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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俗词叫“恶搞”。时下，“恶搞”已渐次成为时尚，连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难逃其厄，开始被“恶搞”了，曾经对中华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正一一被丑化为“异类”。人们看到，孔夫子成了“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市井混混）”，梁山好汉则像“基地”恐怖分子，……至于《红楼梦》，当然“恶搞”的更多。如说什么秦可卿与公公贾珍“真挚”的“互恋”，秦氏因焦急等待来联络的间谍而得病，张友士就是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间谍，等等，等等。这些不费气力的杜撰，虽然荒唐可笑，但它们能满足某些读者“好奇”、“窥秘”的心理，所以传播得很快。 《红楼梦》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如果文化教育工作者不引导读书人去领略《红楼梦》的艺术丰采，不引导读书人去理解其中蕴涵的人生和历史的真谛，却把它当做一本古怪的“秘语”去破解，去无中生有的穿凿附会，那就不只是糟踏经典、戏弄曹雪芹，其负面影响将难以估量！ 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说过，学者“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真正的学者向来淡泊名利，专注于学术。如今，尽管名利双收的“恶搞”之声不绝于耳，但我们看到，仍有学者甘于寂寞、专心致志地在做学问，红学领域也有一批学者甘于寂寞、专心致志地在做学问。最近我读了李广柏先生的新著《历史的哀吟，人生的悲叹——谁懂红楼梦》（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愈加相信这一点。 李广柏先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红楼梦》，陆续发表一些论文。九十年代初，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请李广柏撰写《曹雪芹评传》，经过数年努力，他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评传》出版后，他又对书中未能充分论述和详细考证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笔耕不辍。近年，他看到对《红楼梦》的“恶搞”,看到各种刁钻古怪的穿凿附会，心中十分忧愤，便把自己历年写的文章清理出来，选择较有流传价值的作适当订补，编成此集，题曰：“历史的哀吟，人生的悲叹——谁懂红楼梦”。像是感慨，又像是疑问，李先生希望，他这本自选集，能够帮助青年读者较为正确的认识曹雪芹和《红楼梦》，能起一种“正视听”的作用。 本书三十万字，写作时间前后跨度近乎三十年。这不同于速成急就之作，无论是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理论的阐述，或是文字表达，处处都可以看出著者精心推敲、力求至当的审慎态度。书中囊括现今所知曹雪芹史实，首先对曹雪芹的家世、身世、创作历程及《红楼梦》早期抄本印本，作了系统、切实的介绍，阐述了曹雪芹经历的沧桑梦幻同他小说创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联系中外文化背景，深入探讨《红楼梦》美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蕴涵与价值，着力阐明《红楼梦》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意义。全书二十一篇论文既有相对独立性，合起来又构成从作家到作品的系列研究。这是一本全面论述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书，而且集鉴赏、评论、考证为一体。其是非深浅，学界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读者对于其中的论点和材料，也不会尽表赞同，但这本书是著者经过多年研究的心得、领悟、结论，成一家之言，自然会给读者以启发。 除“正说”之外，《谁懂红楼梦》书中还有与周汝昌、杨向奎、刘心武诸先生辩论的文章。争论问题难免有些激烈言词，但书中所有的辩论都是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红学领域的是非。李先生潜心研究“红学史”多年，这一系列的辩论之中，贯穿着他对现代红学的某些看法。李先生认为：“五四”以后，胡适批判“索隐红学”，提倡“有证据的探讨”，在《红楼梦》作者和“本子”问题上的考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以后红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基础。但是，胡适把《红楼梦》当做作者的传记和家世身世之实录，既漠视小说艺术的特性，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包含着“很牵强”的比附。胡适的学生俞平伯，是在胡适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红学研究的，最初也赞成胡适的“自传说”，但俞平伯于重视考证的同时，又致力于从审美的角度和小说创作的角度把握《红楼梦》，后来完全摆脱了“自传说”观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李辰冬、太愚（王昆仑）等人另辟蹊径，自主进行《红楼梦》研究，展示出新的方法与思路。特别是太愚（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1948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最早采用马克思主义启迪下的社会历史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的众多人物作出了相当透辟的分析。当时的学界称赞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艺批评的典型，它肃清了几十年来‘红学家’们所争论的无聊的官司，纠正了读者对于《红楼梦》种种错误的片断的见解，把它还原于文艺的领域”，“这是一条崭新的路”（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中明沙的《“红楼梦人物论”读后》与曹聚仁的《读<红楼梦人物论>》）。吴宓、李辰冬、太愚（王昆仑）等人红学论著的面世，使当时的读书人开了眼界，知道胡适红学研究的学术局面是比较狭窄的，理论是比较贫乏的，就对一部世界名著的研究来说，仅仅用考证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就在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出版的时候，周汝昌先生仍然局限于胡适、顾颉刚、李玄伯的“考证”路子，着手搜集材料。虽然周汝昌在材料的搜罗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他“长于搜罗，昧于识断”，其推理和论断大多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他把胡适的“自传说”推向极端，把胡适考证中的牵强比附的因素，极度扩大。近年，周先生更由极端的“自传说”回归于“索隐”。刘心武先生在周先生的启发和支持下杜撰的“秦学”，实际就像炒作“公鸡下蛋”一样可笑，无学术价值可言。 《谁懂红楼梦》中这样一些看法，是李广柏先生的个人见解，不可能代表任何团体。学界如果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争论。章太炎说过：“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辨，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国学概论》第二章)王国维也说过：“学问之发达其必自争论始矣”(《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周秦诸子之名学》)。他们的话是符合中外学术发展规律的。今天的红学，必须通过论战来开辟前进的道路。李广柏先生的《谁懂红楼梦》，就是一本论战的书。 在这篇书评的最后，我还要说一句：一本学术著作来之不易。撰写不易，出版发行也不易。当我们读到《谁懂红楼梦》这本学术著作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著者，也要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 学术是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相比之下，谬论跑得快，传播迅速。但是，谬论没有生命力，风光一阵之后，必然销声匿迹；而学术则会融入人类文明的大海，长存于天地之间。 原载：学术交流网/=2007年8月30日= 原载：学术交流网/=2007年8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