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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轮投票，备受读者关注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日前揭晓，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5部作品胜出，获得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崇高荣誉。本版推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专版”，展示5位获奖者风采，以飨读者。 张炜：纯文学有自己相对的硬度 舒晋瑜 他当时在写作的时候，本来就怀着执着甚至有些倔强的文学信念，只遵从内心。 写了37年，他何尝不明白读者喜欢什么。可是，满足他们，就等于取消自己。所以他才会说，回避某些读者，不与其对话，恰恰是一部分写作者最好的状态，是确保他整个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回避，才会赢得时间的检验，最终也将获得最多的阅读。 事实上，张炜的《你在高原》在出版一年之内，就囊括了《亚洲周刊》2010年“世界华文十大小说”、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十余个奖项；2011年8月20日，《你在高原》以最高票数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但是，《你在高原》出版之始面临的朴素的好奇始终存在：有多少人能耐下心来，愿意沉浸于这样从容缓慢的故事？甚至也有人质疑茅奖的评委是否全部通读过《你在高原》。 “它是通称为‘长河小说’的那种，即书中有共同的主人公和共同的故事，篇幅太长了，分开出版就很麻烦。”张炜说。他并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尤其在这样一个算不得深入阅读的时代。他觉得有不同声音和质疑属于正常而且必要，作者可以从中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倾听。但就个人而言，《你在高原》是他最复杂也是个人付出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他说，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是它不能够取代长城，因为两者有不同的美。“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像长城那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 作品长短只是表象，值得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作品的品质。在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之前，评论家施战军就已全部读完《你在高原》。“每一部都在水平线以上。我能从《你在高原》中感受到张炜受法国浪漫主义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具体到《海客谈瀛洲》和《无边的游荡》中，又能读到屈原式的彻痛，作家有一种痛要表达，却不是用恨的方式表达。”《你在高原》中包含的10部作品充满对抒情和诗性的迷恋且气势饱满，张炜以这样的力量和文学抱负打造出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里尤其值得推崇。 《你在高原》之前，张炜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达1250万字，包括18部长篇、11部中篇、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也曾多次与茅奖擦肩而过：《古船》两次入围茅奖，《九月寓言》也是两次入围，被张炜本人认为“自己最棒的作品之一”的《丑行与浪漫》也曾接近茅奖。站在这些厚重积累之上，作为张炜耗费22年时间的《你在高原》，不仅仅是一部挑战读者思想深度的作品，也是一部挑战读者艺术情操的作品。用评论家洪治纲的话说，它再次表明，文学是一种“慢”的艺术。 “读者的信任非常重要，来自各方的鼓励尤其宝贵，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时间中去检验。”张炜说，茅盾文学奖有一种引导的作用，广大读者会逐渐认识这部作品。文学写作尤其是纯文学写作，相对来讲具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个性化，任何作品都需要在很漫长的时间水流中去浸泡、稀释，因为纯文学有自己相对的硬度。有时候积累起来的读者群更可靠。 “高原”统一了城市、乡村和原野，是一个人依靠顽强和雄心所能够抵达的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高原。“《你在高原》更像是一道坎、一扇门，它翻过了、打开了，我才能从这里出发，走向我自己的远处了。” 对话刘醒龙 卢 欢 卢欢：《圣天门口》在上届茅奖“七进四”阶段遗憾落选，而此次《天行者》顺利当选。对于这两部作品的不同境遇，您怎么看？ 刘醒龙：现在谈这个已经是时过境迁的事情了。《圣天门口》没评上在当初我当然是觉得遗憾，但后来也释然了，觉得不管过去没选上还是现在选上了，都是正常的，评委们有自己的选择，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卢欢：此次获奖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刘醒龙：《天行者》是我从内心上对自己前半生的一种交代。有些放在心里很长时间的东西，终于能够写出来了，这些不仅是心灵之痛，也是中国之痛。对于写作者、评委、读者来讲，它可能都可以视为他们对于过去生活的一种纪念吧。 卢欢：《天行者》是由1992年写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续写成的长篇小说。时隔10年后，您的创作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刘醒龙：当时写《凤凰琴》我还年轻，而写《天行者》人已经很沧桑了，心态自然不一样。况且，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有区别，前者抒发我内心的感动，后者则是对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的参悟。到了这部长篇出炉后，我不希望它被理解成只写了民办教师这个行业，而是希望读者从中读到我对历史、生命的沉思。 卢欢：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只限于20世纪后半叶。您说或许今后还有机会写一写10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这些年您对此有什么新的思考？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么？ 刘醒龙：现在谈新的思考和写作计划都为时尚早。我想，还是到时候凭作品说话吧，作品里会蕴含我的追求和思索。 卢欢：除了在小说里尊崇民办教师这样一群最初级知识分子为民族英雄之外，在现实中、在微博上您也在关注着乡村教师的动态。如果说小说虽影响很大，但并不能实际地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您觉得应该从哪方面力量促进会更有成效？ 刘醒龙：文学作品不是解决问题的，它首先是一种审美，读者在阅读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家的思想和情感。至于乡村教师生存现状，我寄希望于三农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三农问题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发力下真正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命运才会得以转变，他们面临的问题才会彻底解决。 卢欢：有人认为文学奖应当考虑市场因素，这样才能选出评委与读者都认可的佳作。您对自己作品的市场反应情况怎么看？ 刘醒龙：我不会去迁就读者和市场。作家一迁就市场，写作就会完蛋。我很看重写作者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任何创作应该是发自内心，服从自己的心灵的产物，不必去想别人的看法。 卢欢：网友们对本届茅奖的争议之一在于，他们看到参评作家中作协主席、副主席占绝大多数席位，认为“官僚气息浓厚”。您怎么看？ 刘醒龙：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啊，作协主席、副主席应该由谁来当？不是好作家当，难道非要官员、孬作家当？我想恐怕更要质疑的是那些不是作家的人当主席的情况吧。现在的确也有行政官员出任作协主席的现象，但大多数主席、副主席不是官员，他们是作协会员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为作协会员做代表说话的。我常觉得，作协主席就像是在为文学当志愿者。我如果不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话，可以不理睬于己无关的事情，但我有了这个身份，我就会义务地去给一些会员或是写作者做义务指导，看他们写的稿子，为他们的作品发表作推介，为他们在写作道路上前行当义务铺路工。 莫言：不断地出新、创新 杨 鸥 莫言说这次获奖很高兴，茅盾文学奖是全国很有影响的奖，每年有成千上万部长篇小说，获奖不容易，是对自己的承认。他表示，获奖作品《蛙》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最满意的是自己正在构思的作品。获奖让自己更清楚地知道，以后写作品要避免与已写出的作品重复，要不断地出新，创新。 莫言的作品《檀香刑》、《生死疲劳》都曾参评过茅盾文学奖，有网友为他获奖太晚发出质疑：“现在才得茅奖，您认为以前的评奖是否公正？”莫言看上去并不介怀，他说：“现在得了也不晚啊。” 前几次见到莫言，都是在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座谈会上，莫言很幽默，说话常常会把人逗乐。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很欣赏莫言的作品，每次来中国都要见莫言，还和他一起走访了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莫言写作30多年，出了10余部长篇、100余个中短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他待人接物依然谦和。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再到《生死疲劳》，直到这次的《蛙》，莫言的作品每次都会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展现出了宽广的创作领域。莫言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新的探索。 与以往写作的汪洋恣肆、一气呵成大不相同，《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而完成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以独特的形式和笔力写出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史。莫言说：“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对此他解释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观念不断发生变化，自己提出“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最近几年，他发现社会上总是用放大镜放大社会中的缺点进行批判，很少有人把目光聚焦到自身的缺点。换个角度看，对社会上的弊端是否自己也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呢？别人身上的缺点我们也有，应该学习鲁迅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在《蛙》里，他写到了“忏悔”这个问题。 小说《蛙》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糅为一体，莫言说，自己对长篇小说的结构比较重视，《蛙》的内容和自己过去小说不一样，在形式结构上也有创新，运用书信体加话剧的形式符合内容。书信体给人以亲切感，是对一个日本作家诉说，也是对读者诉说，是写给广大读者的。其中的话剧和小说前后形成对照，小说内容与话剧内容不一致，形成参差的立体感。 莫言的小说大多以他的故乡高密为背景，他最近提出了“所有的文学都是乡土文学”的说法，对此他说：“过去乡土文学只是指农村现在看来是偏狭的，时代在发展，乡土的内涵也在变化。现在乡村在发生变化，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在缩小。另外乡土与故乡是同义词，每个人都有故乡，即便是我住在北京也和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文学都依赖乡土，荒郊野村是乡土，繁华都市也是另一种乡土。” 刘震云：作家不能吃青春饭 王 莹 刘震云：青少年写作是很危险的事。因为先不说学生的压力，而是写好书的话，首先得读好书，世界上有两本书必须读好，一本书是我们书架上的书，图书馆里的书，还有你推开窗，生活这本书。也许图书馆里的书好读，生活这本书是随着你的阅历，一点一滴来品尝和品读的。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你20岁对这个事物这个人的看法，和40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和50岁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作家真不是吃青春饭的职业，这是跟演员、运动员的区别。 王莹：需要生活的积淀。 刘震云：需要生活的积淀，需要见识的积淀，需要感悟的积淀。一个人胸怀只能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善良，你对世界的认识才会越来越深入。你的目光才会到达过去你没有到达的那些黑暗的地方。 王莹：刘老师您有没有听过冯小刚导演对你的评价，当初拿到《一地鸡毛》作品的时候，一个字不要改就可以拍了。表面上看上去是波澜不惊的一种，实际上波涛汹涌。 刘震云：小刚、王朔是我的好朋友，我对老冯、老王充满了尊敬，我们仨最快乐的时候是在一起包饺子，小刚调饺子馅儿，他认为自己调得非常好，别人要插手他就急了。王朔会和面，而且和面有一整套的理论，我会剥蒜，有一天包饺子的时候，我就剥蒜，不知不觉剥了一茶杯，小刚走过来说，故意的是吧，谁吃得了。老王走过来也训斥一顿，这就叫表现，什么表现，是自卑的表现，没有一技之长。 王莹：看来在朋友圈里，刘老师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刘震云：主要是我有一点笨。我对笨还有一种看法，我最大的聪明是知道我自己笨，世界上有一条大河特别波涛汹涌，淹死了许多人，叫聪明。许多人没有在愚蠢的河流里淹死，都是在聪明的河流里淹死，当他们终于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河，上到岸上的时候，上面有两个字，聪明，这是90%甚至更多的人一辈子做的事。还有的人他爬上去，这个山是愚公的山，真正的聪明是愚公移山。 王莹：是大智慧。 刘震云：世界上不存在大智慧，就像世界上本不存在才华这个字，也不存在事业这个字，存在的是琐碎。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 王莹：刘老师文字的幽默是与生俱来，还是因为您成长的环境赋予您的一种区域性的幽默呢？ 刘震云：当然我从小生活在河南，区域对我是有影响的。真正的幽默不产生在喜剧，不产生在小品，真正的幽默产生在悲剧。当一个民族，遇到的苦难特别多的时候，对严峻苦难应该有一个态度，如果你用严峻来对付严峻，严峻就变化了铁，鸡蛋往铁上碰的话，鸡蛋就没了。换一种幽默的态度的话，马上这块铁就变成了冰，幽默变成了大海，冰掉到大海里面就溶化了，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当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籍。 王莹：我终于理解您平时为什么生活得那么好了，因为你把生活也作为自己创作的一部分。 刘震云：真正好的生活，思索是一种乐趣。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是一种乐趣。不断忘掉自己，是一种乐趣。比前三个还重要的是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一辈子在做一件事是快乐的、好的事情和人生。我可能正在做，做没做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好，不知道走到什么样的地步，能够知道它好。 现在让我说，《一句顶一万句》好不好？我写的时候觉得是好的。现在并不因为它得奖我就觉得它特别好，而是真正写完书的时候，已经过了两年，回头看，书里面的人物没有问题，他们的广度、深度、视野没有问题，是因为两年前的我和他们对话的时候，产生了偏差，如果我现在再跟老曾他们对话可能就不一样，这就是文学的乐趣，我会把我的变化放到下部书里，跟另外的人物说话的时候，说得更深入一些，更知心一些，知心对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本书里，如果一字一句是知心的话，和潦草的话质量是不一样的。 毕飞宇：站在城市的边缘 乌力斯 茅盾文学奖揭晓的前一天，毕飞宇去了国外，参加一个为期10天的艺术节。在此之前，他刚刚参加了上海书展，与勒克莱齐奥做了对话，还与骆以军、董启章一起代表两岸三地的作家探讨了“华语文学写作的未来”。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拿到茅盾文学奖。因此，当他以《推拿》获奖时，媒体的记者根本找不到他，他家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而他也从来不用手机。 近几年来，毕飞宇的新闻不是获奖就是拒奖，他的名字几乎都与各大文学奖项紧密相连。今年3月，他已经凭借英文版《玉米》获得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而现在，他的《推拿》终于拿下了中国文学界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茅盾文学奖。 读过《推拿》的盲人读者很激动，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一本讲述他们真实生活的书了。而对那些健全的读者来说，《推拿》打开了一个沉默、封闭的黑暗世界，他们看到了盲人的快乐和忧伤，爱情的美好和残酷，生命里的虚无和颓废，人性里的丑陋与光明。 乌力斯：还记得你刚毕业到学校当老师的状态吗？ 毕飞宇：我们的学校是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但我带的学生都是健全人。他们毕业以后都要去当老师的，教那些残疾学生。我当时带的是盲班和聋班，公共课包括文艺美学、大学语文。学校现在是大专，我去的时候1987年，当时还是个中专学校。 乌力斯：《推拿》和你在的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这段经历有关系吗？ 毕飞宇：《推拿》与我当教师的经历没有太直接的关系。2000年以后，南京的小街上开始出现盲人推拿，我家附近有个推拿中心，我写作累了或者体育锻炼结束以后，我会去推拿中心按摩一个小时，放松一下肌肉。这个店的生意不是很好，我没事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玩，坐在门口和他们聊天，与他们相处得特别好。因为我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盲人就是我学生的学生。 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决定写《推拿》。这个长篇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我一点都没有想过小说的修辞问题，也没想过我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 乌力斯：从农村到城市这段经历，对你成为作家有帮助吗？ 毕飞宇：当然，我记得，杨家庄当年像原始部落一样，墙是泥做的，房顶草做的，做饭生火烧的是草，当年也没有电，没有任何机器。我父亲是兴化县城机关干部，他被打成右派，分配到那里，完全是个异乡人，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 从出生到童年，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父亲是教师，我跟随父亲是城镇户口。我是个地道的乡下人，但乡亲们却不认我，他们认为我是“城里人”，我又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城市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一只脚踩在农村，一只脚踩在想象中的“城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自豪又自卑，两头都落不到实处，只觉得处处和别人不一样。 乌力斯：报社记者对作家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海明威等很多人都曾经是记者，他们也成为非常好的作家。 毕飞宇：我到《南京日报》是很戏剧性的，当时我在新街口邮局里面，买了份《南京日报》，报纸上面有招聘广告，交两块钱就可以去报名。南京日报社刚好就在邮局对面，我身上只有3块钱，花了两块去报名，通过7轮考试我就进去了，完全是个意外。 我很快认识到我不是干新闻的料子，新闻和文学完全是两码事。这一点，尽管那时我在理性上也有点知道，但只是到了实际工作中才发现，走错了，根本就不能去的。所以1998年我到了省作协的《雨花》杂志编辑部。 乌力斯：作为专业作家，你每天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是怎么样的？ 毕飞宇：一般来说，我会在9点左右起床，然后读书，吃饭，做咖啡或者泡茶，抽烟，感觉好了，就开工写，一口气写到下午三四点，吃完饭翻翻书，我老婆回家了，孩子放学回来了，晚上再去出版社的健身中心，和朋友们打乒乓球，出一身臭汗。生活规律、简单。 原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8月30日 第 07 版）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8月30日第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