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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文学瑰宝的《红楼梦》，是明清古典世情小说之集大成者。其对晚明追求个体精神独立自由的人性思想多有承袭，寄寓了作者对人性本质和人生命运的独特思考，就此意义上来讲，《红楼梦》堪称中国之哲理小说。近代以来不少文学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红楼梦》所蕴涵的人生关怀和形上思辨，譬如与王国维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家侠人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而王钟麒断言“必富于哲理思想、种族思想者始能读此书”；成之在《小说丛话》中声称“无悲天悯人之衷，决不能作《红楼梦》”，只不过他们的相关论述多流于社会政治问题之借题发挥，并未就此一点深研下去。唯有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条贯缕析《红楼梦》美学上之价值，将其总结为“彻头彻尾的悲剧”。从文化审美的角度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中心意义进行解读，不难看出作者通过艺术手法对主人公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个层面的展示，并因此而奠定了《红楼梦》这部巨著浓厚的悲观主义基调。 鲁迅对《红楼梦》的称许之处，在于《红楼梦》脱出了旧小说的窠臼，“总之自有《红楼梦》以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古典世情小说历来是“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剌剌不休，想耳目间久已尘腐”，何以以贾府兴衰为故事背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故事为基本叙事框架的《红楼梦》能够打破传统，新人耳目，久盛不衰呢？高下之分，就在于《红楼梦》不仅仅象传统世情小说一样仅以讲述艳情故事取胜，更以其独到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哲理意蕴，抵达中国古典小说成就的颠峰。其哲理性就表现在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将作者形而上的体验融会其中，表达出对人的命运归宿的终极关怀。《红楼梦》借儿女情事，写人生虚幻，虽铺排荣华，极写奢糜，却更烘托深化了“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悲剧主题，深明作者思想的脂砚斋称此“四句乃一部之总纲”，可谓中的之论。文学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之为悲剧，并非只是躲不过的天灾人祸的偶然性而已，更在于人性自身必然具有的种种无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俄底普斯的悲剧便是面对人性和命运无能为力的极好例证）：譬如个体价值与社会规范，审美理想与现实局限的冲突等等。也正是通过将人性中这些矛盾冲突大暴露和尖锐化，才使得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的悲剧色彩，在《红楼梦》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下文，我们将借文本与脂批之间的相互应证，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和阐释《红楼梦》中的悲剧意味：即个性价值悲剧、情感理想悲剧、普遍人生悲剧交织而成的悲剧主题。 《红楼梦》的悲剧主题首先表现在主人公个性价值的不被认同、不容于世上。贾宝玉这一文学形象，被作者赋予了石性玉形，正邪两赋的个性特征。《红楼梦》第一回，讲贾宝玉之来历，是女娲补天剩下弃在青梗峰下的顽石，因为“无才补天”，所以“幻形入世”。脂砚斋对此一再提及，“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自谓落堕 ‘情根’，故无补天之用”，更在“无才可去补苍天”侧批到：“书之本旨”，已预先点明了贾宝玉不愿合乎潮流，顺应世俗，经世致用；却顽石通灵，枉入红尘，遭遇情劫的人生历程。贾宝玉反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不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不追求功名利禄，他的理想就是跟大观园中的清净女儿们在一起，自由自在过一辈子。在中国封建传统观念中，提倡人心个性的自由解放，追求至情至美的理想境界意味着对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的颠覆，必被视为不守本分、狂狷僭妄，甚至大逆不道。所以《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子“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劝诫和第十六回秦钟“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的遗言都标志着天然性情、个体本位向世俗规范的让步与妥协，然而对于“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贾宝玉来说，矛盾冲突的不能两全、无可化解，恰如彼此不容的正邪两气赋予一人，无疑是人生之一大悖论、大痛苦。也正因为是真顽石，假宝玉，所以其价值观念中必然带上反叛所处生活环境与所谓正统观念的特点，因此有些文学评论将贾宝玉、林黛玉等极具人性关怀和个性魅力的艺术形象解释为带有市民意识的封建叛逆也不无道理。如《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见林黛玉无玉而摔玉，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又如第七回，贾宝玉初见秦钟时所想：“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个侯门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便是其人性思想和叛逆性格的极好反映。贾宝玉的人生取向与封建贵族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格格不入，视四书五经为陈腐，官场应酬为虚伪，是以真为假，以假为真，丧失了真心本性，因此在厌恶经济仕途，混迹女眷闺阁等看似荒谬的言行中再三彰显其对男性名利世俗世界的贬损和逃避，对女儿洁净纯真世界的维护和崇尚。用现代心理学的某些观念来看，人越是执着于自我，越是使其自身的现实存在成为产生痛苦焦虑的渊源。贾宝玉越是对功名利禄深恶痛绝，越是将清净女儿世界的大观园视为其容身的理想国，而从大观园被抄检开始，就昭示了其人生悲剧的必然。余英时撰文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又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 。而这又何尝不是人性中混同一体却又不可调和的两面呢？ 《红楼梦》“大旨谈情”，其主体内容当然是宝、钗、黛之间的爱情悲剧。先说二玉之间，《红楼梦》第五回称宝玉、黛玉“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脂砚斋批语谓“八字为二玉一生文字之纲”，又言“不独黛玉、宝玉二人，亦可为古今天下亲密人当头一喝”。用情越深，期望越多，痛苦与失落也越多，正所谓“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也恰如纳兰性德的一句词：“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由于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极大差距，感情世界的求全责备，对爱情的理想化追求，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必然导致悲剧结局。是以早在《红楼梦》第二十一回，贾宝玉已开始作“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焚花散麝、脱出情海之想。更在第二十二回写下“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的偈语，欲在不证不求之中，求得不悲不喜。然而《红楼梦》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表现二玉的爱情上，更在于宝、钗、黛三者之间的爱情悲剧上。《红楼梦》第五回，太虚幻境曲文“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脂砚斋批语称：“怀金悼玉，大有深意”。深意何在，自然是钗、黛都是悲剧命运的承载者，其痛苦不幸可相比堪。钗、黛作为爱情悲剧的主角在《红楼梦》中几乎如两峰并峙，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可以从第五回无论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以及太虚幻境曲文对钗黛的相提并论中得到体现。宝钗是的封建社会的淑女典型，虽对二玉的感情了然于心，与黛玉之间也渐趋契合，却无反抗命运的能力而泥足深陷于情感的漩涡之中，正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宝钗制谜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岂非其悲剧人生之写照？如果说金石缘代表着世俗的现实要求，木石盟则代表着审美理想，要二者“兼美”，绝不可得，一旦发生冲突，决定取舍，悲剧结果就无从避免。宝玉、黛玉之爱情悲剧，正如王国维所言，“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叶朗也有近似的看法：“若说是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为何心事终虚话？这种悲剧，往往不仅是时代的悲剧，而且还是人生的悲剧。再合理的社会，也不可能使一切有情人都成眷属。悲剧上升到人生的悲剧，就有了形而上的味道” 。爱情悲剧不能单方面归罪于外力的横加干涉，更多时候是现实境遇使之不得不如此，也才更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因此不管现实世界的结局如何，黛玉和宝钗无疑都是悲剧性人物，作者都从人性的高度上寄予了深切的惋惜与同情。 然而悲剧又岂止于钗黛？《红楼梦》所揭示的不仅是个别人的悲剧命运，其悲剧意识更上升到普遍与永恒的层面，无人能够幸免和逃脱。《红楼梦》第一回写英莲（应怜）“有命无运，累及爹娘”，脂砚斋批语云：“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可见除个体悲剧和爱情悲剧之外，小说寄托了作者更为深广的人生感慨和人性关怀。《红楼梦》第五回将金陵十二钗俱付“薄命司”，是颇值得玩味的，暗示了书中各色女子，都免不了“千红一窟”，脂批谓：“隐‘哭’字”。“万艳同杯”，脂批谓：“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红楼梦》第七十六回，黛玉对湘云所说的“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也是看到了悲剧命运的无人不及、无所不在。因此侠人评论说：“今读《红楼梦》十二曲中，凡写一人，必具一人之苦处，梦寐以为褒某人，贬某人，不知自著者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之眼观之，直无一人而不可怜，无一事而不可叹，悲天悯人而已，何褒贬之有焉？”。故《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脂批云：“余则为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大观园从云集着烂漫天真的美好女儿的理想国变成泪尽人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葬花冢，使悲剧意义得到了普遍性的升华。《红楼梦》通过这三重悲剧的交织渲染，使小说具有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从而完成了一部构架宏大的悲剧作品，也就具有了让“一芹一脂，为之泪尽而逝”的内因。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所寄托，而“字字看来都是血”的《红楼梦》更是寄寓深厚、感慨良多，脂砚斋将之比作“《庄子》、《离骚》之亚”实不为过。 自对《红楼梦》的研究发展成为一门专学??红学以来，对《红楼梦》微言大义的探求已经多得难以胜数。然而《红楼梦》作为文学文本本身的永恒魅力之所在，仍旧在于其对人的命运归宿和自由解脱无止境的追问之中。然而这种追问只能存在于追问之中，只能存在于文学审美中，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性的真正解放，是要实现人的自由本质，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从异已力量的种种制约下解放出来的历史，是自由的发展史。因此人的解放程度，就是自由的实现程度，也就是历史进步的程度。而人总是历史地存在于当下，存在于对其命运的承载之中，并不能超越历史和自身的局限，因此人之自由与解放的求得只能是有限的，渐进的，必得依赖于对人性和社会的不断反思。这种条件制约注定了悲剧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发生的必然性，除非上述种种人性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被取消，人存在的历史困境被解除，人的终极自由才能得以实现。也正因为自由独立的人性追求和纯洁完美的理想境界之不可得，《红楼梦》中人性悲剧的承载者们才在追求解脱、弃绝尘欲中走上了或自我毁灭、或遁入空门的道路，也就是林黛玉所续偈语“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以及“万境归空”的必然结局。而这是否就是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通过其塑造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来的对人生人性的悲悯？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关注人的存在意义，关注人在其历史性境遇中的生存价值。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存在观念注重存在本体，注重当下人生。这种“存在”与人的现实存在不同，是将精神的存在作为体认的依据和最终的归宿，当作唯一真实的存在的，也就是诗意的存在。因此，其审美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体悟的佛理和超脱不羁的庄子哲学有息息相通之处。“佛教（寂）、庄子哲学（无）和存在主义（听任）以越逾在世牵缠的寂然消解绝望，才能在虚无和荒诞中安心怡然自乐”。虽然就现实层面讲，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艺术形象因无法与现实妥协共存而注定了悲剧的结局，然而从精神存在的角度来说，其艺术形象对诗性人生的浪漫追求，对鄙俗现实世界的无望抗争，又使其不啻成为审美情怀的理想化身，从而具有了特殊的人性价值和人格力量，受到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和推崇。这种将美好撕碎给人看的悲剧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化为了对美好毁灭的惋惜和人心人性中如米兰?昆德拉同感同受之“同情”，化为了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再度探寻，从而使其艺术形象在一代又一代阅读者多角度的阐释中具有了更加迷人的魅力，在文学领域大放光彩，经久不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