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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花魂”与“诗魂”的几点新辨识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张庆 参加讨论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古老在于:它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并且有很多人参与了辩论,甚至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各自阐述着各自的论据,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这个话题,本身就来自《红楼梦》第七十六回目“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一处。史湘云与林黛玉单独出来赏月,由湘云提议,一起联起五律来赋庸风雅,实也有较量诗才的意思。到了末后,史湘云即景联出一句“寒塘渡鹤影”,让林黛玉一时棘手,苦思冥想,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对句来。这就是读者们都一直耿耿于怀的名句“冷月葬花魂”。
     这里就有了一个版本校勘的争议。在通行的梓印程本系统中,这一句原是“冷月葬诗魂”。但后来人们在脂本系统中的某几个本子当中,又发现,如戚本与蒙本,还有杨藏本,用的都是“冷月葬花魂”一句,而庚辰本在这里有个改笔:原本是“冷月葬死魂”,后来有人将“死”字涂去,改作“诗”字,梦觉本与列藏本正好也用了“诗”字。只有甲戌本与己卯本郑藏本舒序本等几个残缺不全的本子,由于本回已缺,无法参与校订。这样,就引发了红楼版本上的一场不小的争论。
     当然,从某一个时间开始,人们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花魂”的说法。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有林冠夫蔡义江诸位先生。但这一观点的真正流行,据笔者推知,可能大多与周汝昌老先生的极力提倡有关。周老先生原版制造的“黛玉沉湖自尽”的这一悲剧结局,已经在大多数读者中日渐深入人心,容易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受此思维限制,也有不少人尝试从更多的方面来维护这一论点,并收效颇丰。而且,这一观点,无疑与当下不少人盲目地批判、否定甚至打击所谓“程高本”,也是有必然的暗线关联的。而部分人对“诗魂”名词的确立,立据不是十分充分,对“花魂”的指谬不够明确,也就更难取得广泛读者的认同感。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甚至渐渐淡化了这场争议,而诸多新出的《红楼梦》校订刊本大多也开始采用“冷月葬花魂”句。也正因此,即使笔者早在几年前已经读到过冯其庸先生关于“诗魂”一词的立论与阐释,但始终没有引发更多的独立思考与关注。而仅仅是昨晚一个偶然的想法,才让我作了一番新的反思。
     在我有了一定构想之后,又开始重新查看了一下冯其庸先生的那一篇《林黛玉、薛宝钗合论》,这里有他对于“诗魂”一词比较厚实的观点陈述。这里我把他的论述内容分列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版本信任度上来讲。冯其庸先生在原文举证时说道:从抄本的角度看,作“诗魂”的四个本子,有三个是乾隆中期的本子,一个是嘉庆初期的本子,而作“花魂”的本子,都是乾隆末年的本子,特别是戚本是经人整理过的本子,其可信的程度是有限度的。
     第二,从抄写讹变可能上来讲。冯其庸先生指出,“花”字无论是正写行写还是草写,几种写法的形状与“死”字都不可能混淆的,所以由“花”讹作“死”再谐音改作“诗”的可能性是不成立的。冯其庸先生通过庚辰本同一回其它几个字体改正的情况,例比认为抄书过程应该有两个人同时配合完成,一人读一人写,因此字体多是谐音之误,这样,由“诗”谐音错作“死”的过程就显而易见了。
     第三,从“花魂”的享用权上来讲。冯其庸先生认为,寿怡红一回里,宝钗掣得花王牡丹,是“艳冠群芳”,而黛玉只是芙蓉,当不起“花魂”这个称号的。而“诗魂”对于黛玉,则更为适合。
     第四,从用词频数上来讲。冯其庸先生特别指出,虽然在此前《葬花吟》中,已经连用两次“花魂”,但不意味着曹雪芹的词库里只有这么一个单调的词汇了,他完全可以继续翻新用“诗魂”的。
     据我粗陋地总结,冯其庸先生原文中的主要意旨,大概就在这四个方面了。现在我们综观起来,觉得不少说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这四个方面的论述,多数还是仅仅限于立论,而没有给“花魂”说指认更大更深刻的谬误。而单纯的立论,是不能让读者就此满意的。而且,冯其庸的第三条理由,虽然言非大谬,但毕竟伤害了不少《红楼梦》爱好者,尤其是喜欢林黛玉的红迷朋友们的感情了。因此,从不少读者角度上来看,是极不愿意接受的。也难怪冯其庸先生的“诗魂”一说,似乎一直没能占据上风了。
     现在我们不妨通过反思冯先生的这四条理由,同时检讨相关问题。
     第一点,冯先生的论述可谓并不谨慎。现在的早期钞本,已经只是相关过录本而已,这里的版本流变问题,还是相当严重。所以仅仅从早期钞本的最早形成年代上分析问题,未必证据不足,可依赖度不高。这也成了后人指谬冯其庸此番立论的一大要害。
     第二点,冯其庸先生在举证过程中确实让自己的立论增添了几份说服力,但是,他同时将对于自己观点的不利证据,一概忽略了,有缺乏严谨之嫌。我查阅了自己手头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庚辰本的影印本,就同样在本回极容易地找到了一些因形而讹的字体。例如1842页第五行“池”字讹作“他”字,第七行“轩”字讹作“轻”字,第八行“特”字讹作“时”字,1843页第五行“删”字讹作“时”字。这些不利证据,冯先生在原文中却并未提及。这直接导致了立论观点的偏颇性。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冯先生对于抄书过程的猜想,也是并不贴切的。汉字向来以变化无穷著称,同音字同音词又有何其之多?如果是一个在旁边朗读,另一人只顾抄写,这样也未必太麻烦了,对于抄写人来说,又是何苦严峻的挑战?此举导致的抄本质量,也是极坏的。所以,笔者宁愿相信抄书过程是单一的,也就是在抄某一部分时,只由一个专一的人独立完成,这样反而轻松多了。而我们大家再设想一下,一个人在对着底本抄书时,不可能一字一字地抄写,而应该是探头查看一下原本文字,机械地默记下一句或者几句,然后再埋头背诵默写下来。在这个仓促而不够谨慎的时候,谐音而误与形近而误的可能性,几乎是接近同等可能性地存在着。这样想来,关于文字的音讹与形讹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这一条理由,还是很难成立的。虽然我尚未见过哪篇驳论文字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这个立论的弱处,依旧是不可回避的。
     第三点,关于“花魂”头衔的归属权,我在方才已经简略说过。这确是很伤许多读者的主观感情的。而这一点的争议,也几乎没有任何必要了。有反对意见者,如周汝昌等,就举证黛玉生日在花朝之日,因此当之无愧地堪配“花魂”。事实上,冯其庸先生的立论固然失之偏颇,而这一类反对意见也是并不可取的。难道生在花朝日,那么所有的“花魂”之词都可以冠在黛玉身上了么?这两个概念,也并不能绝对等同的。而关于《葬花吟》中连用两次“花魂”指代黛玉,也与此处的“花魂”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葬花吟》葬的是花,而且是万千之花,也未必就要局限于黛玉一人。而且,黛玉在葬花时,表面上借的还是落红自身。那么在联诗之时呢?即使作者与读者都把“花魂”一词许给了黛玉,可黛玉自己联诗时也不能“自认为”这个称号了吧?这就是后人在阅读之时的重要思维障碍:思维定视与逻辑偷换。
     第四点,大约算得上是冯其庸先生在本文中对“花魂”支持者的唯一可能有效的攻击了。这个道理也是极简单极浅俗的道理:如果一户人家头一胎生下了双生子,那么如果这位母亲又一次正常怀孕了,我们实在不能武断地认定这一胎就一定还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当然这个例子也许太偏激了一点。那么我们换一个例证:如果我们在街上走路,前两回都低头捡到了十元钱人民币,那么我们继续走下去,第三次低头拾钱时,就未必再是十元钱了,其它的概率,也几乎是对等存在的。另一些立论者在持“花魂”说的同时,指出“花魂”是个常有的意象名词,而“诗魂”出处并不明显。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全唐诗》收录李建勋《春雪》就有“闲听不寐诗魂爽,净吃无厌酒肺干”一句,元人乔梦符《红袖鞋》也有“凉风醒醉眼,明月破诗魂”句。这些应该都是很好的说明了。所以,曹雪芹在这里,也同样有足够的理由用“诗魂”一词的。
     好,现在我们反思了冯其庸先生的四条基本论述,并发现它的立论基础并不充分。也就是说,单纯从这几点出发,是无法把立论说明清楚的。而且,甚至还有许多的漏洞,使它在许多地方难堪一击。那么,这是否说明我们就要抛弃这一观点呢?我们再从“花魂”说的主要立论方向来重新探讨问题。
     据我所知,支持“花魂”一说,最普遍也最有力的,大约就是从文字优越性比较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相关论述。这部分意见认为,“鹤”是一个实体名词,是动物,而“花”也是实体名词,是植物,只有“诗”字显得太虚了些。在黛玉与湘云较战到最关键的时候,黛玉是不服气用“诗”而显得在对仗格式上略逊一筹的。所以,从对仗的严格性上,是黛玉与湘云的斗诗比才的场景上,“花魂”远远优越于“诗魂”的。
     这一说法,粗看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于是便习惯性被众多读者在分析论述这一问题时使用到。可惜,这一说法的自身,已经存在着一个致使的错误,只怕是很多人还不曾留心注意的。
     “花魂”一词的提出,果然很应景了么?
     我现在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我们再仔细审核这一回的相关描写文字。在二人联诗之前,原著中是有几处文字描写了当时景色的:
     说着,二人便同下了山坡。只一转弯,就是池沿,沿上一带竹栏相接,直通着那边藕香榭的路径。因这几间就在此山怀抱之中,乃凸碧山庄之退居,因洼而近水,故颜其额曰“凹晶溪馆”。
     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馆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
     这里有关于“花”的描述么?显然,我们无论如何深钻文字,从这几处也委实看不见有半点花的影子。那么,是不是作者遗漏了这一笔呢?因为没必要所有的景致都尽入其中?我们再设身处地想象一下,此时二人在扶着竹栏赏月,周围是粼粼水面,甚至连树木都很少见,又哪来那些花儿足够启发黛玉的一句“冷月葬花魂”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个时令与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有明显区别的。那时是暮春时节,花落满地,而今是中秋赏月,根本无花可葬!这里又谈论什么“葬花魂”呢?这不是更分明的“杜撰”么!
     当史湘云接上“分瓜笑绿媛”之后,黛玉就评道:“分瓜可是实实的你杜撰了。”因为在聚宴的时候,实际根本没有“分瓜”的情节。而就用实事实景这一环节,二人在联诗中甚至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直到后来湘云的“寒塘渡鹤影”出口,黛玉才叹道:“况且‘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就因为湘云这一次句从景来,黛玉一时难得佳句。当然,黛玉终究没有搁笔,却对上了“冷月葬诗魂”,让史湘云由衷佩服了。
     现在我们如果把“诗魂”换化“花魂”,难道不觉得这里又有牵强之嫌么?虽然在表面上,“花”为植物与“鹤”这个动物对仗起来似乎更好,但到底是无景而诌,凭什么让在场二人满意呢?不错,即使我们已经把黛玉拟比为“花魂”,可是黛玉自己却不可能想象着自己,对天地发出感慨:我林黛玉原是花魂,这冷月将我埋葬啊!既然没有这样的事,“花魂”在文字优越性上的立足之处,又从何谈起?
     我们再转过头思考“诗魂”,其实之前“花魂”对它的驳难,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鹤”是实名词,而“诗”难道就不是么?无非因为“诗”不是动物或植物罢了。植物对动物,又怎么就是更严格的对仗了?这样说来,是不是还应该还搬一个动物什么小猫小猪的过来,凑合一个更工整的对仗的?根本没必要。名词对名词,是没有任何不妥的。“诗”与“花”的对仗严整性,几乎是相同的。何况,“鹤影”之“影”,是看得见的实景,那么“魂”字呢?你能看得见么?不能,只是一个虚拟的情物罢了,看来还不配与“影”字对仗了?为什么人们在大量举证的时候,都不肯从自己的反而思索反推一下,以便审思自身立证的严谨性呢?
     既然在对仗上,“诗魂”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个名词在这里运用的,又好不好呢?还是一个字:好。好在哪里了?因为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实景实情:朗朗皓月在上,林史二人则在月下联诗;月色清冷,笼罩着诗的灵性与精魂,仿佛要把它埋葬。这是何等美妙的对句,也难怪湘云拍手称奇了。而换作“葬花魂”,只怕更多是在重复当年的《葬花吟》,于“新奇”一节是不够齐配的了。
     所以,尽管冯其庸先生在他的论述文字里,立论思维有很大的破绽,但他的最终结论却并没有错。我们在谨慎的思考之后,抛弃与修正了不一些不可靠的论据,并发现了更有力的说论依据,而且能够完全否定“花魂”的可取性。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认为“诗魂”在这里更适合,是极有道理的。曹雪芹在联诗中反复强调实景实情而非杜撰,在他最后为黛玉抛出这样一句新奇绝美的佳句时,想必早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联诗之时的景趣与情趣。他在那里下笔“诗魂”,是无须多疑的。
     那么,既然确定了“诗魂”字样,我们就应该作更进一步的思考:“诗魂”是如何在后来的版本流变中,讹变作了“花魂”呢?
     笔者认为,由于现存的早期钞本,都只是原本的过录本,那么其中经历了多少轮的抄写流转,是不得而知的。由于抄手一时默记的贻误,粗糙之中将“诗魂”讹作了“死魂”,而在后来的校对检查中,又没能细心发现,由此又衍生了另一些循环下去的抄本,也发生了同样的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有一部分人,他们或者是抄手本身,或者是藏书人,他们在校对检查文字时,发现了文字的遗漏与谬误处,开始了较为细致的改动。而正是在文字检查之中,他们发现了“死魂”的问题。因为“死”字是仄音,是联诗要求的对仗格式上,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只有寻求底本来作校订,寻到正确底本的,便径自改作“诗魂”。但有些抄本的底本,已经是错过几轮之后没有发觉的了,就无法校订这个错字。此时的修改人,只能依据自己的推测,另换一个合适的字眼。有从谐音的角度上来考虑,还是改成了“诗魂”,而另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形近”的考虑,又受到前面《葬花吟》的启发,便自行改作了“诗魂”。这样,相关抄本又继续流转下去,便有了我们后来发现的前期钞本文字中,或是“诗魂”或是“花魂”的差异了。
     当然,这个流变过程,也只是我的个人推测,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或者是不可信的成分,就是我自己也无法把握控制的了。而我对于“诗魂”“花魂”这一词的辨识过程,也是首先从分析前人的论述思维入手,进而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一过程当然还可能存在着分析理解上的误差,包括思维审视中的荒谬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朋友们的补充、商榷、批评,以期得到更好的修正、改进与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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