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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联邦德国美学家姚斯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作为标志，宣告了文艺批评的新方法与新观念即接受美学的诞生，从此“作家、作品、读者”的新思维模式风行文坛。姚斯认为，文学作品必须面向读者、接受者，否则作品将失去存在之维。[1](P15)此中，姚斯提出了作品“接受史”和“效果史”的概念，把“文学史描绘为新作品与读者原有期待视野从矛盾(审美脱离)到统一(通过‘视界的改变’来克服距离)，再从新的矛盾到新的统一，这样一个不断打破平衡，建立新平衡的‘效果’历史过程”[1](P13)。同时，姚斯从读者接受角度把读者接受的历史与社会的“一般历史”结合起来，认为“作品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充分体现出其真正的可能性：接受者从阅读中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2](P50-51)。运用这一理论，我们从接受角度来梳理老舍作为单个作家的作品接受史，以此探究老舍作品的文学价值向文学效果实现的情况；作为语文教学经典的老舍作品也是老舍作品接受史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它通过语文教学这种特殊的媒介方式集中而显豁地实现着作品的文学效果。作为接受史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不论在“共时性”还是在“历时性”上都存在着共通之处，特别是对于探讨老舍作品语文教学的方式和方法都是一种参照，一种借鉴。 一 朱立元先生在论述“文学效果”时认为：“文学的价值是作品与读者之间一种审美需求与满足需求的关系，是作品对读者的有用性和意义，一种审美效应关系。而文学价值关系的现实建立，即文学作品的诸价值在读者身上的具体实现，就是文学的效果。”因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社会文化和交流现象”，所以文学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实现就“自然也是社会性效果”[1](P262)。老舍作品在语文教学这种特殊的接受过程之中，“作品对读者的有用性和意义”既有“共时性”的一致性，又有历时层面上的选择性。同时，老舍文学作品的效果在不同社会时期、历史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 我们先从老舍作品的接受史谈起，因为它规引着后来老舍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接受历程。 老舍以《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作品走上文坛。老舍文学作品的接受史也随之开始。但这一“接受”的过程却具“毁誉参半”的色彩，对老舍创作的文学语言、文体风格均存在着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于老舍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地方色彩浓厚，但技巧尚有可商量的地方”，但《老张的哲学》在文坛上却又让读者“耳目一新，颇为轰动”，“合印成书，销路畅销，称得上脍炙人口”[3]。当时文坛正值普罗文学、民族主义文艺等“主义”文学相互对垒，而老舍的作品与“普罗文学”或“革命文学”的范畴相离太远，这不免引起左翼批评家的许多不满。 但也得到了持相同创作立场的作家、评论者的赞赏：“老舍用他一枝流畅的笔，写到他所见及的都会，在《赵子曰》为我们所描下的一切人物，是明白而动人的。”[4]同时，郑振铎在《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中对老舍的文学语言做了大胆的肯定：“在新文坛上他是一位首先用北方的——北平的极俏皮的方言写小说的人，这是他最可注意的一点，也是他最成功的一点。”[5](P126)老舍文学作品由“可能的存在”进入“现实的存在”的接受过程中，一面因老舍的语言和幽默风格获得“笑王”[6]的称号，以此被称为“当代文坛滑稽之雄”[7]；另一方面，老舍的“幽默”风格又受到当时批评家特别是左翼批评家的“非议”。针对读者这样的接受反应，老舍表现出了两难的创作处境：“含着泪还要笑，笑得出吗？不笑，我又不足得胜!”[8](P93)于是，老舍在创作中感应着读者(批评家)的反应，在写作《离婚》时已经在注意由读者反馈回来的信息，“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因此，“《离婚》有了技巧，有了控制”[9](P193)。由此可见，当时文学接受界对文学价值的认同标准约束着老舍的创作风格，同时这种约束也促使老舍的创作慢慢走向成熟。 与此同期，老舍的文学作品渐入语文教育的接受视野。 据老舍自己说，《小坡的生日》“很得文人——如冰心等——夸美”、并且“北平与济南的国语运动机关久想印它，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8](P93)。1934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学国语补充读本”《现代小说选》选录了老舍的《牺牲》作为模范文，编者在“序”中称老舍“为长篇的圣手”，“他以讽刺而幽默的笔调，描写各种特型的人物，尖刻而富有风趣”[10]。作家同人和“语文”教育界对老舍文学语言、风格的认可推动了老舍作品进入中小学“国文”教育的进程，这从语文教育家选录老舍作品并以语言作为介绍的重点就可以看出。综合解放前国文教育情况来看，“语文”教育界对老舍作品的认可大多表现在老舍对景色、风俗的描绘和老舍作品中所持的“童心”及其所表现出悲悯的人性情怀上，而对其作品的“幽默笔调”却鲜有涉及。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得以建立，由于文学的效果也是社会的效果，所以文学效果的产生就会受到社会非文学因素的制约，其结果“往往是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不能全面实现”[1](P263)，这很快影响到读者包括评论家对老舍作品的接受情况。1951年，王瑶对老舍小说的评价是这样的：“短篇取材广阔，写得都很精采”；《骆驼祥子》“思想性是比较薄弱的”，但人物分析却是中肯的：祥子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秀品质，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像骆驼一样坚韧耐劳。……这样勤俭坚强的人最后也只能走上堕落不长进的道路，这一发展过程对旧社会是强烈的控诉。……通过祥子的悲剧，作者深刻地揭露了那个社会的罪恶，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11](P270)。丁易认为老舍“思想上的缺点和限制，却不能掩盖他的作品的一些优点”，这些“优点”在于老舍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于“他的出身关系，他曾有个较长时期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处，后来他和劳动人民仍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因而“使得作者笔下的劳动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写得很真实，很生动，很感人”，但认为祥子“被旧社会摧残压迫而惨死”的结局太过阴暗，使劳动人民看不到“光明”和“希望”，也就是作者没有给人民的革命和斗争应有的指引[12](P271-273)。对于读者(或者说评论家)的这种“照书中所说，我们就太苦，太没希望了”的类似反映意见，老舍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骆驼祥子》“后记”中对此表示“非常惭愧”[13](P369)。刘绶松甚至认为老舍早期的小说虽然具有“‘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的‘意思’”，但作者“‘抱住幽默死啃’，‘油腔滑调’不免遗给作品以浮浅的毛病”，同时也认为作品在说明祥子勤劳艰苦、不幸堕落的同时也“展示了旧中国城市灰暗腐朽的社会面貌”，说明了作者思想的进展——他对于集体主义的赞成和向往”[14](P363)。从这三种评述来看，他们在建国后的文化语境中基本肯定了老舍《骆驼祥子》的思想和艺术：老舍作品的“思想性”虽然薄弱，但他的态度是批判性的；祥子的形象是劳动人民的缩影，具有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没有正确方向却有反抗的愿望，即使“堕落了”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中学语文教材对《骆驼祥子》的阐述和定位也基本聚焦在这两个方面，从1952年人教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对课文《骆驼祥子》的“提示”可以看出，编者对课文的解读、阐发点在于通过作品“暴露了旧社会的阴森可怕，同时也表现了劳动人民相互的同情与友爱”，并与所描述的新社会的新景象相对比以此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语文教材甚至在课文《在烈日和暴雨下》的“教学注意事项”中，要求老师“简要的叙述书里的主要情节，不要去分析这部作品，也不要把这部作品当作初中一年级的课外读物介绍”[15]，这样的要求除了单纯考虑“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之外，显然主要针对于作品的“思想性”而言，以此来限制学生阅读。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我国文学、教育事业所奉行的文学效果观是政治化、道德化的，对审美效果是无暇一顾的。由于读者或者学生对文学价值的需求是整体的，既要有审美的愉悦又需道德的教化和思想的指引，而我们在建国后很长时期之内的这种以阻遏文学的多元效果而凸现单一政治、道德效果的观念是一种片面的文学效果观，自然不利于社会性效果的实现。这种情况在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拨。 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材在老舍作品的选择上，“思想性”已不是主要标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语文教材对老舍作品的篇目选录中得以证明。语文教材选录文学作品标准的“嬗变”当然是以时代更迭为前提的，而最能突显这种变化的应该是对老舍文学作品的“共时性”认识。1979年，唐先生虽然仍强调老舍作品的“思想性”，但已没有“政治标准”先行的惯性，他提出老舍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于“着重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的生活细节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原则，善于刻画中下层市民的世态人情，和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性的思想命题”。唐先生虽然认为《骆驼祥子》“作品关于时代背景的描写比较薄弱，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重大变化缺少联系”，但认定老舍的作品把描写“城市底层社会的生活和城市贫苦人民的命运”的题材引进创作领域并取得了重要成就[16](P208)。到了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学者们首次把老舍定位为“现代中国的‘市民诗人’”，“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作品具有“极大的民俗学价值”，并且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深刻揭示与生动真切的描绘”[17](P262，271，274)。虽然语文教材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滞后于文学评论界的研究深度和高度，但这一时期对老舍作品的接受价值逐渐向以“审美”为中心看齐。我们还以《骆驼祥子》为例，除了《在烈日和暴雨下》之外，还有对《骆驼祥子》不同章节的节选，教参中的课文导读重点是让学生深刻地领悟祥子的“辛酸人生”和作家对“城市贫民性格弱点的批判”[17](P269)；把老舍定义为“运用方言最成功的作家”[11](P272)，“能够很精练地运用人民语言，特别是北京人民语言，这一方面，在他以前的作家，还没有哪个这样贯彻使用过”；[12](P273)其语言“单纯明快，干净利落”，“没有一些作家的繁琐芜蔓和不合语法的缺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4](P364)。 综合来看，从老舍作品接受的共时性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启迪下成长起的老舍小说由其语言的“干净”、“纯白”以及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内蕴而著称，以此为参照的老舍作品“国文”教学重点在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从历时性来看，虽然解放后的老舍文学接受、作品教学重在突出老舍作品的政治意义，但经过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其文学价值也慢慢转向老舍的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等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社会效果实现方面。 二 文学效果的实现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达到，而“阅读”是一种个体的审美精神活动而不是直接用来改变社会的现实活动或者行为。语文教学特别是文学教学同样是一种通过“审美精神活动”从而使学生(读者)成为高素质人才进而服务社会、贡献社会。文学在读者(学生)的阅读过程中，以潜移默化的审美活动打动读者的情感，震撼他们的心灵，铸造他们的精神，这一过程就在于先改变人的精神再改变人生、社会，即从“改变读者的审美经验的视界开始，逐步改变读者的整个文化视野与实际生活的视野”，“这种视界改变最终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行为”[1](P267)。姚斯认为，人们通过文学阅读能打破原有生活实践经验所造成的旧视界即通过“视界变化”来建立起人们对世界新的感知，从而使新的经验视界得以建立，实现人们通向“未来”之路的梦想。 正因为如此，作为语文教学不可分割部分的文学作品教学的基点，在于通过让学生阅读(学习)我国文学史上“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通过这种审美精神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原有的“审美经验的视界”，进而“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行为”，最终通向未来经验之路。在此，我们将以老舍作品教学为例来具体探讨一下文学作品是怎样通过改变读者(学生)的审美经验视界来达到文学的社会性效果的。 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老舍作品在十年“文革”期间被逐出了语文教育的殿堂，老舍小说也在这段时期成为文学阅读的“禁区”。在人们的阅读视野受到社会政治现状遏制的时候，老舍的文学作品仍然以某种“地下形式”被传阅着，而且在读者(学生)的接受视野中把它与当时“流行”文学样式明显区分出来。当代小说家王朔曾这样描述他刚接触到《骆驼祥子》时的阅读感受： 知道老舍这名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那是在初中，大家互相传阅一些翻得稀 烂没头没尾的旧小说，19世纪欧洲那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解放后十七年那些革命 浪漫主义流行小说都是那时候看的。有一天，我们院一孩子借给我一本没有封皮前后都 缺了几十页的纸张发黄的小说，看它翻得那个旧劲儿，我想当然以为这是本好看的小说， 上课的时候在底下看，刚读头几行感觉就很奇怪，那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很不一样，既 没有欧洲小说中颇费笔墨描写的伯爵夫人和开不完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也没有革命作家 笔下一定会出现战争、屠杀和坐监狱的场面，只是很老实地写一个旧社会三轮车工人的 日常生活。我耐心地看了百十页，始终等不到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就往后翻，翻到最后的 残页，也没找到一段吸引我的情节。[18] 当时读者受暗地传阅的“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革命浪漫主义流行小说”的影响，从而对老舍这部小说《骆驼祥子》(尽管读者不知道名字)的期待视野“受挫”，影响到对老舍作品的接受效果，以至于“没再找来重读”。等到“文革”结束以后，随着社会审美形态的改变，老舍作品的接受效果随之一变。 对当时读到老舍作品的读者(学生)来讲，老舍是“语文界”的惊奇：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舍的小说是最先解禁的第一批作家，他的《骆驼祥子》和《龙须沟》、《茶馆》很快“重见天日”，虽说是“重见”，对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的青年来说，确是“首见”……等我读《骆驼祥子》时，我被祥子的命运打动了。在我以前的阅读小说中，从未读过像《骆驼祥子》这样以所谓“中间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也从没读过这样零度感情呈现的生活状态、原生态的小说，我也不明白文学史为何说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批判现实主义是不是比现实主义更有力量？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之后才会有“新写实”之类的话题，其实“新写实”就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老舍式的现实主义上面来，当然融进了新的技巧和观念。[19] 新时期的到来促使人们对老舍作品的阅读包括作品教学开始了新的探索，而老舍作品语文教学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人们从老舍作品的语言、创作风格中汲取精神的营养，而老舍所给予现代人的影响已涉及语言、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老舍与其作品已融化到了中国文化的血液中，通过阅读老舍的经典作品，人们的审美经验“视界”开始变化。比如王朔认为，老舍的话剧《茶馆》把北京话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直到现在，我们遇到和《茶馆》里某句台词类似的情景还会干脆就用这句台词说话，好像没有比这么说更贴的。很多话都不是光说事儿而是带状态的，因而很易于借指，譬如‘我饿着，也不能让这鸟饿着’”[18]。评论家王干认为自己从阅读老舍的小说在潜移默化中明白了“小说是生活不是‘文采’”的道理，并且由于深受老舍语言的影响，使他作为评论家最先对王朔的语言表示了“认同”，这都是因为“受到老舍的影响”[19]。通过文学阅读，打破了人们旧有的文学期待视界，使人们从偏见、狭隘中解脱出来并开拓了对“事物”的新感觉和新认识。老舍作品是具有这种功能的文学文本之一，而这正是实现文学“以审美为中心的”的多元效果的必然途径，也是老舍作品教学的重点所在。 在当下的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现代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摆在学生(读者)面前的一道关于知识、文化、精神接受的“盛宴”，而学生如何阅读、学习、“消化”、“吸收”这道文化大宴就成为语文教学的紧迫任务。与当前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教学所遇到的“难度”相比，其他文学大师的文学作品的教学则相对轻松得多。面对鲁迅，很多中学生感到鲁迅作品难懂甚至无法懂，很多中学语文教师感到鲁迅作品很难教，甚至无法教。这种局面的形成大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鲁迅作品精神的深邃、特别是“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对中学生来讲有一种“距离”，就如鲁迅自己说的“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20](P350)；另一方面，“鲁迅”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承担了太多外在的东西，文学接受视界充塞了政治、道德等以非文学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是一种片面的文学接受效果。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和语文教育界主张在鲁迅作品语文教学中进行“去蔽”，让学生真正“走进鲁迅”，具体的作法是在“充分考虑了中学生的理解力与兴趣”的基点上，以“审美”作为接受的中心，“在‘鲁迅的世界’与‘青少年的世界’中寻找某种契合点”，以此“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又能展现鲁迅的生命与艺术的某些基本点”[21]。这种教学理念对文学作品教学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值得文学研究界和语文教育界进行深入实践。 如果说鲁迅是一座山峰，需要青少年学生努力拼搏才能到达顶峰的话，那么老舍就是一条溪流，他在叙述方式中蕴含着的“赤子之心”，在与孩子的交流中会不知不觉地感染他们的心灵。语文教材选择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昭示着语文教育接受层面的多元化实现。在语文教育进行改革的形势之下，老舍作品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需要不断探索和改革。建国后的传统语文教学中，能够长期进入语文教学课堂的老舍作品只有《在烈日和暴雨下》、《养花》而已；新时期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进，老舍的散文《小麻雀》、《母鸡》、《猫》、《草原》、《林海》，话剧《龙须沟》、《茶馆》以及小说《骆驼祥子》、《正红旗下》等大批作品进入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圣坛。应当说，老舍文章的多种体裁、语言风格、层次意蕴使其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阅读、学习局面在许多文学大师那里是很难找到的，这应该是老舍最独特的魅力吧。但是，对于老舍作品的解读、教学也存在着阅读重心“偏离”以及教学方式简单、落后的状况，因此探索老舍作品合理、有力、有效的教学方式对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重要价值。 三 对老舍作品的接受大体要从这样几个层面进行：一为语言层面，二为文化层面，三为哲学层面。这三个层面的接受不是简单分离的，而是有机地融合于老舍作品的语文教学中。 老舍作品首先表现为语言层面的通俗易懂，俗而雅，明白如话，清浅中有韵味，而且琅琅上口易于朗诵，特别适合在中小学阶段通过诵读锻炼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力、感悟力。老舍的一些散文作品，如《趵突泉》、《大明湖》、《济南的冬天》等，文字优美、浅近、动人，文中不但洋溢着作者细腻的情感，而且散发着明媚的气息。这样的文章虽不是诗，但有着鲜明的节奏和优美的音律，文中的意蕴即使教师不作解读而只是通过朗读，就能使学生了解其中所蕴涵着作者对祖国山川的挚爱之心和对生活的炙热之情。 自现代语文教育实践以来，对于小学语文篇目的选择尤为困难。曾在一段时期，小学语文教材只单纯地对学生进行“识字”教育，缺乏应有的文学教育，比如“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内容，或者是选用教材编者自己编凑的文章，这些内容文学性差、缺乏应有的人文内涵。上个世纪初，周作人指出：“儿童生活上何以有文学的需要？这个问题，只要看文学的起源的情形，便可以明白”，“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22]。如今，“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的篇目也必须是典范的白话文作品，而老舍的许多作品是最符合这一标准的。在语言上，老舍语言的通俗易懂与幽默风趣把文学和儿童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老舍语言的诗性之美也把文学与儿童之间的“想象”填充了。在他们的阅读中，老舍笔下那调皮、耍赖、可爱的小猫，那充满爱心的母鸡，那如画的冬天都成为其感受生活、认识母语之美的开始。 老舍作品的教学重点还应该放在文化意蕴的揭示和阐释上。史学家们认为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第一个把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的影响下，中国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引进现代文学领域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6](P211)。在小说《骆驼祥子》中，我们除了剖析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祥子的“个人主义”之外，更应重视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批判：祥子生活在那像大染缸一样的文化中，这种文化使像树一样挺拔的小伙子逐渐堕落，最终“人”变成了“兽”。老舍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市民阶层，从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角度来表现小市民的勤劳、善良的品质，安定、平和的民间理想以及由隐忍、苟活终至抗争的市民人生。又如，在人们传统的教学思路中，《茶馆》的主题是“埋葬’三个时代，人们一般是从政治角度来分析，但这又是老舍对文化思想的反思：时代更迭了，可是附着在传统文化里像“大烟瘾一样”的文化因子却延续着，处于弱势、善良的人在生活中难以忍受的是来自于唐铁嘴、刘麻子、宋恩子们的迫害，这要甚于“时代”变革所带来的伤害。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描写了在国破家亡的时刻，祁老人仍一心想着为自己祝寿，文化痼疾沉重到能够阻断瑞宣走向战场杀敌报国的程度。《正红旗下》则对旗人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过熟”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樊骏认为，老舍“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以至于整个人生的……老舍在作品中特别注意挖掘人物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寻求民族新生、履行思想启蒙的职责”[23]。因而，只从政治角度、社会层面解读老舍的作品是有失深刻的，而文化层面是最能捕捉到老舍的精神实质的，这也是老舍作品教学的重要方面。 至于哲学意味层面，童庆炳先生在给学生谈到《济南的冬天》的教学时说，“通过教师的启发，使学生从散文所描绘的情景世界中，去品味散文中更细微、更深刻的意味，不必作什么概括”[24](P354)。学生对作品哲学意味的解读是建立在对作品充分领悟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给出科学的启发。语文教材在选录老舍《小麻雀》一文时大多设计了“小麻雀后来是死了还是活下去了”的课后“讨论题”，但这样的启发容易引发歧异以致误导重点。其实，对于学生来讲能够领悟到老舍对“小麻雀”的悲悯之情，或者引导其在“生命”、“生存”的哲学层次上认识自然、自我就可以了。当然，所谓“哲学层面”不是对学生盲目拔高，有的层面学生在认识上无法达到，这不要紧。其实，认识的深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的增加，学生(读者)旧的“视界”自然就会被打破，从而进入新的经验层面，然后慢慢规约自己的社会行为。而老舍的《离婚》等作品也只有学生(读者)到一定的年龄阶段，在储备了足够的阅读经验，经过特定的“视界变化”之后，也就自然能够参透作品的深厚内蕴。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讲，读者对处于语文教学视野中的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是逐层深入的，其过程漫长而连续，可能在小学阶段学生对老舍的认识还是处于语言塑造下的形象吸引，在中学阶段就可能开始进入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了。这一过程也就是“视界变化”的过程，学生(读者)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阅读)这种审美经验活动，使原有的审美经验视界发生转变，把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从而达到语文教学社会性效果的实现，这也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任务之一。语文教学特别是文学教学就在于通过经典作品的学习使学生培养起人文精神的情怀，奠定下人生的精神底蕴，而老舍及老舍作品的语文教学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组成要素。 参考文献： [1]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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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炜炜(1977— )，女，山东肥城人，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山东济南，250013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2卷第6期(总第215期)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2卷第6期(总第21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