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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学评论界围绕着“走近鲁迅”的话题对鲁迅创作、思想和人格发表了许多新的看法，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但有些看法十分大胆却不能令人信服，有的观点则是有意识对鲁迅创作和人格的诋毁和歪曲，此类看法或观点在文学评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当前鲁迅研究造成了某种理论上的混乱。每一位鲁迅著作的热心读者或鲁迅研究的真诚观察者，都有理由期待文学评论界对当前鲁迅研究中某种理论混乱给予必要的回应，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学术界不但没有对鲁迅研究中的一些可疑的结论作出必要的澄清，而且鲁迅研究中业已存在的某种混乱有增无减。我们看到，职业性的学院派鲁迅研究者公开表示自己是“吃鲁迅饭”；以鲁迅研究为起点的年轻评论家往往把鲁迅研究当作跻身学术前沿的晋身之阶，稍有所得便顾左右而言他；某些痞气十足的作家在鲁迅研究领域插科打诨，有意无意地通过贬低鲁迅来抬高自己；所谓“黑马”式的批评者则往往故作挑战者姿态，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以所谓“人格缺陷”等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并不反对向大师和权威挑战，但把种种故作姿态的偏执和盲目的标新立异看作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状态，这是令人费解的，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走近鲁迅不是要全盘否定以往鲁迅研究的历史成果，不是要重新确认鲁迅某些作品的高下优劣，不是要重新整理鲁迅的个人档案，也不是要重新确认鲁迅的家族谱系，而是要在继承前人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发现鲁迅和重新学习鲁迅，通过重新发现鲁迅和重新学习鲁迅，更深刻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也更深刻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处境，从而在更高的意义上把握当代文学的未来之路。 文学是人学。鲁迅的实质是一种人格，是一种精神。鲁迅精神中最可珍贵的是他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鲁迅的创作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作了无与伦比的深刻批判，同时，他对自身思想的解剖也是其他现代中国作家所不可企及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严峻的自审意识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严厉的自我忏悔和痛苦的自我剖析，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将是无法设想的。正是通过不间断的、痛苦的自审和忏悔，鲁迅才能够通过文学创作建立起如此强大、如此深邃的精神主体。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不仅是鲁迅人格建构的手段，同时也是其文学创作的深厚的思想资源。20世纪鲁迅研究的基本成果集中在关于鲁迅创作和思想的历史合目的性及其相关的合法化证明，少有人追问和开掘鲁迅创作和思想的精神起源，因此对鲁迅创作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至今还没有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说明。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还没有面对鲁迅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的文学理论界以一种表面的多元化掩盖着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缺乏鲁迅那种严峻而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作家往往站在“维新”的立场上以立法者或布道者的姿态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代言者，却始终没有人真正为过去一段历史的悲剧后果作过真诚的自审和忏悔。面对当下现实，我们的作家总是作着最现实的选择。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的作家总是很容易原谅自己。在历史的灾难面前，我们的作家要么是摆出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批判别人、控诉别人，要么就是摆出一副受伤的总是我的可怜相，无休止地埋怨诉苦、怨天尤人。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面对历史，当代中国作家很少有人能够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对自己进行严厉的自我解剖和真诚的自我忏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在无奈之中普遍接受了一种“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受虐者的人生哲学。 当前的中国文学离鲁迅越来越远了而不是越来越近了，这不是鲁迅的不幸而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不幸。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学正在远离鲁迅、甚至是在背叛鲁迅而不是在走向鲁迅，走近鲁迅的愿望才是善意的和可以接受的，反之就可能是对鲁迅的某种误解，因而也是不能被接受的。鲁迅与当下文学之间的距离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以某种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鲁迅的价值和意义是里程碑式的而不是嬗变不居的。鲁迅的历史价值应该是确定的而不是流动的。人为地拉开或拉近鲁迅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最终都只能损害鲁迅。鲁迅自己什么也不缺，我们的文学不能没有鲁迅。应该看到，对鲁迅的误解和歪曲最终只能是对我们自身的误解和歪曲。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理解鲁迅并不会比误解或曲解鲁迅更为不幸。 如果不是通过放大镜或变色镜审查鲁迅的个人隐私和人格污点，我们就会看到，当年的鲁迅既不是单纯的所谓“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的热血青年，也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位无所顾忌、一往无前，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向敌人的要害投掷匕首和投枪的“遵命文学”战士。那种根据鲁迅能不能充当刺客判断鲁迅人格价值的批评者，其对鲁迅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庸俗社会学的道德水准上。其实，鲁迅一生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远比去充当一次剌客更为艰难。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鲁迅也是在极其艰难的处境和极其沉重的心境中从事写作的。“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这是鲁迅个人处境的真实写照。在思想上，鲁迅是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求索者，其追求真理的执著和坚韧令人不禁要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为真理而献身的意大利科学家，想到18世纪大革命时期为自由而战斗到底的法国知识分子，想到19世纪为了信仰而坚定地走向刑场或流放地的俄国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充当刺客的勇士，但中国历史上最缺乏鲁迅这样的作家和思想家。不是吗？ 20世纪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只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这两次思想革命的批判与反思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最深刻的思想资源。在思想意义上，20世纪中国文学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历史反思是通过鲁迅及其创作而完成的。鲁迅创作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来自于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深刻的、历史性的批判和反省。很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对革命的失败作了痛苦的批判和反省的是鲁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流产作了深刻的自审和忏悔、并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不彻底性进行了痛苦的超越的也是鲁迅。历史地看来，鲁迅创作和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及其久远的启示意义，一方面来源于他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持久而又深入的思考，一方面来源于他对自我人格的现代化建构所作的深刻而又痛苦的自我剖析。“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化选择接受了一条镀金式的“必由之路”，推行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原理，中国文学因此而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必要的和有效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创作和思想为中国现代化启蒙提供了最可靠的价值参照。没有鲁迅的创作和思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档案将是苍白的甚至是空白的。 对鲁迅创作和思想的怀疑和曲解源自一种机械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念：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的政治革命和历史变革进程中，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历史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从而对这两次思想革命的经验教训缺少必要的历史反思，因而也就不可能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和文学遗产作出深入的开掘和批判。只要我们简单地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超越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也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学已经超越了鲁迅和“五四”新文学，我们也就会不可避免地随意把当前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到鲁迅创作和“五四”新文学之上。在鲁迅的创作中，只要我们简单地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超越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也就会自然地把《故事新编》的价值提高到《呐喊》《彷徨》之上，把“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的所谓鲁迅创作的“复仇”意识提高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之上。然而，历史的真实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思想价值与历史观念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思想价值是一个常数，历史观念是一个变数。在历史变革进程中，现代化的思想常数一经诞生，就会在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间断地持续发生作用。从欧洲现代化的历史看来，尽管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了许多的进步，但在思想上，作为进步的起源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主义的思想依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参照价值，因此，人们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思想已经超越了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中国现代化思想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超越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如此。因此，在文学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作家可能会有人在现代化道路上比鲁迅走得更远但不能说当代作家中有哪一个作家可以代替鲁迅，因为只有那些能够站到鲁迅的肩上去的作家才能够真正超越鲁迅。20世纪中国作家没有人能够超越鲁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预见，在21世纪中国文学变革和文化变革进程中，鲁迅创作和思想依然是不可跨越的文学遗产和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坐标：一个是“五四”；一个是文革。“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里程碑；文革是2世纪中国文学的耻辱柱。以这两个坐标为参照，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对民族性格所作的自审比鲁迅更为彻底，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比鲁迅所做的更为深刻。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鲁迅至今仍然是21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好望角”，令人可望而不可及。因此，走近鲁迅应该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学术工程，而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重在参与的大众话题。 以鲁迅为参照，我们应该深刻地感到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贫困和思想危机，这种精神贫困和思想危机一方面表现在历史所决定的现代化思想资源的贫乏，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鲁迅创作中那种以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为基础的丰富的精神痛苦的陌生与隔膜。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今天走近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那种自觉地向世界学习的历史态度，学习鲁迅创作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像鲁迅那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和历史忏悔，通过自审和忏悔开出中国新文化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创新之路。 令人困惑的是：从“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在强调文学的个性意识，今天的作家们又在谈个体写作的独立性，但却没有哪一个作家敢于以个人的名义为文革承担责任。没有自审的勇气和忏悔的精神，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的不幸。可以看到，文革结束以来，虽然巴金所倡导的“说真话”得到了文学界普遍的认同，却没有人以个人的名义自觉地为文革承担责任，更没有人以个人的名义对文革进行忏悔。相反，在文革结束之后直到今天，总有经历过文革的革命者或被革命者置身事外，以胜利者或受害者的姿态要求别人对文革负责，还有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以审判者的姿态指责个别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为什么不忏悔”，甚至有人以所谓“被利用”为理由，要求鲁迅对文革的灾难性后果承担罪责。这些做法是违背历史逻辑和历史常识的。中国历史变革的惯例是：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历史灾难，只要揪出了“元凶”，再拉出几个阿Q式的协从者作替罪羊，历史就可以在一片控诉声、讨伐声和欢呼声中完成一次改朝换代。不难理解，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意识，中国文学中也没有原罪意识，所以中国文学中没有盗火者的牺牲精神和原罪者的忏悔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像鲁迅那样背负着“怎样做父亲”的忏悔、“肩住黑暗的闸门”敢为历史牺牲的作家太少了。打着“爱国者”的旗号，一面自甘“沉沦”，一面要求祖国强大起来，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人格变态。今天看来，以局外人或审判者的姿态置身事外，一味地要求别人对文革负责，这在严格意义上算不上什么主持正义，而不过是当代作家缺乏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的一种表现。以文革为参照，如果说“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运动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失败的，那么，这里的不彻底或失败的标志就是当代中国文学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的缺失。应该为此感到悲哀和耻辱。 文革不是一个偶然的政治事件，也不是一个意外的历史事件。文革归根结底是一个种族事件，是种族劣根性所决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因此，文革悲剧的历史答案应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作家的心上，而不是写在某一个中国作家的脸上。如果可以指责哪一个当代作家是“文革余孽”，那么，文革以来的中国作家没有哪一个人有理由逃避这种指责。就是说，面对文革这样的民族性的历史灾难，每一个中国作家都应该是一个在线的忏悔者。忏悔不仅仅是指罪者的认罪与悔过，而且也是正直者和善良者为自己的选择所作的辩护与申诉。卢梭曾经说：“我从前是这么坏，然而谁敢以为他自己要比我好一点？”[1]卡夫卡曾经说：“您不要要求我正直……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了。”[2]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不但要敢于对自己负责，而且也要敢于为自己辩护。只有敢于对自己负责的作家才敢于为自己辩护，只有敢于自我辩护的作家才敢于对历史负责。不敢面对自己的作家既不敢对自己负责，也无力对历史负责。这样的作家是文学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我们的作家应该有卢梭那样的忏悔者知罪的勇气，我们的作家应该有卡夫卡那样的正直者无罪的自信。作为忏悔者而不知原罪，作为控诉者而不知怜悯，作为正直者而挺不直腰杆，作为启蒙者而没有独立的个性，这才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人格悲剧。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我们的作家应该有站到“五四”纪念碑下面的胆识，也应该有站到文革耻辱柱下面的勇气。对文革进行自审和忏悔应该出于每一位正直的中国作家个人的自觉和真诚。面对文革这样的民族性的历史悲剧，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拥有自审和忏悔的豁免权，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拥有置身事外指责别人“为什么不忏悔”的权力和资格。面对文革这样的民族性的历史灾难，作家的自我启蒙比大众化的启蒙他人更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对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的淡漠到了无知的地步。学术前沿众声喧哗、聚讼纷纭，频频闪现着以立法者或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新青年”的身影，却看不到敢于面对历史废墟，自愿忍辱负重，执意上下求索的自审者和忏悔者。当前一代青年作家中，只有摩罗的《耻辱者手记》表达了某种自审和忏悔的企图：“我活了这么多年才知道自己实际上一无所赖，也就是说，原来我是个无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非人……我的写作乃是表达一个清醒的无赖对于生命这个地狱的惶惑与恐惧，乃是展示一个清醒的无赖自身生命的罪恶与耻辱。”[3]但是，在《耻辱者手记》之后，摩罗转身就唱起了《自由的歌谣》。在《自由的歌谣》里，摩罗除了重复《耻辱者手记》里那一点可怜巴巴的忏悔意识，并没有在忏悔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真正可悲的是，在摩罗之外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别的忏悔者的影子。我看到的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的喋喋不休的聚讼和纷争，我看到的是主张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们对当前学术领域的混乱和堕落的忍耐和宽容。 中国作家的人格惰性表现在他们狭隘的精神自恋。当前中国作家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的匮乏归根结底是这种精神自恋的表现。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运动各个时期的文学史就不难看到，在世界现代人文主义、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文艺运动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像中国现代作家这样既没有坚定的信仰又没有坚定的自信，每每在历史挫折和现实困境面前表现得如此的自恋而又自虐、矫情而又软弱。精神上没有自审的勇气和魄力，创作中急功近利自甘平庸。当前中国文学的精神自恋已经发展到了腐朽的程度。当代中国作家精神上正面临着极度的贫血与缺钙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泡沫化”和“沙漠化”的双重困境。20世纪之初，鲁迅曾经站在世纪转折点上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4]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鲁迅的呼声依然是旷野呼告! 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自恋与民族性格有关。鲁迅对国民性的最深刻的概括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基础是一种精神自恋。阿Q式的精神自恋在人格上表现为自相矛盾的两极：一面是自大狂；一面是受虐狂。中国作家精神自恋的矛盾冲突比一般大众更深更重。在历史变革进程中，中国作家精神自恋的两极冲突也比一般大众更容易走向自大狂和受虐狂的极端。从文学的角度看，“五四”时期是一个“狂人”辈出的时代，“五四”文学彻底的反传统使得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摆出某种“狂人”姿态，不如此不足显示出“五四”“新青年”与旧文化旧道德彻底决裂的决心和气概。应该肯定地说，“五四”文学中的“狂人”姿态显示了“五四”一代作家不妥协的、彻底的革命性的一面。但也应该看到，这种“狂人”姿态主要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人格标志。离开了“五四”时期“文化偏至”的具体的文学环境，这种“狂人”姿态便因为失去其特定的理论支撑而走向自身的反面。从《呐喊》中的“狂人”到《彷徨》中的“孤独者”，鲁迅为我们描绘了“五四”时期一代“新青年”由“自大”走向“自虐”的心路历程。“五四”退潮之后，鲁迅曾经清醒地对自己的“狂人”情结作了痛苦的自我剖折：“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5]这是“五四”之后鲁迅创作的一个深刻的觉悟。应该说，这个觉悟是鲁迅走出“五四”时期“狂人”式的自大和“孤独者”式的自虐而走向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标志。 在“五四”之后频繁的历史动荡和思想运动中，中国作家的精神震荡常常像钟摆一样在自大狂与受虐狂之间摇摆不定。文革是一个自大狂与受虐狂同时走向极端的时代。几代文人和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互相绞杀，充分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大狂和受虐狂的人格极限。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只有鲁迅通过对“五四”文学“狂人”性格的自我反省和对民族性格中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批判，彻底走出了自大狂与受虐狂的精神误区和人格局限，最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人格的现代性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人格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最健全、最深刻和最具现代意识的。相比之下，由于我们不能正视和理解鲁迅人格和创作的那种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致使当前走近鲁迅的文艺论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鲁迅创作和思想的一种误读，这种论争中对鲁迅所作的“人格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鲁迅人格的粗暴践踏。面对如此走近鲁迅的众声喧哗，我似乎听到尼采如剑如冰的怒吼：“我等到你们都背叛了我的时候，我再回到你们这里来。”[6] 我并不反对当代作家走近鲁迅。相反，我认为当前真诚而自觉地走向鲁迅的作家太少了。我所理解的走近鲁迅，既不是要捆绑式地和鲁迅站在一起，也不是要拿着放大镜或显微镜从鲁迅身上寻找什么人格弱点，以证明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文学状况的优越性，而是要鼓励当代作家在创作上以真诚的态度向鲁迅看齐，最终以“实绩”性的创作成就为阶梯站到鲁迅的肩膀上去。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走近鲁迅意味着更彻底地走出阿Q时代的历史局限，更彻底地走出阿Q式的自足和超脱，从而更彻底地走向自我人格的现代化启蒙和现代化认同。只有彻底告别阿Q式的精神胜利，彻底走出阿Q时代，才能真正走近鲁迅。如果走不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走不出民族性格中精神自恋的人格误区，走不出文革式的自大狂与受虐狂的双重人格冲突，走近鲁迅就只能意味着我们自身的无知和浅薄，这种无知和浅薄最终将导致陷入这样一种思想或人格的尴尬———从走近鲁迅的愿望出发最终走向拥抱阿Q。 注释： [1]转引自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英译本序》，巴金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2]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3]摩罗：《耻辱者手记·写作的限度(跋)》，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页。 [4][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第417-418页。 [6]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作者通讯地址：山东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 邮编：273165)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