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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周氏兄弟;儿童;发现;现代性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儿童”的发现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周氏兄弟能够超出他人,分别站在理论和创作的前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深刻地发现了“儿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文学的发现在内的。“儿童”是周氏兄弟的思想与文学中的巨大存在。在思想上,对“儿童”的发现是周作人的现代性思想的根基;在艺术上,对“儿童”的发现构成了鲁迅文学深厚的人生哲学的底蕴。 一、“儿童”的发现与深刻的现代性 本文所讨论的“儿童”,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人类社会进入特定的历史阶段后创造出的一个概念,是历史的概念。“儿童”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中,被文化所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概念,每一种形态的“童年”,都是某个历史时代的制式在具体的儿童生命、生活上的映现,是成人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 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人种,儿童的身上具有儿童独自特有的心理、感觉和情感,对此,成年人必须给以理解和尊重——这种对于儿童的观念,在今天几乎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常识(实际行为是否一致则另当别论),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儿童观只不过萌生于两百多年前,而真正在成人社会占据普遍的支配地位,恐怕才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进化出这样一双“发现”“儿童”的智慧的眼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儿童”这一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所谓“现代”,就是人类从任何类型的强权统治,从旧的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的规范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自身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个人、个性、自我等得到尊重和保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个性主义成为时代的思想。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作为前提,就不会有对“儿童”的发现。瑞典的爱伦凯站在20世纪的门槛时说过, 18世纪是人的世纪, 19世纪是妇女的世纪, 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她的这一对儿童地位将得到提升的预言,也表明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的儿童,被解放得也最晚。 正是因为“儿童”的发现处于“人”的发现的终端,对“儿童”的发现的程度,才标示出社会思想的现代性水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儿童”的发现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周氏兄弟能够超出他人,分别站在理论和创作的前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发现了“儿童”,从而获得了深刻的现代性思想。 二、“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思想根基 五四新文学运动始于1917年。在这一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远在太平洋彼岸留学的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不失时机,立即在下一期的《新青年》推出《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相呼应,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帷幕。接下来,《新青年》几乎每期或以专论,或以“通信”、“读者论坛”的形式讨论“文学改良”问题。在讨论持续了两年时,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使新文学运动有了重大突破。此前的讨论,胡适关注和侧重的是语言形式的革新,陈独秀虽然以“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论”的具体内容,但仍然显得空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观念一提出,似乎一下子将对新文学的内容还处于模糊认识状态的人们惊醒了。作为“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语)的《人的文学》发表之后,周作人在一年内连续写出了《平民文学》(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期)、《思想革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期)、《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等文章,系统地建立起了“人的文学”这一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旗帜的理念。 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已经反复论述到了儿童问题(还有妇女问题)。儿童的发现是“人的文学”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认为祖先应该“为子孙而生存”,“父母理应爱重子女”,他批判封建的“父为子纲”的亲子观,认为“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周作人强调的是“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周作人在这里谈论儿童问题,其逻辑是——不解决好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问题,“人”的发现也将不可能。 周作人“要发见‘人’,去‘辟人荒’”的工作是有清晰的步骤的—— 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Froebel与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子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1] 如果查阅全部《新青年》,那么这个时期,周作人建设新文学理念的“三级跳跃”是有迹可寻的。第一步是发现女子。他首先以译文《贞操论》(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为妇女问题讨论投进了最大一块石头,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胡适、鲁迅立即先后发表了《贞操问题》(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我之节烈观》(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为妇女问题的讨论推波助澜。第二步是发现“人”以及“人的文学”,就是前面讲的《人的文学》(其中已经包含“儿童”的发现)。第三步则是发现“儿童”以及“儿童的文学”。 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讲演稿《儿童的文学》在《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八卷第四号)上发表后,有如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这篇宣告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诞生的论文,成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纲领性文件,研究儿童文学的人经常将其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周作人在文中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 以上周作人身上发生的事实可以说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文学的发现在内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中,儿童文学是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最能显示五四新文学的“新”质的,也许当推“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 1934年4月5日,周作人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发表《五秩自寿诗》,同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唱和,以后又有胡适、蔡元培的和诗。周作人诗中表面闲适后隐藏的苦味却不为左翼青年们所理解,在左翼青年眼里,周作人的“谈狐说鬼”成了“逃避现实”,是背叛了五四传统。但是,也有人看透了周作人经过遮掩的真实心态。曹聚仁将周作人与“淡然物外,而所向往的是田子泰、荆轲一流人物”的陶渊明相比之后说:“周先生自新文学运动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谈狐说鬼,其果厌世冷观了吗?想必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2] 曹聚仁的感觉是对的。仅举一例为证,就在周作人写了被称为“逃避现实”的“谈狐说鬼”的五十自寿诗的同一年年底,周作人为李长之的文学论文集作跋,文中就依然保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周作人给俞平伯信中语)—— 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我又说,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现在的情形,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嚷着要把“它”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可怜人这东西本来总难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从小就“栈”起来,一点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只关在黑暗中等候喂肥了好吃或卖钱。旧礼教下的卖子女充饥或过瘾,硬训练了去升官发财或传教打仗,是其一,而新礼教下的造成种种花样的信徒,亦是其二。我想人们也太情急了,为什么不能慢慢的来,先让这班小朋友们去充分的生长,满足他们自然的欲望,供给他们世间的知识,至少到了中学完毕,那时再来诱引或哄骗,拉进各派去也总不迟。现在却那么迫不及待,道学家恨不得夺去小孩手里的不倒翁而易以俎豆,军国主义者又想他们都玩小机关枪或大刀,在幼稚园也加上战事的训练,其他各派准此。这种办法我很不以为然,虽然在社会上颇有势力。 周作人的这段话,虽然含有对鲁迅的影射,但所批判的“欺骗小孩子”并“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的畸形社会现实,鲁迅也是看到了的(“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周作人保护“小朋友们”的自然天性的观点,应该能得到鲁迅的首肯。 周作人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起至30年代中期止,在儿童学、儿童文学领域,一直在坚持五四精神,没有改变自己五四战士的形象。他所警惕和批判的“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成人本位的社会思想,延续到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是产生了严重危害的。这也见出周作人的“儿童的发现”思想的深远的现代性。 三“儿童的发现”与鲁迅文学的人生哲学 在五四时期的“儿童”发现的思潮中,鲁迅也是位于前沿,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指出:“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大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3]在儿童文学研究者那里,大都援引这句话,尊鲁迅为倡导“幼者本位”的第一人,但是,我通过具体文献的辨识,发现在理念上的“儿童”的发现这一维度,是鲁迅受到了周作人的思想的直接影响(详见拙著《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但是,即使事实如此,我依然认为鲁迅在发现“儿童”方面的贡献十分巨大、不可替代。因为,在文学创作上的“儿童”的发现这一维度,鲁迅的小说、散文作品横空出世,独占鳌头。而以感性化的文学创作来发现“儿童”,比之于观念上发现“儿童”,显然需要更强大的原创力。 如果说,在创作维度,五四新文学的思想、艺术高度是主要由鲁迅的文学标示的,而鲁迅文学的高度离不开《狂人日记》、《故乡》、《社戏》、《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以及《朝花夕拾》中的散文的支举,那么是否也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也是依靠了上述作品中的“儿童”的发现的支撑。 在《故乡》、《社戏》、《怀旧》、《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中,鲁迅通过对“童年”与“成年”的对比性描写,提出了来自于鲁迅人生哲学深处的一个深刻的“现代”主题——在“童年”与“成年”的冲突中,人的生命逐渐被“异化”的问题。这个主题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永恒主题。 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杨义曾这样阐述《故乡》的主题思想:“以时间的流逝,徐徐地展开一幅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画卷。”“小说采取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少年闰土和饱尝艰辛的中年闰土这两组镜头有机地组接起来,产生了一种连贯、呼应、对比、暗示的综合效果,深刻地显示了这位勤苦农民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战栗的变化,使人惊心动魄地体味到: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把闰土磨难成一个木偶人了。”[4] 我认为,《故乡》的主旨并不在揭示“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把闰土磨难成一个木偶人了”。在《故乡》中,对思想主题真正具有启示意味的是“我”的“悲凉”、“凄凉”、“可悲的厚障壁”、“气闷”、“非常的悲哀”这种心境,在作品中,这些词句蜿蜒、缠绕如九曲回肠;鲁迅创作《故乡》,也不是基于“展开一幅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画卷”的想法,《故乡》的内在结构和情节动力是“我”对自己这代人失去的乐园的怀恋,对水生与宏儿这一代人不再失去乐园的无力而“茫远”的守护愿望;《故乡》的真意并没有写故乡在物理上的变化,作品开头那段著名的描写其实是“我”的心理现实的移情的结果,《故乡》委婉表达的是“我”的精神的“乡愁”。 人生的乐园在那里?鲁迅以《故乡》中那个反复闪现的“神异的图画”告诉我们——人生的乐园就在童年!鲁迅在《故乡》中委委婉婉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其实就是这句话。正是这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使《故乡》蕴藉了人类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获得了征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的艺术力量。 《故乡》是一篇悲剧性作品,尽管鲁迅在小说结尾写下了点染着希望的那段名句。许多人认为,写下“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句话的鲁迅,是有着肯定而明确的信念的,但是,我觉得鲁迅是为了“听将令”而勉强写下这句话的。其实,鲁迅当时的人生观是颇为绝望和虚无的。《呐喊·自序》就说:对绝望“自有我的确信”,对希望也有“我之必无的证明”。在小说中,“我”和闰土的乐园是确凿地永远失去了,而水生和宏儿的“茫远”的“新的生活”又在那里呢?“路”又在那里呢?我们在“悲凉”中接过来的这个“天问”恐怕是困扰人类的永恒课题。我想,这正是鲁迅思想的深邃之处吧。 在《故乡》这里,“我”的乐园是如何丧失的呢? 虽然鲁迅在作品中写到了使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的生活贫困,但生活并不处于贫困线上的“我”的“气闷”、“悲哀”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显然,鲁迅并没有把乐园的丧失仅仅归咎为经济生活的贫困(童年为快乐而生活,成年为“谋食”而在“异地”活着)。在作品中,为“我”与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的是闰土恭敬叫出的那一声“老爷”,鲁迅以“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也说不出话”的表述来直接凸显了这一细节的重大意味。接着,鲁迅安排了两句大有深意的对话——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地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 鲁迅后来明确地写到这是久远的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残害:“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5] 在《故乡》里,批判造成“厚障壁”的封建的成人文化的武器,鲁迅是从“童年”这里获得的。“松松爽爽”跟着宏儿“一路出去”的水生的态度与成年闰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种和谐的生命状态、人际关系,鲁迅是以所谓“不懂事”的“孩子”来呈现的。 总之,鲁迅的《故乡》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相撞击后的产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理解了鲁迅崇尚童心的儿童观,感受到《故乡》中的失乐园的心境,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住《故乡》的思想和艺术的脉搏。 《社戏》与《故乡》像是孪生兄弟。只是与《故乡》相比,《社戏》更明显地采用了双层对比结构(鲁迅文学存在一种对比的模式),即成年后看京剧的体验与童年时看社戏的体验之间的对比。因为有了这一对比,小说结尾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句话才不仅具有文章写作的内在逻辑,而且还蕴涵着十分丰富的人生哲学意味。 《社戏》的前一部分写“我”是如何讨厌看京剧的。不喜欢京剧,这也是现实中的鲁迅的真实态度。鲁迅与周作人都不喜欢看京剧,这也反映了周氏兄弟对传统文化的一方面的态度。“我”为什么不喜欢看京剧呢?那就是京剧本身像“冬冬皇皇之灾”,叫“我”不能“忍耐”,而“戏台下满是许多头”的剧场环境“我”也无法忍受。鲁迅很详尽地描写了两次看京剧的“挤”,从“满是许多头”以及剧场外“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一堆人”这情景,我们可以联想到鲁迅当年的“庸众”意识。所以,经常喊叫“寂寞”、“孤独”的鲁迅在小说中写下了意味深长的话:“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我们也漠不关心,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我理解,“戏台”和“中国戏”都是象征性符号。“戏台”象征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戏台”,“中国戏”象征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成人文化。鲁迅的确是一个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戏台”和传统文化(成人文化)的人,于是,他选择了精神上的离开——去看(回忆)童年的社戏。 童年的“社戏”在鲁迅心中则完全是相反的情形。社戏所以好看,小说中明写的是因为可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但是,潜藏着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看社戏一事发生于童年。在京剧(成人)的戏台下,“我”与身边的看客是隔绝甚至是排斥的,而在社戏(童年)的戏台下,“我”与小伙伴的关系却是亲密融合的。所以,“京剧”和“社戏”已经成了符号,看京剧与看社戏的比较,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和境况的比较。 要说社戏倒也未必真的很好看。吸引“我”和小伙伴的也只是打斗的场面,而社戏里,老旦却要没完没了地坐着唱。可以说,“我”与小伙伴们喜欢看社戏是颇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对他们来说,真正有趣的是看社戏的过程中的无拘无束的游戏玩耍。这种身心自由的微醺给“偷”来的罗汉豆染上了难以言传的好滋味,所以同是六一公公的罗汉豆,等到六一公公送过来吃,才“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鲁迅在他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小引”中曾说道:“我有一时,曾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诱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记得周作人说过,嘴并不馋的鲁迅的这段话有很大的夸张成分。我理解,与怀恋童年所吃的蔬果相比,鲁迅怀恋的更是已经远去的童年本身。由此看来,《社戏》里的罗汉豆的滋味蕴藏着的实在是人生的况味。鲁迅对罗汉豆滋味的怀想的背后,是他对一去不返的童年生命的深深怀恋,而这种感情的深处也含藏着他对成人世界的生活的厌倦和一种否定。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毕生关怀儿童,眷恋童年。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出发点都始于对儿童的表现:在周作人是一篇半做半偷的小说《孤儿记》,在鲁迅,是原创的小说《怀旧》。周氏兄弟这样的文学出发,不是偶然,而是心性使然。在人生哲学上关怀、珍视“童年”,是周氏兄弟的文学世界的一个原点。 鲁迅的《怀旧》生动地描写出九岁儿童“余”的心理、愿望和行动以及私塾秃先生对儿童天性的压抑、束缚,作品的语言形式虽然是文言,但是思想完全是现代的,如译成白话,不失为精彩的现代儿童小说。 《朝花夕拾》里的《五猖会》写的是成人对儿童的愿望和心情的打击。在七岁儿童“笑着跳着”盼望去看五猖会的当口,父亲却要他去背“一个字也不懂”的《鉴略》:“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经这样的折腾,先前盼望的一切“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文章的最后,鲁迅重重地写下一笔:“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冲突,时过三十多年还不能消弭。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立规矩曰:“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喧閧斗争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诸如赌博、笼养、打毬、踢毬、放风筝等。”《野草》中有《风筝》一篇,写少年“我”曾经信奉上述朱熹蒙训式的教育理念,将弟弟的风筝践踏而毁(据周作人讲,文中“弟弟”应为喜爱且善糊风筝的松寿即周建人,但践踏风筝一事“乃属于诗的部分”),中年的“我”回忆此事,深为“少年老成”的自己的“糊涂”而忏悔和自责,然而,弟弟却已经全然不记得了。鲁迅叹息道:“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不管鲁迅是否自觉,他都以《故乡》、《社戏》等作品表现出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不和谐关系。鲁迅文学的深层,蕴含着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矛盾冲突,而他的思想和情感,不仅站在了“儿童”这里,而且以此表达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追寻着人生的理想。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周作人以思想理念,鲁迅以文学形象发现“儿童”、发现“童年”,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还有思想史的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周氏兄弟的“儿童的发现”,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周氏兄弟的解读,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 1918, 5(6)。 [2]曹聚仁.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N].原载《申报·自由谈》,见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上)[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3]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180。 [5]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朱自强(1957-),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