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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两本书。一本为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陈圣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对其意见，已撰专文论及，其弱点为从发生学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只论及中西文论的交流，未及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及文论资源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潜在制约作用，不能称做真正的发生学研究，因为，发生研究面对一个跨文化的对象时，只有同时把握这一对象的内外因，才能更好地突现对象的本质特征。一本为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0月)，可谓正好补足了高著的缺憾。“四百年”一路写来，有把现代批评与古代批评一体相贯的创新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发生的内因于此可见一斑。虽然在一体相贯时，此书未必做到了环环相扣，由前一世纪转向后一世纪，特别是指由分属古代(17、18世纪)和近代(19世纪)的文学思潮转向现代(20世纪)的文学思潮时，没有接好榫，对好茬。但以“四百年”为对象，仍属创格，而受“四百年”的限制与暗示，必使写作间或前瞻后顾，因而值得称道。但我感到两书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忽视人的文学的重要性。高著忽视人的文学，与著者的文化立场有关，著者的落脚点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思潮汇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阵营，故人的文学在这一流变中仅为过渡性现象，也就不言自定了。而陈编则令人惋惜。由晚明性灵文学主张开创的个人文学思潮，至“五·四”正好接上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思潮，激变而生成人的文学，本是水到渠成的推论，也为事实所证明，但陈编(指书中有关20世纪文学思潮部分)却与这一结论擦身而过。结果，由性灵文学新变成人的文学，本是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一大壮观，却在陈编中可怜兮兮地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局部现象。我以为，不是人的文学不显赫，也不能归之于人的文学蒙受了太多的历史尘埃，而是著者所选择的出发点限制了自身在观察这一文学思潮时发生了偏差。具体言，陈编只在功利主义这一概念的涵盖范围内来理解人的文学，使得人的文学顿失光彩。故精确地理解功利的概念，并明白人的文学对于功利的超越，才有真正全面、深入、本质地阐释人的文学丰富内涵的理论前提和保证。 陈编这样总结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处于现代文学思潮河流中心的是为了救亡和强国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潮。这股思潮上承17、18、19世纪的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下续革命功利主义文学思潮。它以胡适与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纲领、鲁迅创作的现代小说文本的范式、茅盾和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们为人生的主张和实践，形成一个坚实、丰厚的源头，向整个20世纪辐射力量和影响。”相对立的则是“自由主义的非功利文学思潮”，包括“现代评论派”、“新人文主义”、“新月派”、“第三种人”等。陈编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把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视做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内在冲突主轴，并沿着这条主轴展开了对于其他思潮派别的整体描述。此种观点，早被学界采用过。我不赞成这种划分。在陈编中，对功利的内涵界定就显得相当含混。其实，陈编依据的判断标准仅为无产阶级政治，一切与此相一致或相近者，均被视为有功利；反之，一切与此相对立或相差甚远者，就被目为无功利。结果，原本功利色彩相当浓重的“新月派”、“现代评论派”却被归入非功利的行列，令人费解而生出疑问：难道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不能产生功利性吗？即使用这样的功利概念来界定功利主义文学思潮本身，矛盾与牛氐牾亦十分明显。其中尤以对于人的文学的功利性理解，与它的内涵不符。人的文学虽然表现出一种功利性，且有时近于强烈，但在功利的理解上与革命文学就相差甚远。革命文学的功利性带有“当前性”，要求文学与革命的实际活动相关联，并能推动革命活动向前发展，它主张通过煽情、刺激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人的文学的功利要求“长远性”，以涵养人性、充实人性的“立人”为目的，主张运用渐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实现意图。故革命文学的功利性可以是经世致用的救亡、强国，乃至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人的文学的功利则在扩大人生内容，充实人的生存内涵，提升人的生命境界。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现象，如果说，在革命文学那里，功利性与艺术性往往相冲突而造成不均衡的话，那么在人的文学这里，功利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则显得相当从容自然。其中根本原因，怕与它们对功利本身采取了不同的理解有相当的关系吧。从此一现实出发，硬把人的文学纳入功利主义，恰恰是削足适履，不仅模糊了人的文学的本来面目，更使人们不能认识到人的文学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研究中，引进功利的概念应当加以小心界定；即使运用这一概念，亦应清楚不能用它支配这一研究局面。按照我的理解，启用审美启蒙概念来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可以包容功利并解释功利主义概念无法涵盖的文学现象，同时，更能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主导性质，从而判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发生的真正内核与发展的真实趋向。故我的看法是：可以在审美启蒙概念的支配下运用功利概念，却不能在功利概念的支配下运用审美启蒙概念。审美启蒙应当是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元概念，由它演绎出的发展史，将是另一副景观——更为接近本质的景观。 审美启蒙有别于理性启蒙。它既不失去启蒙精神，同时又保持了文学的独立性。关键在于：理性启蒙重视文学，是将文学当作工具，要将理性启蒙的诸多性质强加于文学，从而超出文学功能所能负载的范围。这是一种外在的介入，理性启蒙与文学的联姻，是在不寻求性质一致的情况下所作的某种利用，文学的依附性极大。而在审美启蒙的构架中，文学本身就是启蒙，它对启蒙性质进行选择从而形成它与启蒙的一致，离开了文学(当然还包括其他艺术种类)，审美启蒙不复存在。故审美启蒙超越了功利与非功利的划分：它统一了启蒙与审美，而非将它们永远对立起来。只有当一派批评不失启蒙意识而失文学独立性时，它就向理性启蒙靠拢，文学的功利性占有主导地位；又当另一派批评无明确的启蒙意识却有明确的审美追求，又在实践上无法认识与开发审美的启蒙特性，从而造成对于审美活动的启蒙资源的极大浪费，它就向形式主义演变，让文学的审美要求脱离了文学的启蒙价值。因此，审美启蒙实际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主导本质、冲突原因及演变发展的制约力量。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创作上，人的文学恰恰代表的就是这样一条绵延不绝的审美启蒙的主线。对启蒙的迷恋，对审美独特性的执著，均使它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性质。因此，尽管它并不总是占据时代之潮的潮头，但作为一种指向性而存在，人的文学始终是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内在动力。称人的文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话语英雄，毫不为过。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要说，一旦这位小姑娘任性起来，必要以她的本来面目见人，难道不要尊重她的意愿？人的文学就是这样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本来登台过，且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不能掩抑她的清纯妍丽。 对晚明以来的性灵文学思潮作某种程度的概括，撇开其中的曲折，可以明确它的历史演变实际完成了通向人的文学成功转化的逻辑程序。这一逻辑程序是：反抗压抑——个人消遣——追求自我——个人本位。反抗压抑的代表当数李贽。他喊出了“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这等于宣布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反抗理性道统对于人性的压制与剥夺。在传统偶像坍塌的同时，人的个性意识迅速崛起。袁枚要算一位独善其身者。他找到了知识分子在高压时代里言志抒情的方式。尽管出之以平和，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软弱，但对性灵的追求，毕竟还是把他们引向了个人想象的广阔空间，由这里积累的同样是走出教条与专制的力量。由反抗压抑的对外喷发，到抒发性灵的自我陶冶，是一种向内转，而其对于人的改造，却可能呈现着正增长。因此，个人消遣只要不流于个人麻醉，它就与人的思想解放一致。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反对“斫梅”，提出“完”字评价标准，要求恢复人的个性自由，争取个性的正常与全面的发展。“觅我童心廿六年”，是龚自珍的个人追求，亦是意识到自由高于一切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有一点要注意，经过李贽至龚自珍等几代作家的努力，文学与个性应当结合的理论证明大致已经完成。但有两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他们追求自我还带有向传统要地位的色彩，人的解放处于被动发展阶段；一个是文学的工具性没有得到彻底批判与清算，文学的独立性还有待建立。因此，尽管他们的要求充满生气与创造性，仍然没有突破一个临界点：那就是近代时限，从而只能具有近代性质。当世纪初鲁迅完成个性独立研究，王国维完成文学独立研究，突破近代时限也就摆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面前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并且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人的文学由周作人提出，中国文学思潮正式进入了现代发展时期。而它的产生，正是中西文学思潮交流、对话、融合的结果。人的文学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文本主义之上，它所倡导的文学独立，与个人本位构成了本质的一致与呼应。作为审美启蒙的主要体现者，人的文学参与了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并在启蒙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从审美领域坚持这一运动的精神；人的文学又把文学独立性作为目标，为防止文学本性的迷失，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人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上的流变，可以划分为四大运动板块： 源头：由周作人提出，并给以了经典性阐释。周作人的此一观念，包含了王国维、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探索成果。它由四个主要观点支撑建构而成：从个人出发进行文学创作，但表现的却是共同人性；文学作为审美现象，区别于政治、经济和科学活动；文学产生精神价值，通过对人性的涵养达到生命的充盈，从而让人诗意地生存；人的文学坚持文学发展的多元化，但此种多元建立在对于人的多样化发展的理论基础上。人的文学一经提出，即全面建立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标准与活动准则，以其现代性、人道主义、审美化向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全面渗透，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直承：对30年代的京派批评和80年代的主体论批评可作如是观。京派批评突出的是审美的独特性，但它并没有否定文学与人生的关联，在强调文学对于人生的超越时，它所扬弃的是人生的浮泛、庞杂、破碎，从而与人生之间实际建立了深入、全面、本质的联系。因此，对于京派批评而言，重美与其重人生相统一，重美亦与其要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相统一。京派批评虽不常言人的文学口号，却是最具人的文学精神的一个派别，是人的文学的深化与提高。主体论批评出现于20世纪中国人学思想极度荒漠化的背景之中，它以哲学反思为特色，对人的主体特征所作的艰难论证，在后人看来也许用力不甚精当，但其带给80年代以降中国文坛的却是一片生气。借主体论批评而实现的人的文学的重新回归，立即显示了它那不可抗拒的魅力。如果说，京派批评是在历史的夹缝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主体论批评却在人们殷殷期望中肩负过重的历史职责而昂然前行，它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再次证明人的文学能够穿过文化的板滞而确立自己的地位。从人的文学提出，再从京派批评到主体论批评，虽然相隔过长，终能相接，又能分布在不同时段，实在对人的文学的延续与再创辉煌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新变：指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它们与人的文学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都产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创造社的自我表现观，文学唯美论，文学研究会的反映人生说，艺术特征论，与人的文学的个人独立与文学独立相近。说是相近，因为它们对文学的认识，已经更多功利色彩，由于这种色彩受到清醒意识的警戒或排斥，没有造成较大的束缚。故在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早、中期活动时期，它们创造了新型的文学范式，但与人的文学之间的亲和性依然相当明显。只是在汇入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以后，这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的文学主张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此应作新的理解了。不过，从整体上看，不时回顾人的文学往往成为它们在批评上的一个特点，这仍然为人的文学介入它们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某种潜在的渠道。故，新变不是人的文学的流失，只是人的文学的弱化。只是当这种弱化成为有意识的背叛时，才产生了人的文学的失落。 异接：由左翼文学思潮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与人的文学的距离不仅进一步扩大，且真正直接地开始了对于人的文学的否定。在西方，个人主义原本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之上，二者统一并向个人本位倾斜，成为共识。但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种统一的机会相当匮乏，在救亡、政治的双重话语霸权的控制下，视个人主义为洪水，最终导致了对于个人主义的全盘否定。因此，立足于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取代立足于个人主义的人的文学而流行半个世纪，也就不是偶然事件了。所以，否定人的文学成为建构无产阶级文学的前提，不是相反，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成为丰富人的文学的一种手段与途径。在异接状态，只有当无产阶级文学深受极左思潮的侵害，它才能感觉到来自人的文学的那种吸引力，用人的文学精神弥补文学创作的不畅。七月派和胡风以及冯雪峰的思考带有这样的印记。异接毕竟属于异质联接，这种流露必然受到批判。在左翼文学思潮和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内部产生的两条路线斗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文学态度产生了分歧。当然，由于立场的预设，异接十分有限。特别是当此派主张受极左思潮控制，并向极端发展，彻底丧失人的本性和文学的本质，那就走向反人、反文学的道路。“四人帮”的文艺路线，即为如此堕落的恶例。 其他如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包括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新感觉主义等)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如学衡派、新月派)，与人的文学构成张力不等的关系。从深层来看，现代主义理应成为人的文学的重要接力，但20世纪中国确实没有现代主义顺利生长的文化土壤，这种推动人的文学向前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小了。不过，重美而特别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使得现代主义在人的文学基本失去话语权力的情况下，仍然执行了人的文学路线。不要把20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过多地涂抹上西方“形式主义”的色彩，因为它与西方“形式主义”还相距甚远。20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仅仅是从“形式主义”获得了某些摆脱功利主义桎梏的理论支持。而古典主义由于生来就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相对抗，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主流思潮。有一点要清楚，古典主义未必极大地阻碍了人的文学的发展。它对文学与人性关系的肯定，虽然与人的文学的理解有冲突，却在概念内涵少有批评者精审细酌的情况下，几乎成为人的文学的同路人。在20世纪中国，它向传统寻找力量的思路缺乏号召力，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但它能够成为人的文学的某种参照，亦不容置疑。人的文学是对历史的总结与超越，不是抛弃与断裂。古典主义推崇的文学名著，往往也是人的文学产生理论力量的源泉。可在人的文学自身发展受阻的情态下，去完成这种参照的实施，亦不现实。重构二者的关系，现在看来，只有留待新世纪去完成。 总之，通过以上描述，是从审美启蒙演化出了功利与非功利的冲突，或者说，功利与非功利的冲突，均可置于审美启蒙之下获得解释。是从人的文学演变出了不同的文学思潮派别，不同的文学思潮派别与人的文学的不同关系，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故，要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当首先确认它的主潮是人的文学；要认识2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进入现代发展的标志，当首先确认这个标志是人的文学；要预言新的世纪将会从20世纪继承什么文学遗产，那还是人的文学。 因此，我要说： 人的文学，是一个世纪的批评之梦。 (作者通讯地址：苏州大学文学院 邮编： 215006)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