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土地的出现，是乡村最好的背景。 多年前跟父亲在坡地上刨红薯，一提一大串，大大小小，阳光下诗情画意般地回头，那些红薯的藤蔓柔软而坚韧，红的茎绿的叶，在天黑前我们挑着它回窑。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清晰连贯的画面，在眼前彰显着逝去的欢快与悲伤。 我不能够放弃我的村庄，我一生要支付给它们的是我的文字，我的文字有土地给我的温暖，有我姓氏给我的亲缘。我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世界不会因为我的离去而感怀，也不会因为我的加入而繁华，我的村庄，因为我的到来，获得了俗世的完满。那个紧扣在山腰上的村庄，所有的曲折，因为生命获得了灵魂，也因为生命，裸露出了苍凉。 我写长篇小说《裸地》，在没有动笔之前，我有无奈，或寂寞。走过无数的村庄，我看到时光的走失竟然可以这般没有风吹草动，那些曾经的繁华呢？布满青瓦的屋顶，青石砌好的官道，它们是一座村庄的经脉，曲折起伏，枝节横生着故事，难道它只能是记忆了吗？但我不能够确定写它什么？我曾经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一个县里挂职。第一次下乡，见一山东逃难上太行山的老人，他说：我爷爷挑着担子上太行山，一头是我奶奶，一头是锅碗家什，出门时是大清国，走到邯郸成了民国。这句话陡然让我清醒，一个掰扯不开甚至胡搅蛮缠的想法闯入了我的脑海：就写村庄，写那些生命和土地的是非，写他们在物事面前丝毫不敢清浊不分的秉性，写他们喝了面糊不涮嘴的样子，写他们铺陈在万物之上的张扬，写他们对信仰的坚守，执著守诚，那该是叫生活？我想了很久，什么叫生活？中国农民与土地目不斜视的狂欢才叫生活。 文学作品是在众生云集裸露真情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一片田野打开了我的四季画面。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和适宜环境，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荆棘和绿叶。活着，也只有活着才能面对自然张力四射。我写他们，所有出现在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该是简单的无意识的按部就班的人物，能入了文字的人物，都有自己的锋芒。活人不生事叫活人吗？生事的人，对生存环境的了解和参悟是令人敬畏的，善是守，恶是进。 我想写一个男人，写那份误入人间的无奈，他永远都清楚日头翻阅不过四季的山冈，他却要用生之力博那山之高不过脚面的希望。想写一个女子，或几个女子，走过青石铺就的官道上留下的那份弥久的清香，想写一个村庄街口的老槐翻阅秋风的繁华，那粉细的红绿花朵，那一生都行走在路上的寻找，他们都是奔向了光明的地儿么？一个漫长的冬天被温暖的日头驮走了，曾经的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刚柔兼备，情理并重，那份深刻为基础激情和深沉为内蕴的率性，却落得做作的自炫和浅薄的张狂。 但是，他们的日子不是这样永远的恬静。庄稼不出青苗的时候，他们会为了一渠水引到自家田头而大打出手，也会因为谁家的牲口吃了庄稼因小生出大事。人不可能舍却作为背景的生存而活着，谁都会为了保护自己活着的简单口粮而争斗。我们不会像河流那样默默伸出自己，放弃所有，克制欲望。善是做人的底线，决不是不沾荤腥。恶呢？哲人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一份必定要背着的邪恶让人性投向了深褐色的黄土。 那一些发自记忆中召唤的声音和气息是如此强烈，强烈得犹如我远去的父亲向我招手，我知道我必须即刻上路了，要沿着一道迢递之路走进那些曾经的往事。我要尽一个世俗人的眼光来写他们，“世俗”必须是我命中注定！我从一开始创作，我决定的两个字是：坚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想起这两个字。从文学对生活的看法来说，生活无所谓新旧，只是一种流动，一种景致，被看到了，就要穷尽这些感受，揭发出其中深入到今天乃至今后时代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与很多善于理性思考的作家、理论家相比，我更加倾向于从生活的丰富感受当中去找表现，找内容，找构思，找激情。 没有人怀疑过土地给人的合理性，它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移挪着它之上的人。生出些小欲望怂恿人小跑，小跑的人具有青山绿水的格局，人不知敬畏和尊重，提高速度以消极方式取得盛气凌人的效果，自以为掐算掌控得最好，其实，数数可虚幻眼前的事物，就会明白人为什么不懂会心一笑。欲望让人手忙脚乱了，还不知土地的元气都顺着欲望的茬口跑了。土地说：难怪啊，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的人，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的影子是贴在我身体上的。当土地裸露的时候，没有人的影子，人的日子都过去了。（作者为山西省长治市作协主席） 原载： 《 光明日报 》（ 2011年11月23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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