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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的短篇小说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表现对象，通过平凡的日常事物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并借助人物心灵深处的触动传达具有时代特征的情绪。新作《告别语》叙述的是一个小故事，却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故事从朱丽不辞而别逃婚到北京的舅舅家开始，然后顺着两条平行而交错的叙述轨道展开。躲在舅舅别墅里的朱丽不经意间注意到邻居院子里的大人们常常提醒一个叫小宝的小男孩跟客人说再见，小男孩不但不合作，一心想的是要保姆陪着去捉蜗牛。随着时间的流逝，邻居家的客人来来往往，终于有一天，朱丽听见小宝对一个来做客的小朋友说再见了。他不仅说了再见，而且还拖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说再见。即使大人制止，他依然停不了嘴地、急迫地说着“再见”。 朱丽从这一意外发现猛然意识到过去对舅舅、舅妈之所以连客气话都没有说过，实际上不是因为自己不善言辞，也不是因为不懂客气和礼貌，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把他们视为平等的人来尊重、认识、对待。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朱丽也没有把他们放在应该尊重的位置。同样，自己从婚礼上不辞而别，也是因为对公司的同事没有足够的尊重。 《告别语》实际上是通过朱丽对一个孩子成长变化的偶然发现，由此反省自己与社会的交往。在醒悟到这一点之后，朱丽决定打开手机，要与外界联系。一个从婚礼上逃出来的、对亲人、对朋友的世界从不在乎的女孩，一个内心从来只有自己的世界的女孩，看到了自己以外的、与自己相对相依的世界，她真正开始成熟了。 《告别语》依旧保持了作家一贯的艺术追求，比如含蓄。作品在写到朱丽突然听见小宝说“再见”之后写道：“朱丽退后一步，让窗帘挡住自己，犹如挡住了某种冲动。”轻轻的一句，就把朱丽的猛然醒悟形象地再现出来，并暗示了朱丽的“冲动”，即“是不是应该把关掉了那么多天的手机打开呢？继而想到，她应该先找舅舅借一个手机充电器”。但作品写到“手机充电器”便戛然而止，把朱丽醒悟后即将要做的，留给读者去想象和思考。再比如，语言的清新、隽永、秀丽。“入伏后的一个下午，朱丽迷迷糊糊之中，窗外的声音再一次飘进房间。”这样诗意的语言贯穿在作品叙述的始终，并且营造出一种从容的节奏和韵律，“朱丽常在这时闭眼假寐，有时真的睡着了；有时，邻居一些喧闹的声音从窗外传来，异常清晰，如响在耳边，这让她意识到，敢情声音是向上走的”，“一连许多天，邻居的院子总是很热闹……一忽儿客人来了，一忽儿客人走了，那句她已经熟悉了的大人的提醒句源源不断飘进窗口落入房间……然后照例是短暂的安静，家人和客人等待小宝的发言……照例是令人尴尬的沉默。直到客人离去”。作者用这种诗意语言叙述都市现代生活，把现代人和现代世界的躁动和焦虑降低到细无声的静流般的状态。 与过去的创作相比，《告别语》体现出作家进入当下时代、进入普通人生活世界的视角变化。如果说，作家过去的短篇创作体现出作家感受和把握现实世界的能力，那么《告别语》呈现的则是作家思辨和分析人的交往模式的能力。打招呼、告别等无疑是人的交往活动，这是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实质性变化。男孩小宝在学会主动跟客人说“再见”之前，与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自然也有交往，比如哭、笑等，但这只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的人的行为方式，只是一种借助语言等媒介的身体运动，而不是社会交往意义上的行动，因为这些身体运动之中还没有“有意”的社会规则，这些活动因此也不考虑真实性、效用性、正确性等等，也不涉及社会世界。但当孩子明白客人离开时需要说再见，并每次在客人离开都自觉运用这一礼貌告别语时，这一行动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交往行动，其中暗含着一种用规范调节的行动机制。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变化——通向社会人的变化。当然，作家并不是要从社会学层面探讨孩子的这一变化，作品的目的是让作为成年人的朱丽意识到自我意识的不成熟，并透过她的反思和变化来试图解决一个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困境。这样，作品从孩子交往行动的进步深入到现代人情感危机的核心，并从这一视角启发读者合乎社会人、成年人交往机制的行动。 可以说，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小说家从人的交往行动考察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困境，由此为当代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因此，《告别语》的尝试，对作家、对读者都具有值得重视的意义。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