大众的文化需求中也有雅俗之分，“衣食足而知礼节”，人们的精神需求有不同层次，也在不断提高。大众多元的文化需求恰恰反映了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人性是复杂的，人自身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普通的一面。其实，我们提倡的“先进文化”也应该起到这种作用。如此说来，知识分子与文化学者决不可跟着“数字英雄”走，一味为其颂扬，而应该有自己的清醒认识。事实上，如果任低俗文化泛滥，那样等于释放甚至纵容了人性不良的一面，带给人类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米兰·昆德拉最近的一个作品《相遇》里面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卡列宁不再和安娜做爱？渥伦斯基呢？……爱在那个时代的小说里占据着广袤的领土，这片领土从第一次一直延伸到性交的关口；这关口是一道无法跨越的边界。”他接着说，20世纪的小说则往它的每一个维度发掘性欲，劳伦斯、亨利·米勒都抒写了性的自由，可这种自由走到极点会怎么样呢？那样人们不再顾忌法律、亲人、习俗等一切束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精神的迷茫。结果是连性的自由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既定的、众人一致确认的、集体的、平庸无奇的、无可避免的、设定好的情景：既无戏剧性，也无悲剧性，也没有抒情诗的奔放与激情”。（美国情色史学家菲利普·罗斯语）所以大众文化并不能只附和大众，过于媚俗，只描写暴力、性、绝对自我等内容，仅仅靠这些东西得到的“数字英雄”绝对不能算是文化英雄。 第三，南帆先生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对经典文化的戏谑态度也是我们不敢苟同的。文章表现出对数字英雄的欣羡和赞美，对经典作品的不恭。如对伟大文学著作《红楼梦》，南帆先生说：“一部小小的《红楼梦》居然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种可怜的数字和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写作生涯已经无法叫媒体激动起来了。”“现在终于到了将那些装腔作势的专家晾在一边的时候了。他们津津乐道的《诗经》、《庄子》、鲁迅或者莎士比亚、《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乏味得令人瞌睡，流行歌曲、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小品才是大众赏心悦目的节目。”这种表述给人一个错觉，仿佛当代大众终于摆脱了经典著作；而这种经典是大众很不喜欢的东西。事实并非如此，大众对经典喜闻乐见，并且有自己的看法。如李少红新拍的《红楼梦》，对其批评的声音很多，媒体上甚至用了“人民公敌”来形容观众对李少红的批评。可见，人民大众多么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对以影视方式呈现的作品并不满意。《诗经》、《庄子》怎么就乏味得令人瞌睡呢？经典是历经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它们是会受到大众欢迎的。文化学者不能用数字来解构经典，而是应该在“数字英雄”面前高扬先进文化和文化经典的旗帜，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升社会文化品位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当然，南帆先生文章最后总的结论并非完全同意数字代表大众文化的正确性，也提出媒体批评可以利用现代工具欺骗或操纵大众的问题，这些观点笔者都是赞同的。这里笔者主要就南帆先生文章前几部分的表述及价值取向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与南帆先生商榷。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1月11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