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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原《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北大教授吴组缃已去世14年了。凡是认识他、听过他的课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广博高深的学识。1993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中，报道了吴先生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发表的深刻见解。非常可惜，我的报道发表后仅四个多月，吴先生即病逝了。14年过去了，而他的见解在今天看来甚至比14年前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1993年夏，北大的国学研究已开展得有声有色。作为传统文化研究重要部分的《红楼梦》研究也有新的势头，其标志就是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批注这项工作已经开始。当我问及这项工作时，吴先生发表了下述意见： “一般研究《红楼梦》，大多只是研究它的作者、版本、疑团等等，如史湘云嫁给谁，前八十回与后八十回的关系等。有人认为这才是“红学”，而把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说成是“小说学”，这是很荒谬的。版本等问题要研究，但不是主要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从《红楼梦》产生到现在，它的思想艺术成就虽有人作过研究，但不透、不深，往往是凭印象而不作具体分析。《红楼梦》像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露在水上的少，藏在水下的多。我想通过具体的批注和品评，揭示《红楼梦》内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揭示作者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就是说要把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揭示给世人。有人认为艺术就是技巧，这是不对的。艺术中包含思想，没有无思想的艺术。” 吴先生这段话虽很短，但却显示了高深的见识。他首先指出《红楼梦》研究的正确方向，就是要着力于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这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使命，而这正是做得很不够的。吴先生这个见解有很强的针对性。大家都说曹雪芹伟大，《红楼梦》伟大、是“奇书”，读者数以千万计，但曹雪芹和《红楼梦》伟大在何处，《红楼梦》好在哪里，奇在哪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看《红楼梦》，这种延续了一二百年的社会文化现象怎么解释？却至今未见有很透彻的、明心见性的论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人、其身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当然是要研究的，但不是主要的。是因为有了《红楼梦》这部书，吸引着千百万人，才要去研究它的作者和版本。如果不是因为有《红楼梦》这部书，人们是不会去研究曹雪芹的；如果对《红楼梦》是怎样的一部书没有弄清楚，对它的作者、版本的研究也就显示不出意义来了。研究作者和版本，最终还是为了认识《红楼梦》这部书。可是，不少研究者却只重视对作者、版本的研究，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而轻视对《红楼梦》这部书本身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 这种研究者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而且贡献最大。胡适第一个考证清楚了曹雪芹的身世，纠正了袁枚和俞樾等人的谬误，第一个对《红楼梦》的几个最重要的版本做了研究。他还有力地批驳了索隐对《红楼梦》的曲解。这些都是要充分肯定的。可是，胡适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确实没有什么研究，而且看法是很错误的。虽然他对王梦阮、蔡元培等“索隐派”作了有力的批驳，但他自己却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见《胡适文存》卷三《<红楼梦>考证》）胡适对《红楼梦》这部书的评价,完全抹煞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曹雪芹美学创造的非凡能力。胡适长于考据，成绩斐然，而在思想艺术分析方面的兴趣和能力显然很差。 1954年发动的对胡适、俞平伯等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使《红楼梦》研究更重视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探索。这本是好的，但却出现了新的偏向。不少研究者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观点去研究，使《红楼梦》研究成了政治运动的滥觞。这自然也不能真正揭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近二三十年来，“《红楼梦》热”甚于往昔，而且经久不衰。《红楼梦》研究就其参与的广泛性来说，更甚于往昔，可是对其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仍少见有高水平的论述。吴组缃先生指出的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这个主要方面，今天仍是很薄弱的。 探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确实也是很难的。世上绝大多数著名的文艺作品，它们好在哪里，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如《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等，乃至于莎士比亚的戏剧、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其思想艺术价值都容易说清楚。而《红楼梦》则不同，人们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但很不容易说清楚它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约略相仿的是，世上的名画，都可以说清楚它们魅力何在，好在哪里。而有一幅画却不容易说清楚，那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红楼梦》比《蒙娜丽莎》更复杂，更不易说清楚。不容易说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吴先生所指出的：“《红楼梦》像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露在水上的少，藏在水下的多”。当年我看到吴先生的这句话时，是颇为怀疑的。《红楼梦》有这么复杂吗？直到五、六年后，我才明白和相信吴先生这的句话的，它正是《红楼梦》与众不同的一大特点。 我读《红楼梦》也有很多遍了，但感到有不少疑问，一直没有想清楚。如薛宝钗这个形象，研究者们写过很多文章，指出她是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她很有心机，一心向上爬；她常劝贾宝玉多接触贾雨村等“为官作宦”的人，谈些“仕途经济”，为以后做官作准备；她很会讨贾母、王夫人等贾府掌权者的欢心；她会笼络人，把林黛玉都给骗了，而关键时候又会嫁祸于人以使自己脱离干系，等等。这些都对，书中都有具体描述。可是，感到奇怪的是全书中集中描写她的最长的一段文字（共一千来字，在第七回），居然说的是她的病和吃的药“冷香丸”。她患的究竟是什么病？为何久治不愈？“冷香丸”又是什么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地去写冷香丸的制造过程？这些书中都没有说明。答案是否就是吴先生所说的“藏在水下的”呢？当我把相隔很多回的有关薛宝钗的事情联系起来思考时，那些疑问就有答案了。从四十回和四十二回可以看出，薛宝钗原来也是个活泼、淘气的女孩子，不喜欢看封建说教的“正经书”，而喜欢看描写男欢女爱的《西厢记》等，而且看了不少。但封建家庭的管教非常严厉，使她成为一个“淑女”。但那些言情书籍对她这样的青春期少女的情感、心理的影响肯定不会消失的。到了贾府，她有机会几乎每天都接触到可爱的青年男性贾宝玉，她少女的情思、心性萌动了。而家庭管教给她灌输的礼教观念又使她要压制这种情思，使热情冷却下来，以保持“淑女”的身份。这种心理、情感上的矛盾斗争时常发生。如果是别的作家，就会以抽象的议论直接点明这种心理、情感上的矛盾斗争。曹雪芹的高明处就在于不去直接点明，而是把这种情感、心理上的矛盾、斗争巧妙地形象化了。而薛宝钗用来自我克制、自我冷却的礼教形象化为“冷香丸”。但它的作用的很有限的，只能暂时冷却一下感情，不能铲除人的感情。这样一来，前面的疑问就冰释了，薛宝钗这个形象也就更完整、饱满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包含着对人性的深刻发掘，包含着对封建礼教戕害人性的揭露，而又不发一句议论，丝毫不露斧凿痕迹。这些不正是《红楼梦》藏在水下的思想艺术成就吗？至此，我才感到吴组缃先生说的“《红楼梦》露在水上的少，藏在水下的多”是多么正确、深刻。他所说的探讨《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文章大多“不深、不透，往往是凭印象，而不作具体分析”，就是因为那些文章只看到了“露在水上的”部分，没有看到“藏在水下的”部分。（我关于薛宝钗与冷香丸的分析文章已于2003年首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 近年来我又对秦可卿作了研究，探索这个形象“藏在水下”的东西。秦可卿这个形象“露在水上的”部分留给读者的疑问更多。例如，她早春还好好的，为什么几个月后就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就死了？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那么多医生都没把她治好？等等，书中始终没有明讲。这些疑问只有探索到了“藏在水下的”部分，才能找到答案。原来她是因堕胎得病而又没有及时得到对症治疗而死的，而堕的胎，却是她与贾宝玉“乱伦”所怀的！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也把她的“淫丧”描述、刻画到家了。秦可卿的淫丧，又把当时豪门、权贵道德崩溃、精神疾患不可救药因此必然要败落这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形象化、艺术化了，所包含的思想非常深刻，艺术成就非常高。我的粗浅的尝试，也使我体会到了吴先生的见解是多么深刻。（我关于秦可卿的研究文章已于去年11月在人民网上发表） 特别要指出的是，吴先生所说的“藏在水下的”，是《红楼梦》里写了的、读者需要前后贯通费一番工夫思考才能领悟的事情和道理，是《红楼梦》本身所固有的部分，而绝不是新老索隐派们所附会的、与《红楼梦》无关的、甚至与《红楼梦》思想艺术逻辑相违背的东西。还是以秦可卿为例。秦可卿因什么病而死，其实书里已经写了。第十回张友士给她看病所开的药方，就是以治疗产后诸症和崩漏即子宫出血的药为主。尤其要紧的是张友士说的一句话：“大奶奶（按：指秦可卿〉这个症候可是那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全愈了”这“初次行经”四字至关重要，说明秦可卿怀过孕。把张士友这句话与上面的药方联系起来思考，就可以明白秦可卿是堕胎引起子宫出血，又没有得到及时的对症治疗，才病到不可救药而“淫丧”的。通过对秦可卿丫鬟宝珠的分析思考，又才会明白秦可卿怀的是贾宝玉的孩子。这些结论具有唯一的合理性，不是牵强附会。这些都是《红楼梦》书中写了的人与事，不过不容易看出所包含的意思，需要进行综合思考才能明白。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研究中，为什么唯独对《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新、老索隐派，而对别的作品研究却没有出现？这也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露在水上的少，藏在水下的多”这一艺术特色有关。《红楼梦》的题材大都是饮食起居等生活琐事，新老索隐派也感到这些琐碎、平常的题材的下面肯定隐藏着什么，也去探索“水下”究竟隐藏着什么。但他们离开了《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逻辑，失去了探索的方向，没有摸到《红楼梦》藏在水下的部分，那就只有凭自己的想象了。于是，老索隐派说探到了“满汉之争”，新索隐派说探到了争夺皇权的“政治阴谋”，然后牵强附会地用书中的材料来证明，得出了荒谬的结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毫无根据地把秦可卿说成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再毫无根据地把给秦可卿看病的张友士说成是胤礽之子弘皙派来的使者，通过开药方叫秦可卿“熟地归身”即自杀。这种荒唐的附会完全与《红楼梦》无关，其实谈不上是什么“研究”。 世界上没有哪部文学作品像《红楼梦》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明白易懂，而实际上要真正看懂很不容易，很费脑筋，因此也很耐人寻味，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这正是它魅力的一个来源。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作透彻的研究，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知识，很高的见识，丰富的阅历，要有艺术实践的经验。吴先生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他生于1908年4月，安徽人，青年时期就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山洪》是有影响的抗战文学作品。后来他长期担任冯玉祥先生的秘书，阅历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北大中文系任教授，直至1994年1月逝世。他治学严谨。他来评注《红楼梦》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独到的见解。很可惜这项工作没能做成。他留下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将永远有益于后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