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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倾城之恋》这个题目，立即激发了我的期待视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能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借此，我展开了关于倾城之恋的历史记忆，间或交织着史书的记载，旁人的演说，个人的想象…… 但再看《倾城之恋》的故事，才彻底感受到了渗透其中的苍凉与真实。 动听又近人情的故事 范柳原和白流苏这一对庸俗男女，是张爱玲笔下最有趣的一对，一男一女主要人物的单纯纽带更便于她随心所欲地洒落人性的琐屑处，无怪乎台湾作者林裕翼在小说 《我爱张爱玲》中，就以人们对范柳原、白流苏两个人物的痴狂为题材，再现范、白之魅力无穷。张爱玲曾说：“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由于张爱玲参悟了“庸俗”，《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显得极其有味，人性的可爱处、可笑处、可怜处、可悲处、可鄙处、可亲可信处，没有谁比他俩更齐全。香港陷落的战争事件，是他俩身后的一片宏阔背景，更是他们之间某种关系的庞大隐喻，这种关系就是范、白之间特殊的战争心态-----是男与女的“战争”、生与死的“战争”、爱与恨的“战争”，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人性与人性之间的“战争”。 我们仿佛看到两个难分上下、同样聪明、同样自私的男女，在怎样斤斤计较着自己的得失，怎样九曲回肠地算计着对方，期期艾艾地强迫着对方，又被对方强迫着进一步，退半步。流苏虽然生活在腐朽的大家庭，却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女人，有决断，有口才，在无意中搅了妹妹的相亲。虽然白流苏离过婚，却被男方范柳原看中了，她不经意的低头，便成了范柳原心动的理由。低头是一种站立的姿态，却是一种谦逊，一种美德。正如徐志摩笔下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以及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低头弄莲子”一般，含蓄隽永，令人回味，比起“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娇羞却更有一番意境，更摄人心魄。白流苏正是以这种温柔、妩媚、优雅、风情万种的姿态捕获了范公子那颗漂泊的心。 然而，就像流苏不相信那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相信勾心斗角的家庭一样，她也不相信范柳原的感情，“范柳原真心喜欢她么？那倒也不见得。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无所依傍使她变得防范，防范使她变得自私，自私使她头脑清楚，从一开始，她对柳原就抱着战争似的戒备森严的状态，而柳原是进攻的一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流苏又未尝不想从对方手上获得战果，只不过她采取的是以守为攻的方法。 他们在香港相遇，一次次语言上的交锋代表了他们人性碰撞的序幕，自私、聪明、自卑、对彼此的洞察态度，流苏戒备森严，而柳原欲擒故纵。 在浮华与世故之中，他们也有素朴和天真，他们也有真情的流露。“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堵墙根底下遇见了，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我装惯了假，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只有对你，我说过句把真话。”“我的确为你费了不少心机。”柳原的痛苦与不幸更多的是源于灵魂深处。他要战胜的不仅是强大的外在环境，更是他自己的复杂心态。他对梦想多年的中国现状失望至极，他厌烦了虚伪的现实，所以在他偶或透露心迹时说要带流苏“回到自然”、“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他之所以放不下流苏，一个重要因素是她不同于其他的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流苏是真实的、自然的，更接近于他想象中的中国女人。 范柳原为白流苏念了诗经里的一段话：“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以说，柳原渴望也追求着爱情，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真情来。 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 在那样一个严酷、无数人痛苦、死亡的环境中， 他们却达到了精神上的完全契合， 攀到了一些现实可依的东西， 那便是他们眼中的对方。“在这动荡的世界里， 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 全不可靠了， 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 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这时他们突然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得到了一刹那彻底的谅解，他们终于结婚了。 不彻底的真实人物 傅雷曾批评《倾城之恋》“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两个主角的缺陷就也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傅雷所崇尚的是大红配大绿的人性的激烈冲突， 而张爱玲是一种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 不是给人一种瞬间的强烈震撼， 而是留待思索和细品的悠长韵味。《倾城之恋》就是这样一部值得人去玩味， 去思想爱情与婚姻、文明与废墟、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这些永恒主题的作品，就像一幅绚丽精致的双面绣， 细致到让人可以欣赏到它每一针每一线的柔和与绵密。究其原因，在于张爱玲用心塑造的不彻底的人物。 流苏与柳原是“不彻底的人物”，而这来源于作者“不彻底的”人物观。张爱玲拒绝采用“过分简单化的黑白划分”，在小说中对人物未置臧否，也不对其进行道德评判，而是在“参差”自然呈现出普通人性的软弱、退缩和愚妄。情感态度上，作者没有分明的爱憎，而是在淡漠的嘲讽中带着一丝怜悯，铺陈叙述都带着一份超然冷静的旁观者心态。对于批评者的意见，张爱玲不承认这种处理方式会将人物“过于仓促的送走”或是“典型的中和”，而是认为自己采取更真实的方法塑造“疲惫”的现代人。在她看来，“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才能“写出现代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唯有如此，才能超越古典小说“单纯、绝对”和“斩钉截铁”的写法，开创出新的风格。 苍凉的人生情义 张爱玲小说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就是“苍凉”，她直言道：“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因为“苍凉”有“更深长的回味。”张爱玲从自己人生经历中获得的虚无、苍凉之感深深地体现在她的《倾城之恋》中。 《倾城之恋》通篇的色调有三个变化：白公馆的尸居余气的紫黑色、香港的贫血似的白色、战争中冷冷的铁灰色，没有一个是明朗的、轻松的。这三种色调依次出现，渐渐过渡，最后融合在一起，恰成为那万丈红尘背后遥远的苍凉的天空。 这种苍凉之感也由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突出地显现出来。 “胡琴声”是小说首尾都出现的一个意象。小说开篇，“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然而这里只有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洋台上，拉着胡琴。”胡琴是最适合演绎一些苍凉的曲子，这万盏的灯火与苍凉的胡琴曲恰似一种鲜明的对比，描绘出人物生活的一个总体环境氛围。小说中的流苏不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虽有母亲、哥嫂等一家人住在一起，但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哥嫂们关心的只是她的钱。在她的钱已被他们骗光的时候，哥嫂们想着的是怎样将她从家中驱逐出去，好摆脱掉一个包袱。流苏很自然产生了苍凉、孤独之感，我们在胡琴声中似乎也可以想象的出她的不幸处境。 其实，长久以来流苏的内心一直都是空虚的，只不过有人陪在身边，空虚感被在两个人生活的外相遮掩了，她感觉不到罢了，而一旦她一人独处，这种空虚的感觉就会像洪水一般汹涌而来，将她整个人吞噬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除了空虚、苍凉之感，还能让人又其他的什么感受吗。可悲的是，流苏脱离了家庭，来到了香港，她的情况并没有随着环境的变换而有所改观，她只不过是从一个围城逃出来，又陷入了另一个围城。“新打了腊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的空虚……”此时的流苏已深陷柳原这座围城之中，为了能安逸地生活下去，她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扮演着取悦别人的角色，生活的重压之下，已完全没有了自我，只剩下一具空壳。日子一天天过去，空虚、苍凉之感弥散开来，像那一间间的空房子一样，让人心里发慌。 而小说最后，大战猝起，兵荒马乱，大难之下兵隙偷生的境遇里，白流苏和范柳原似乎打开了心防，走向了婚姻，然而，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又这样写道“柳原现在从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可见，故事并没有像读者预期的那样，范柳原一改昔日游戏人生的态度，和白流苏成为一对平凡的夫妻，这个传奇的收场其实并不圆满。白流苏费尽心机，几经周旋，眼见着柳暗花明了，可风景的背后，其实还是一片苍凉，即使一座城倾覆了，我们还是没能看到那个爱情传奇。这里，张爱玲带着几分讽刺和冷峻的意味，故意给了读者这样一个心理预期：白范两人将会成就一段爱情传奇。然而，当这出圆满的戏剧要拉上幕布时，她又不徐不慢地道出：哪有什么传奇，有的，只是“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一前一后所造成的反差，就更加深了故事本身的悲剧意味。传奇终究不是真实的生活，倾城的刹那虽轰轰烈烈，却难掩那永恒的悲哀。 不管怎么说，张爱玲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创造了浮华中有素朴，世故中有天真的现代人，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这华丽的沉影，这常中出奇的倾城之恋，让人们学会思考一些接近本质的真实与苍凉…… 原载：新疆日报2011年03月24日 原载：新疆日报2011年03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