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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生产队》写的是合作化时期的故事，但在价值取向上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合作化叙事，与1980年代初期的“后合作化叙事”也有所不同。 小说开头一章有一段简略的“土改”叙事，里面有对“文革”及其以前“土改”叙事文本的反拨回应。但它也并未像如今某些“反土改叙事”文本那样对以往的“土改”叙事完全“反着写”。它既未把地主都写成恶霸，又未反过来把他们写成贤人。第一章以后的作品主体部分是合作化末期的故事。作品的主要人物是马家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马福山。在个人品质上，作者把他塑造得比较高大：他能以身作则，不假公济私，尽量不让女儿借自己的光，为此曾试图阻止女儿参加公社办的农业技术培训班；他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一心为全大队百姓办事，想领导群众奔富日子。除了马福山，作品中上至地县委书记、公社正副书记，下至生产队长，也基本都是正派人，是“爱民”的父母官。干部是好干部，“造假”是形势使然；马家屯也并非贫困村，一队、二队经济状况还相对不错，最穷的三队也并不像新时期以后某些小说写的那样惨。“马三孬”一家的贫穷主要还是因为其懒惰。作者这样写，大概目的在于指出：生产队时期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全篇结尾一段概述几乎直奔主题：“实行责任制后，马家屯种地只用了十天，以往得种一个多月；秋天征购粮，马家屯完成了一百八十多万斤，全公社完成了六百多万斤，皆是往年的两倍。” 当然，这部长篇小说的内涵还更多。作品曾渲染了“马三孬”因懒惰加多子女而致贫穷，其妻因发愁还不起生产队的罚款而投井未遂。这是作品中惟一给人留下印象的对合作化时期“贫困”的描写。但小说后来也并未交代实行责任制后“马三孬”一家是否致富。依照事理逻辑推测，他家可能依然相对贫困，因为这不是单靠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作品中车记者说“分田单干首先助长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摧毁了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虽然此话出自不赞成责任制的车记者之口，但积极赞成责任制的孙记者也“没找到合适的言辞进行反击”。“马三孬”一家的“无果而终”和孙记者的这次“失语”，也许正是作者有意留给读者的叙述缝隙，显示了今天的认识高度，是作品耐人寻味之处。 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独特的生产队，塑造了一批有自己特点的农村干部形象。这是对以往各种合作化叙事及“后合作化叙事”的有益补充。作品的语言生动活泼，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特别是“马大明白”、“马大楞”、“马三孬”以及马福山等人物给人印象深刻。作品塑造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而思想相对保守的老马头形象，写了他对“主义”的坚持。在新世纪语境中，这样的形象显得很别致。另外，作品的故事很好读，有一种让人拿起放不下的魅力。 本书作者熟悉农民和农村生活，擅长讲故事和塑造性格，作品生活气息浓厚，这些优点与浩然相似，而其局限也有某些类同之处。以往的合作化叙事和“后合作化叙事”的主题多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反土改叙事”试图向人性深处开掘，但结果给人最强烈的感觉也是政治批判。这似乎是当代中国农村叙事的宿命。我们期待着《最后的生产队》的作者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