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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布莱克、波德莱尔以来，生活在城市的人注定只能写城市诗。不可否认，城市已改造了当代诗人的思维传统。从根本上说，写城市是出于生活在城市里的诗人表达现实经验的需要。也许到大自然中去的短暂游历会使城市题材有所偏离。但这种偏离往往是暂时的，且很可能是种假象。因为城市的强大氛围及城市化的急速进程，时刻对一切非城市化的写作施加着压力。但这并不否定仍存在着在城市里写乡村的诗人，这无疑是种主动承受压力的写作，其实质是种主观型写作。 在我看来，这种主观型写作意在实现一种结合，或是一种回避与寻找，即试图在城市里追寻一种失落的美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怀揣着这种隐秘的意图。正如罗鹿鸣所说：“不管你去了哪一座城市/不管你住在城市的哪一层/你身上散发的/总有一点故土的气味。” 而我并不认为具有这种意图的诗就是乡土诗，因为这些诗其实是由城市激发或强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城市不只是当代诗歌的生产基地，它已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的本性，尤其是诗中的乡村本性。还必须看到诗中的乡村只是个幌子，它背后其实是一种怀旧的性情，是对已逝时光的追忆，是对出生之地的精神还乡，是对美好童年的内心返程。 毫不隐讳地说，看到罗鹿鸣的诗，我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因为他基本上也是一个在城市里写乡村的诗人。最吸引我的是长诗《屋顶上的红月亮》。“屋顶上的红月亮”在构图和色彩上极具美感：屋顶是条线，月亮是个圆或弯，它们一上一下，一红一黑，一动一静。就给我的感觉而言，月亮是轻盈的，而屋顶是沉重的，同风吹雨淋、积尘成泥、长满青苔的屋顶相比，月亮如无需擦拭的明镜般亘古常新。 这种对比意味极强的两件物体其实具有不同的归属：月亮属于自然，而屋顶属于人事。尽管城市也有月亮，但“屋顶上的红月亮”无疑是乡村的，因为屋顶几乎是乡村特有的标志。城里到处都是高楼，一层叠一层。所以，严格地说，城市并不存在屋顶。对这首诗而言，稳定的屋顶无疑是其核心性因素，因为它是现实的直接对应物，正是它给诗人及故乡的人们提供了栖息之地，同时，它也是诗人及其乡邻早期艰苦生活的见证。而高悬的月亮如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即使从追忆的角度来说，月亮仍是美化屋顶的一个因素。就此而言，“屋顶”和“月亮”这两个具有非城市化特征的元素和意象可视为罗鹿鸣诗歌的一双眼睛。 但我并不把《屋顶上的红月亮》这类诗视为新乡土诗。在我看来，新乡土诗及其他以“新”为名的称谓大多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和权宜性，他们只是沿袭旧有的名目，试图由此一举完成与传统的对接，事实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借助旧有之名宣扬自己的声势而已。 近来，罗鹿鸣有意倡导“桃花源诗群”，单从命名来说，“桃花源诗群”要比新乡土诗更有意义，因它源于对传统文化与当代创作的整合。从流派的意义而言，中国乡土诗最早的代表人物可溯至陶渊明，而陶渊明正是“桃花源”的建构者。 作为中国诗史上的一流诗人，陶渊明不仅写了充满隐逸精神的闲适诗，也在诗中表达了他对事业无成的焦虑，以及超脱生死的艰辛之路与达观之情。可贵的是，陶渊明发扬了《诗经·七月》的传统，在玄言诗泛滥的时代里开创了田园诗派，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乡土诗”。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并非一个单纯的“观光客”，他还是一个实际的劳动者。 在中国诗人里，将隐逸与劳作融为一体的诗人极其罕见。与陶渊明相比，孟浩然只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的田园诗只具有审美意义，而缺乏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也没有耕作与收获的苦乐情怀。陶渊明之所以能将隐逸与劳作结合起来，是因为他是“桃花源”这个理想社会的提出者。 纵观诗史，一个人拥有娴熟的语言与高超的诗艺也许不失为优秀诗人，但伟大诗人却需要非凡的人格精神为支撑，舍此便不可能成就其伟大。就此而言，陶渊明特别值得当代诗人学习的一点是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这不仅是如何写诗的问题，更是如何生活的问题。 诗歌应该关注他人，不关注他人，就不可能具有动人的品质；诗歌当然更需要自我，没有自我，诗歌将会空洞无力。而当代诗人却习惯于沉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还抱怨别人不理解自己。这种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与诗人的孤立分散状态，使当代人和当代诗一并陷入衰弱无助的境地。所以，激活当代诗歌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让诗人走出自我，实现与他人的结合：通过自我写出对他人的关心，或通过他人写出自己的同情。走向他人往往从走向亲人开始。 我觉得诗人罗鹿鸣有一颗感恩的心，他致力于书写亲情，将一首首诗献给父亲、母亲、妻子、女儿、哥哥、堂姐等。和亲人相比，他人的另一极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书写其实是城市诗的题材之一。《牧人的妻子》写的就是陌生人，且实现了想象与同情的结合。而《土伯特人》则是罗鹿鸣的力作，该诗为一个民族塑像，且多用古语，诗句漫长而节奏紧迫，在语气的缓急之间生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情感冲力，可与昌耀的高原诗作相媲美。 必须看到，“桃花源”是一个社会理想，而作为一个概念的“桃花源”仍具有面向未来的特点。罗鹿鸣是“桃花源诗群”的倡导者，也是“桃花源诗群”的代表人物。“桃花源诗群”并非传统的乡土诗，而是当代的乡土诗，即处于城市笼罩下的乡土诗。特别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桃花源诗群”的建构既要坚持地方特色，又不能局限于地方意识，而应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湖湘文化、乡土的未来及人类的前景融合在一起，这就需要作者保持充分开放的视野，要有吸纳寰宇于自身的广阔胸怀，否则很可能成为偏于一隅的守旧之物。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1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