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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牍》所涉事件探析 在考订了李煦有“虚白斋”之斋名，查证了《尺牍》中提到的一些不经见的人物与李煦有密切联系之后，再考证《尺牍》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在其它文献中有相关记载，对于论证《尺牍》的真实性更有说服力。 因此，笔者根据以下四个事例来进行论述。 1、曹颙去世，曹頫袭江宁织造职 《尺牍》卷二《与李鹾使》： ……曹舍甥病入膏肓，蒙至尊深为怜惜，乃福薄命殀，不可救药，竟于是月之初八日辞世。又荷皇上念其祖父勤劳特命保举曹氏之子侄承继为嗣，以袭织造职任。不佞以曹頫对，随奉恩旨，准曹頫继曹寅嗣，袭江宁织造职。 这是李煦写给李鹾使的一封信，大致意思是李煦之甥（曹颙）因病于是月之初八日辞世，皇上感念曹颙之祖父勤劳，要求李煦从曹寅的侄子中选取一个过继给曹寅，以袭织造职任，于是李煦就挑选了曹頫，获得了皇帝的恩准。 这一事件与我们所了解的曹家家世情况是一致的。总管内务府的奏销档、李煦的奏折、曹頫的奏折都可以印证此事。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的内务府满文奏销档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奏事员外郎双全、物林达苏成额、奏事张文彬、检讨杨万成，交出曹頫具奏汉文折，传旨谕内务府总管：曹颙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劳。现在倘若迁移他的家产，将致破毁。李煦现在此地，着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本日李煦来称：奉旨问我，曹荃之子谁好？我奏，曹荃第四子曹頫好，若给曹寅之妻为嗣，可以奉养。……遵奉仁旨，详细考查，曹荃诸子中，既皆曰曹頫可以承嗣，即请将曹頫给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放曹颙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街。为此，谨奏请旨。等因缮折。…… 奉旨：依议。钦此。[9] 本月十八日李煦奏折称： 奴才李煦跪奏： 曹颙病故，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念其孀母无依，家口繁重，特命将曹頫承继袭职，以养赡孤寡，保全身家。仁慈浩荡，亘古所无，不独曹寅父子妻孥死生衔结，普天之下莫不闻风感泣，仰颂天恩。[10] 本年三月初七日曹頫谨奏： ……窃念奴才包衣下贱，黄口无知，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特命奴才承袭父兄职衔，管理江宁织造。…… 结合以上资料可证《尺牍》中提及的“曹颙去世，曹頫袭江宁织造职事”是真实可信的，且《尺牍》中提到的“是月之初八日”当为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八日。 2、李煦侄孙钧娶唐氏女为妻 《尺牍》卷二 致唐亲家 小孙钧岁越终军，非复象勺之时；而令掌珠亦当出阁，理宜早完婚媾。虽闻大令爱方有百两之送，某周亲仰体以应，徐商合卺，但寒家实有不得不然之情。是以虔为叩恳，花烛良辰敬选八月十九日。 同上 致贺亲家 小孙钧订婚唐宅，男长女大，固宜早毕向平之事。……已选八月十九日完娶。……在唐亲家，大令爱方当出阁，已极拮据之苦，此番之请，似觉不谅。然弟有此万不得已之情，故有是冒昧渎请。 以上两封信均提到李煦为孙子钧娶唐氏女为妻事，且女方言及“百两之送”，定在八月十九日完婚。那么这个名“钧”的孙是谁呢？娶唐氏女事件在家谱中是否有记载呢？ 同治九年五刻《昌邑姜氏族谱》[12]中有关李士桢一支的谱系，记载如下： 十二世 耀，士桢次子，字寅清，国学生，任贵州贵阳府修文县知县，补广东雷州府徐闻县知县，生于顺治戊戌年八月廿四日□时。娶李氏，生四子：以埙、以（土秀）、以埈、以坤；鲍氏，生子以堂。 十三世 以埙，耀长子，国学生，生于康熙丁丑年五月二十日卯时。娶张氏，生子钧。卒于康熙己卯年八月初八日申时，合葬通州西塔千户营之阳。 十四世 钧，以埙子。娶唐氏。 据此可知，这个名“钧”的孙，实为李煦侄孙，乃李煦之弟李耀的孙子，李士桢之文孙，的的确确娶了唐氏女为妻。 李钧的字或号似为“覩扬”。 沈槱元《柯亭吹竹集》卷七有一首《李覩扬就婚钱唐》，诗曰： 昔日中丞留片石，（中丞毅可先生，曾任浙藩，功绩备载碑碣。） 而今繍幔一丝红； 玉鞭刚过甘棠下，尽道文孙有祖风。 越来溪接浙江潮，百两纡徐乌鹊桥； 初试画眉须索样，锦塘柳叶照他描。 吴山苍翠碧天秋，日照珠帘未上钩； 试听李摹能擫笛，不将箫管让秦楼。 笃耨金颜香兽喷，尚衣使署庆芳荪； 今朝织女于归后，天上云章献至尊。[13] 从“百两纡徐乌鹊桥”句，可以想见婚礼之隆重，这与唐家言及的“百两之送”是一致的。 当然，这首《李覩扬就婚钱唐》诗，是否是写及李钧的，留此存疑，容日后继续查考。 3、促沈宜士赴幕并吊二令郎 《尺牍》卷二 促沈宜士赴幕并吊二令郎 文驾抵宅，已经兼旬矣，谅诸务粗得就理。昨接两淮信，闻张运使于初六日出京，月内必到。弟拟四月初旬赴维扬，诸凡欲待先生商榷。惟冀即日命驾，伫候伫候！至于二令郎，妙年英拔。遽为天夺，不特先生伤情，即弟亦不胜惋惜。但达观任化，还宜曲为排遣，以自珍摄为祷。弟拟设薄祭，托在知雅，不行客套。附致菲仪，惟冀照存不既。 这封信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李煦幕僚沈槱元的二儿去世，沈槱元回家料理，时间已过“兼旬”，李煦来信催其尽快返署。 这件事情，在沈槱元的诗集中也能找到相应的记载。 《柯亭吹竹集》卷七《哭二儿应杓》诗序云： 予客秋之杪，滞迹南兖，以应杓危疾，星驰归里，儿虽病中惊喜，然槁木形骸，相对不胜忧惧，维时父子恋恋，亦必无以身狥人之理矣。顾竹村先生及瓜谐阙，绝无可以代我行者，万不得已，流连五日，再赴邗关，即连镳北上，回首南云，我怀何似。吾行俊，儿知病患加剧，第望长安於日下，岂能旦暮致我，於是声哀杜宇，叫破三更之月，而身卒以死。予入夏踉跄抵家，黄肠寂寂，问已一月馀矣。呜呼，痛哉，染泪抒毫，或曰王福畤之癖与？抑曰仆西柯之过与？吾亦聊以自言吾情也。且予能为之，予终不能读之矣。 按，诗句“亡荆踰岁又亡男”下原注“老荆卒癸巳正月，二儿死乙未正月。” 根据这首《哭二儿应杓》诗的序文及注可知，康熙癸巳年，沈槱元二儿应杓危疾，直到秋末沈槱元才得以从南兖归里。父子相见，分外悲伤。 不久李煦因公务写信催沈槱元，槱元又流连五日，与病重的二儿应杓告别北上。等到第二年入夏，沈槱元返回家中时，二儿应杓已下葬一月馀矣。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沈槱元的二儿的确夭亡了。 《尺牍》卷二《促沈宜士赴幕并吊二令郎》这封信当写于康熙乙未年的三月下旬。 4、李煦六旬举二子 《尺牍》卷二 寄京中三弟 ……我于九月十五日添得一子，十一月廿四日添一女。并以附闻。 李煦在六任巡盐御史前不久，于同一年中喜得一儿一女。 儿子生在九月十五日，女儿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一事件，从沈槱元、成达可的贺诗中也可得到印证。 沈槱元《柯亭吹竹二集》卷七《贺李廷尉公举子》，曰： 丙申九月十五日，竹村先生育麟大庆，余得与汤饼会，因效白香山贺崔侍郎举子诗，輙为挥毫，然凤雏雀跃，虽成十截句，犹未足以畅我贺忱也，步方永大茅君后尘，再填词一阕，盖三百篇反覆祝嘏之旨云尔。 玉节牙旗护近臣，乍添蓬矢庆方新； 尚衣官署红云降，织女抛梭送石麟。 梨花九月出灵根，瑞霭充闾庆德门； 二十余年未举子，佳儿新得小如孙。 绣荐红罗绕画屏，玉芽珠颗叶金铃； 洗儿有句千秋再，日月欢同是考亭。 （晦庵九月十五日生，父乔年先生作洗儿诗。） 长庚入梦孕星精，花甲初周硕果生； 头角岐嶷秀骨异，我为温峤试啼声， 重阳才过花仍在，菊水盆中浴凤雏； 何事知公第一喜，展书不但识之无。 密迩三台星是媊，起居八座貌如仙； 九旬阿母偏多庆，添个文孙弄膝前。 长君风致自高骞，又有童乌读太玄； 新毂养成毛羽日，阿鸿带去共摩天。 （崔光悌长子名阿鸿，光悌训次子曰：“阿鸿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乌台今日鸾生毂，豸府明朝鲲化鹏； 不是父官仍大理，定扬祖烈再中丞。 银盘不进五侯鲭，汤饼筵前颂百龄； 惟有沈郎堪与宴，老来一样得宁馨。 （余七月十六日得子。） 玉暖烟生种几回，宜男何必祀郊禖； 阿兄璋弄刚弥月，唤出呱呱小弟来。 （第三如夫人十月坐蓐。）[14] 成达可《彭麓诗钞》《大理李公举第二子》，曰： 清风修竹桂联芳（御赐堂名修竹清风）， 争羡龙门再弄璋。 奕叶簪缨皆入座，凤麟有种自非常。 菊吐清芬月正圆（九月十五日生），仙源紫气育英贤。 主人花甲筹添二，从此长歌瓜瓞绵。 高堂寿母庆期颐，喜茂文孙百福宜。 忘老不须学戏彩，（按：原文缺。） 康熙丙申年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此年李煦已六十二岁高龄。年逾花甲，喜得佳儿，其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但这两个孩子在《族谱》中却没有被收录，其中有什么隐情，难以知晓。 综合上文分析，李煦《虚白斋尺牍》中涉及到的人、事是有文献可证的，《尺牍》内容是真实性是毋庸置疑。 四 、价值浅探 在《虚白斋尺牍》文字录入工作结束之后，我就把精力转移到《尺牍》的真伪鉴别上来了，并没有介入到《尺牍》注释工作中，也没有对《尺牍》内容作系统的研究。 因此，我对《尺牍》的价值认识很有限。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看法，现把自己的一点心得和《尺牍》文字录入工作结束之后所作的工作汇报中的部分内容列于此，算是本文的结语吧。 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可以说是考证派一统天下，考证派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不可否认的。 考证的基础是材料，但是新材料的发现具有高度的偶然性，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 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考证工作必然陷于停顿。 这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则是在新材料的发现愈来愈困难的情况下，考证派的红学家便不免要在已有的材料上多打主意，希望从其中逼问出更多的消息。其结果则是有的材料被迫而夸张供证，有的更弄得屈打成招。再就是伪造文物，扰乱正常的学术研究。 新发现的李煦《虚白斋尺牍》，是一份真实可信的材料。 这份材料的出现，必然会给沉寂的考证红学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比如《尺牍》里面涉及到的李煦家世、曹家家世、李煦与曹寅的政见不一、李煦亏空、拒贿等等问题，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可作为一个新的选题来进行研究。 这对进一步探讨《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在工作汇报中我曾提议，为了彰显《尺牍》的学术价值，可以把《尺牍》放在广义的“曹学”研究范畴中进行研究。 为此，可以作《李煦<虚白斋尺牍>文献价值初探》、《李煦巡盐政略考》、《李煦、曹寅巡盐政略比较研究》，也可结合现搜集到的有关李煦资料，编《李煦年谱》、《李煦研究资料汇编》。 也曾提议，随着《虚白斋尺牍》的发现，还有两项工作可以深入去做。 1、到昌邑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尺牍》的详细收集过程，收集《昌邑姜氏族谱》、姜氏祠堂、姜家大湾、李煦文物等相关资料，以及关于姜、韩、张家的民间口碑资料，寻找李煦后人。 2、清人沈世和曾为李煦刻过300多方字号、室号印章，辑成《虚白斋印谱》。谱前有赵执信序言，谱后有李煦跋语。 此谱对研究李煦应该有一定的价值，似可还存世，希望能把这个资料发掘出来。 2011年6月27日于北京 [1] http://hlm.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4402 [2] http://www.ourcy.com/city/ls_read_mr.asp?newsid=526 [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25fdc0100b99l.html (2008-12-06 15:56:58) [4] 在我将从网上找到的《虚白斋尺牍》相关介绍资料送交胡文彬老师的当天晚上，胡老师打电话要求我查找《尺牍》序者成达可的诗文集。 第二天我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01年影印出版的《罗氏雪堂藏书遗珍》中发现了成达可的诗集《彭麓诗钞》，其底本现藏于辽宁图书馆。本文所引用《彭麓诗钞》中的资料均出此影印本，不另注。 另，对胡老师特允许我优先引用《彭麓诗钞》中的材料表示感谢。 [5] 见沈槱元《柯亭吹竹集》，康熙间刻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文所引用《柯亭吹竹集》中资料，如不另注，皆出此集。 [6] 见李果《咏归亭诗钞》卷三。 [7] 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463页。 [8] 同上，第318页。 [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页。 [10] 同上，第127页。 [11] 同上，第128页。 [12] 去年冬底，北京曹雪芹学会领导到山东昌邑考察李煦《虚白斋尺牍》相关情况时，承赵仲泉先生惠赠同治九年五刻《昌邑姜氏族谱》（清代《昌邑姜氏族谱》一共六次刻印，刊刻时间分别为：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六十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九年、宣统元年）。 曹学会领导回京后，又将该资料复印分送给在京的部分红学专家，胡文彬老师得到了一份。过后不久，老师又将这份资料转赠给我。对胡老师赠我这一资料，表示真挚的谢意。 [13] 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317页。 [14] 同上，第463页。 (责任编辑：admin) |