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有如下一段描写：
    

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 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对于这段文字，胡适认为“是一个旗人作者颂扬满洲帝室的威德”。[①]，而俞平伯承认这是明显的民族主义，但怀疑是有正书局老板在印刷时加进去的。
    

最近，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六期发表了“《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一文。认为“《石头记》的这一小段情节和文字，极有可能是乾隆二十年扫平准噶尔，彻底解决了清朝定鼎以来顺、康、雍三朝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而增写进去的。”
    冯其庸先生写道：“曹雪芹在《石头记》里，忽然出现了变调，变讽刺抨击为热烈的歌颂，如说匈奴、犬戎‘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这是讲边患已是历经各朝，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接着说：‘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这一段完全是正面对朝廷的热烈歌颂，而且歌颂到‘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这确是异乎寻常的歌功颂德，一点也不含别的杂意杂音。下面说：‘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这里所说的‘历朝中’，实际上着重点是康、雍、乾三朝。说‘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历史事实如上面所述，确是有不少西部的部族首领，因不堪达瓦齐的蹂躏，都先后来降，以上这些话，都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最后贾宝玉说：‘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这段话，正是反映了百年边患，给边地人民造成了死亡相继，朝不保夕的痛苦，一旦和平突然降临，从此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所以，人们从心底里产生了幸福感和感恩的心情。这段话，也完全可能是曹雪芹发自内心的对西部平定的歌颂。”
    笔者认为，冯其庸先生的这一观点大可商榷。
    首先，准噶尔是蒙古的一个部落。从汉人立场来看，准噶尔固然与契丹、匈奴一样属于“犬戎”，但是，女真同样属于“犬戎”。 在古代，夷、胡、戎、狄都是相通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写道：
    “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_玁狁（音险允xiǎn  yǔn），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②]
    而岳飞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把女真人称作“匈奴”。满人是女真人的后裔，当然也属于匈奴一类。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中“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诗句就把女真称作“戎”。因此，戎、匈奴都可以指满人。
    因此，“犬戎”一词在清朝也是犯禁的。潘重规先生指出：“雍正十一年，清廷为此重申禁令，凡刊写书籍，一律避胡虏夷狄等字，再犯者照‘大不敬’律治罪”[③]。陈垣先生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详细地揭示了清朝的忌字，其中“忌犬戎第五”[④]。明人著作《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犯了清朝禁忌，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⑤]。
    其次，骂契丹也是犯禁的。因为把辽、元看作敌国，金、清自然也是敌国。清统治者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一切诋毁北魏、辽、金、元的思想都受到禁止。清朝规定：
    

“凡宋明人著作中称辽、金、元为敌国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者，仍行签出拟销。”[⑥]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⑦]而遭全毁。
    因此，作者大骂犬戎、契丹、匈奴是中华之患，实质是骂满洲也是中华之患。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步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⑧]华夏民族建立的国家就叫中国。
    历史上的“四夷”，指中国四境的民族，是华夏族族对非华夏族民族的统称，是与中国相对的概念。《春秋》曰：“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华夏民族与“四夷”的斗争，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编第三章中写道：
    “西周各族间战争，主要是华夏族（华族亦称诸夏，也合称为华夏）抵抗西戎北狄的侵入，其次是对东夷南蛮的攻伐。”
    “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 狁（音险允xiǎn  yǔn），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初期曾打一次大仗，俘获鬼方一万三千另八十一人，斩首馘（音国guó。杀敌人割取左耳）耳的人数，大概也不少。此后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槐里，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经过多次战争，互有胜败，筑城防御，仅能阻止深入。……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西周灭亡。平王靠诸侯的援助迁居洛邑，建立东周，王室衰弱，下降为中等国家。”到了幽王时候，西周就被犬戎灭亡了。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曰：“《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
    以后的“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辽、金的战争直至蒙古灭宋，清灭明，都是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史。而古代的民族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如女真侵宋，“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⑨]
    同样，清侵明，实行掠民为奴、屠城、圈地等暴行，也给汉民族造成巨大灾难。
    这就是“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的历史含义。
    第三，冯先生把‘历朝中’理解为康、雍、乾三朝毫无道理。作者说“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意思十分明白，即这两种人自古就是中华之患，“晋唐诸朝”不仅指晋唐朝，还包括自尧舜起的中华诸朝。因此“历朝”指的是自尧舜起的中华诸朝，而绝非康雍乾三朝。
    第四、关于“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一段，潘重规做过很好的论述。潘重规写道：
    “清初一般不忘故国的文人，像孔东塘在《桃花扇传奇》初上场时，何尝不是大喊‘又到上元甲子，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这一类‘口是心非’的颂扬话。不过到了收场‘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的时候，他的真意便流露出来了。这正与俗话说的‘猪油拌狗屎’是一样的情况！……如果有人以为这样的一派恭维话，就算是诚心颂扬异族，那真是够天真的了！何况在清朝时，满蒙是主子，汉人才是奴才。我们试看乾隆二十年三月的上谕：……‘夫蒙古自我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这话讲得透彻极了！满蒙本属一体，南人哪能高攀？饶你怎么颂扬满洲，亦抵不了毒骂蒙古匈奴的罪恶！清帝心里何尝不明白他和匈奴蒙古在汉人心目中都是‘夷狄’，都是‘一丘之貉’。你如毁谤他一个，即使毁谤他两个；你恭维他老大是圣贤，却骂他老二是猪狗，他还会领你颂扬的情吗？”[⑩]
    红楼梦诞生于血血雨腥风、风声鹤唳的文字狱时代。时人记录道：“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鱼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1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作者不是一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清志士，怎么会连篇累牍地大骂“腥膻”、“匈奴”、“耶律”、“犬戎”、“夷狄”、“中华之患”？作品第一回脂批云：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武穆之二帝”指岳飞恢复中原的壮志未酬，意思很明白。“武侯之三分”则来自陆游的《书愤》。全诗如下：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鬃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前四句写杀敌报国收复失地的壮年之志，后四句写壮志难酬的暮年之悲。但诗人悲愤而不消极颓废，而是以坚持北伐、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自期，抒发了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和无比深沉的爱国之情。
    李盘《挽先兄维曼大司农》悼南明隆武朝的李长倩，其二云：
    

“不向青山正首丘，愿倾热血溅刀头。出师表上风雷动，转饷筹空日月愁。蝴蝶三更思汉鼎，子规万里怨吴钩。英魂到海流无尽，张陆应同把臂游。”[12]
    

亦以诸葛亮北伐比抗清。可见红楼梦是一部“大骂异族”的反清作品。既然如此，那么胡适关于作者曹雪芹的考证就是一个错误。这不是因为所谓的曹雪芹会不会有排满思想的问题，而是因为在那个“见鳝鱼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的文字狱时代，没人会在一部反清小说里署上自己的名字。红学家继续这样罔顾历史，红学只能继续“糊涂”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