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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野草》大部分作品用象征的手法写生活中的感受，有些颇近于寓言；而《风筝》一篇则近于回忆散文，只不过并非一味叙事，倒是抒情议论的成分比较多。散文诗写法很多，其中也有这么一种。 本篇鲁迅写自己早年压制自己的小弟弟，不让他放风筝，粗暴地折断了他暗地里自糊的风筝；后来他认识到自己做错了—— ……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精神的虐杀”！思想成熟以后的作者就此事向小弟弟表示道歉，而他却把这件事全盘忘却了。 按照中国的宗法传统，长子具有主要的继承权，同时也就承担主要的家庭责任。长子在家庭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父亲去世了，他就是家长，弟弟们须听命于他，“长兄如父”。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父亲死得早，于是长兄鲁迅就成了家庭里最重要的人物，负有教育和带领两个弟弟的责任。他后来认识到乃是“精神的虐杀”的举动，当年却以为是为了小弟弟好，防止他贪玩，没出息。 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家庭里都发生过。现在全是独生子女了，固然再也没有哥哥来压制弟弟、妹妹一类事情了，但父母对子女实行“精神的虐杀”，仍然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见怪不怪。单是这一点，就说明《风筝》一文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风筝》写于1925年1月24日，稍后作为“野草之九”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2期(1926年2月2日)；而鲁迅先前在1919年9月9日《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发表的《自言自语》第七部分的《我的兄弟》，就已经写过这件往事了，只是稍微简单一点。 鲁迅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一再作自我批评。《我的兄弟》全文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地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地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这一篇显然就是后来的《风筝》的雏形。这里情节比较简单一点，鲁迅也还没有像后来在《风筝》里那样把摧毁弟弟的风筝一事提高到“精神的虐杀”的高度。 “我的小兄弟”是周建人。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曾经涉及此事，但他是这么说的：“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反对他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由此可知鲁迅早年确实反对弟弟玩风筝，只是程度可能不如文章里写的那么厉害；也可能是周建人当时年纪太小，事过境迁，早年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忘记了。周建人生于1889年，父亲周伯宜逝世于1896年，而鲁迅于1898年去南京读书，准此以推，鲁迅反对周建人糊风筝和放风筝当在1897年或1898年春天，那时周建人才八九岁，正是儿童最好玩好动的时候，游戏是这一年龄段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这时鲁迅已经十六七岁，要负责处理家务、出席家族会议了。虽然他的年纪也还比较小，却不得不过早地挑起重担——迅速破落下去的故家乃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所以也难怪他心情不好，而且他对于弟弟是否有出息非常之关注，要求也比较严。鲁迅确实颇有一点小家长的作风，尽管文章里很可能把这一点写得比较夸张了。 周作人曾经回忆过他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件事，可以与《我的兄弟》《风筝》互证。那是1908年，周作人根据章太炎先生的要求翻译一本印度的宗教哲学著作，但是那本书很难译，因循甚久，没有什么进展。周作人回忆说—— 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里曾说把小兄弟的风筝折毁，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但这假如是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知堂回想录》第二卷《八三 邬波尼沙陀》) 鲁迅的小家长作风再次发作，动机仍然是望弟成龙，只是行动略嫌操之过急。由此以推，他在更早的时候折毁三弟自制的风筝一事，未必完全出于诗化，还是有事实依据的，只不过周作人不清楚罢了。 父亲早死，家道中衰，长子责任很重，有些家长作风是正常的，撕破一个风筝尤为小事一桩；更何况目的完全是为了弟弟好，要他好好念书，长大了有出息。从小兄弟将此事忘却，仍然很要好地叫他“哥哥”来看，他们兄弟关系一向很好，撕风筝乃是一个例外，印象深刻的自然是大哥对他的爱护帮助，所以周建人把这事完全忘了。在周作人头上打几下，亦有此意，只不过挨打时周作人已经成年了(24岁)，所以他还记得。 撕破一个风筝这样的区区小事，鲁迅一写再写，不仅表明他严于解剖自己，同时也流露了他崭新的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伦理思想。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样的尊重儿童特点的主张，是中国封建主义教育思想中所缺乏的。鲁迅要向受害者道歉，请他原谅，《我的兄弟》到此为止；而《风筝》更深入一层，小兄弟忘记此事遂无所谓原谅，于是鲁迅也就无从轻松，“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这里包含了更为深切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包含了深刻的教育思想，这里的言外似乎有这样的意思：对幼小心灵的“虐杀”很可能无迹可求，它不像其他错误那样可以通过道歉来改正，虽欲追悔，而已莫及。 何等深刻的见解，何等沉痛的自我批评！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后收入《坟》)，等到鲁迅真的做了父亲的时候，对海婴的爱护无微不至；他还有两句著名的诗句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答客诮》)关于撕毁三弟自制风筝的两篇散文诗，可以说回答了“我们现在怎样做哥哥”的问题，而对为人父母者，特别是那些望子成龙过于心切忘记了儿童特点的家长，同样也有很多的启迪。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5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